在探讨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时，无法回避近年来在日本学界颇具影响的“战时源流说”和“1940年体制”论。

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一书出版。该书开宗明义地写道：终身雇佣、年功工资、企业内工会等所反映的“日本式劳使关系”，轻股东重职工的“日本式经营”，以主银行为核心的“银行系列”及相互持股，承包等“企业系列”，没有明确依据但却深入到经营细节的政府对民间的“行政指导”等等，这些经济制度和经济习惯构成了“现代日本经济体制”。而“构成这一体制的许多重要部分，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前期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和战时经济化的过程中诞生的”[24]。“现代日本的经济体制，是战时创造的体制，是通过官僚制定的经济计划并以企业及企业集团为实行组织来实现的体制。”[25]

这部以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学者为主体合作完成的学术著作，不仅观点刺激，其比较制度分析和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点，因此在学界反响极为强烈。

两年后的1995年5月，一桥大学教授野口悠纪雄著《1940年体制——兼论“战时经济”》一书出版。野口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构成现在日本经济的主要因素是战争时期产生的”，“我认为日本经济体制依然是战时体制，并为之命名为1940年体制”。接着，野口阐述了以下两条立论理由：其一，“这一时期日本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制度，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等日本经济的特点，在日本原本并不存在，而是根据战时经济的要求被人为地导入的”；其二，经济体制的连续性问题，与战前、战后不连续的正统观点相反，战后的“人事和工作方法全部是连续的”，“不仅制度上的连续性令人吃惊，更重要的还在于官僚及企业家意识的连续性”。野口进一步指出，“这一体制的基本观念是生产优先主义和否定竞争，并且这一观念直至现在仍发挥着巨大影响”[26]。

在具体论证上述观点时，野口以1940年为分界线，列举了经济体制若干子体系的如下变化，即企业经营方面股东权利的削弱，终身雇佣制及年功序列工资体系在全国范围的制度性扩大，白、蓝领员工参加的企业内工会的普及，制造业中的承包制；金融体制方面由直接金融为主向间接金融为主的转变；官僚体制方面行业统制会、营团、公社、公库等组织的出现，官僚思想的变化；财政制度方面发生的以直接税为中心及中央集权主义的变化；土地制度方面《粮食管理法》《借地法》《借宅法》的颁布，使地主的权利被大大削弱，等等。

与冈崎等人的研究相比，野口的著作视野更宽、提出的问题更尖锐、社会影响更大，但是从学术性及严谨度讲，后者不具可比性。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观点相似，都力图证明战后体制是陈腐的战时体制，应予彻底改革。

针对这两部著作的观点，日本学界已有相当多的批评。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其许多论述有一定根据，值得参考，但其核心观点不能肯定。

“战时源流说”和“40年体制论”强调的战时经济体制与战后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由于“总体战”需要，战时的国家经济统制骤然加强，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下，增加生产成为企业经营的第一目标，一批经营者开始走上管理者的舞台。由于大批青年应征入伍，劳动力供给紧张，企业为稳定企业员工，采取了终身雇用、年功工资等措施。战时经济的动**，使国民的金融资产更多地选择了相对保险的邮政储蓄，而金融统制则使国家控制资金的流向成为可能，间接金融及为企业指定融资机构的主银行制度得以发展。与此同时，战时官僚的权力及官僚机构膨胀到极点。这些观点对于纠正以往日本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战前、战后“中断说”的偏颇是有说服力的，传统观点确实存在着过高评价战后改革、特别是美国占领当局主导的改革问题。

但是，“战时源流说”和“40年体制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些缺陷最明显地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所谓构成战后经济体制的主要子体系产生在战时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在考察这些子体系的生成过程时不难发现，其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代，人类社会首次上演的“总体战”、战后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欧洲各国开展的以加强政府权力为背景的产业合理化运动，以及日本国内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是促使其经济体制发生变动的内外条件。事实上，体制的变动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1927年金融危机时日本银行法的修改所引起的制度变化，以及由此发生的金融界大分化、大改组，便是铁的史实。行业统制会的出现则更早。

第二，无视或低估战后改革对经济体制的作用和影响，是持“战时源流”和“40年体制”论者所犯的致命错误，也是其治学上偏于武断、过犹不及的表现。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动改革，已经触动了战前、战时经济制度的根基，对这些根本性变化视而不见，或做淡化处理，都不是学者应有的严肃态度。

笔者认为，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生长、基本定型和发展的若干阶段。从时间发展的顺序看，大致可划分为20世纪20年代的萌芽阶段，30年代至40年代前期的生长阶段，1945年战败至1955年前后的定型阶段，以及此后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阶段。因此，战时只是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战时经济体制的某些要素对战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两者具有前文论述的四大本质性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就像人和猴子的关系一样，按照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人的先祖曾经是猿猴，抛开猿猴时代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人类的产生，但谁也不会同意现在的人类就是猿猴的说法。[27]

注释

[1]参照陈秀武著《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第3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第246页。

[3]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41页。

[4]李玉、马新民：《战后日本的农地改革》。见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514—532页。

[5]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79—81页。

[6]埃莱诺·哈德莱：《1983年看占领下的经济改革》。见袖井林二郎编《世界史中的日本占领》，日本评论社，1985年，第195页。

[7]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3卷（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第314页。

[8]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第1卷（战败与占领），青木书店，1990年，第186页。

[9]日本外务省特别资料部编：《日本占领及管理重要文书集》第1卷（基本篇），东洋经济新报社，1949年，第102—104页。

[10]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第1卷（战败与占领），青木书店，1990年，第187页。

[11]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3卷（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第296页。

[12]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64—66页。

[13]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战后改革》第1卷（课题与视角）序，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

[14]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战后改革》第1卷（课题与视角）序，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79—81页。

[15]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战后改革》第1卷（课题与视角）序，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100页。

[16]井村喜代子：《现代日本经济论》，有斐阁，1994年，第117页。

[17]日本租税研究会：《战后的税制与租研的活动》，明文印刷社，1958年，第23页。

[18]关于本书作者提出的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于1955年前后的观点，请参见杨栋梁在所著《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兼论经济体制改革》（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经济发展的政治学》（收于世界史研究年刊编辑部编《世界史研究年刊》总第1期，世界历史杂志社，1995年）、《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特征》（收于北石编《战后日本五十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的有关论述。最近，日本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见解，桥本寿朗在论述战后日本企业体系的形成时指出，这一体系是“1955年前后确立的”，“确切地说，战后体系是在1949年开始启动的恢复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从制度和现状入手对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进行修正之后才予以确立的，美式制度的日本化构成了在1955年前后形成的日本式企业体制的雏形”。（见桥本寿朗、长谷川、宫岛英昭《现代日本经济》，戴晓芙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日文原著由有斐阁1998年出版）

[19]远藤湘吉：《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2页。

[20]宫本宪一：《社会资本主义》，有斐阁，1969年，第367页。

[21]通产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7卷（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22]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238页。

[23]鹤田俊正：《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日本经济新闻社，1984年，第120页。

[24]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日本经济新闻社，1993年，第2页。

[25]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日本经济新闻社，1993年，第4页。

[26]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兼论战时经济》序言，东洋经济新报社，1995年。

[27]原文刊于日本《青山经济论集》2004年3月号及《南开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