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士族俸禄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现实选择上要不要彻底废除俸禄制度以及怎样废除，二是从长远观点看废俸后能否使华士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发挥正向作用。对此，右大臣岩仓具视认识清醒，早在明治初年就强调：“以现下情况，具有百科学问、可使国家事业进步者，士族之品性尤为接近。”“将来扶持国家之文明、维护国家之独立者，非此等高尚种族不可。”[16]主管政府财政的大隈重信也表示：废除俸禄的政策宗旨不只是“革除以有用之财养无用之人之弊”，更要“使无益之人就有益之业”。[17]从政策的实践效果看，这一初衷已经实现。

1876年废俸后，华士族以金禄公债为本金，先是向金融业大量投资，继而向铁路、纺织、物流等近代工商业领域扩展。1886年日本近代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就是以此为背景的。对此，生活在同时代的福泽谕吉深有同感，他说：“今日，我国的银行业也好，海运、铁路、诸制造业也好，凡理财殖产之大事业，均为士族学者流所操办。”[18]经济史学者土屋乔雄认为，明治时期新兴的企业家多出身于旧商人以外的诸阶级，其中最重要的实业家，大多来源于武士、准武士、医生或农民。[19]美国学者布莱克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尤其在明治初年，大多数新兴企业，如金融、交通、纺织、保险等方面的企业，均为士族企业家最早兴办。”[20]另据有关研究，明治时期华士族出身者，占企业家的48%和各级政府官员的41%。[21]此外，在军队、警察和各类学校的教师中，华士族出身者也占有很高的比例。

具体说来，在金融界，1877—1887年东京府成立的16家国立银行中，除了第二十七银行没有留下相关资料外，第十五国立银行的股东和经营者全部是华族，其余14家银行的62名高级管理人员中，士族出身者为39名。[22]

实业界的状况也大致如此，华士族以金禄公债为初始资本，积极组织或参与近代企业的创建，成为企业的股东或经营者。根据明治时期东京府的一项调查，1877—1882年间，东京地区创建了91家公司，401名发起人中，华士族出身者156名，占发起人数的39%。[23]另一项显示士族参与度的统计数字是：1876—1882年，在政府的号召和直接贷款的优惠政策下，东京地区成立了近200个独立的士族工商业组织，约10万名士族参与了组织活动。[24]

废俸后“下海”并迅速成长为银行家和企业家的华士族成员不胜枚举，其中享有“日本企业之父”美誉的涩泽荣一最具代表性。涩泽出身于豪农家庭，做过幕末将军德川庆喜的幕臣，明治政府成立后入朝为官，曾任大藏大丞。1873年，涩泽弃官从商，创立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国立银行并担任行长，之后依靠其“在野官僚”的特殊地位及“论语加算盘”的独特经营理念，组织创建了王子制纸、大阪纺织、东京人造肥料、东京瓦斯、东京储蓄银行等500家企业，经营领域涵盖金融、铁路、轮船、钢铁、电气、炼油、采矿等几乎所有重要经济部门，直至发展为赫赫有名的“涩泽财阀”。

五代友厚无论在经历还是地位影响上，都是堪与涩泽荣一匹敌的士族企业家。“东涩泽，西五代”的流行语，反映了当时商界的共识。五代生于萨摩藩吏之家，1869年辞掉政府参与之职后下海经商，组建通商公司、汇兑公司、大阪造币寮、堂岛米商会所、大阪股票交易所、大阪制铜公司等，成为了关西商界呼风唤雨的领军人物。

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是士族企业家的又一代表。岩崎出身于土佐藩破落武士之家，早年在土佐藩的开成馆货殖局效力，积累了“洋务”经验。明治改元后，买下商馆的一部分资产，建立了家族企业三菱公司，专事海上运输。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时，三菱受命代管政府的13艘轮船，承担了侵台的军事运输任务，因“使用上大尽其力”[25]，深得大久保等政府要员赏识，战后不仅廉价将这批政府船只归为己有，而且开始享受政府特许的优惠贷款及航运补助。至1885年，三菱已成为日本航运业的巨无霸，不仅垄断了国内18条航线的运输，而且开辟了远至中国上海、朝鲜釜山、俄国海参威的七条国际航线。[26]在此期间，三菱还接管了官办企业高岛、油户、中岛煤矿，佐渡金矿和长崎造船所，从而一跃成为跨业经营海运、造船、采矿、国内外贸易的超级政商。

应该指出，在废俸后华士族的“变身”过程中，成为士族企业家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士族成为了自食其力的普通国民，从长野官办缫丝厂大量雇用士族家庭出身女工的纪录看，靠出卖劳动生活的士族家庭也很普遍。大浪淘沙，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华士族这一昔日的寄生性统治阶级，已被分化为资本主义发展所必要的资产者和无产者。

明治维新是“不想灭亡的”日本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27]的范例，其“不想灭亡”的途径和方法是改革和创新，而每一步改革和创新又与风险相伴，废除华士族俸禄也是如此。明治政府宣布买断华士族俸禄后，各地接连发生士族暴乱，1877年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士族叛乱，响应者3万余众，明治政府是举全国之力，花费半年多时间才镇压下去的。对于当时的改革，日本学者高桥龟吉评论说：“如此一系列对封建制度的破坏，是当时的武士阶级事前普遍想象不到的。不仅一般武士，即使是推进革命的主要势力也大多如此。他们原本是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动员倒幕势力的，然而完成倒幕后却摇身一变主张开国，成了狂热移植西欧文明的领导者；倒幕是依靠诸侯的兵力实现的，按照传统的想法，诸侯们以为新政府必然会给予他们更大的权力，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掌握了政府实权的他们昔日的家臣，通过废藩置县剥夺了他们祖传的权力；舍命参加倒幕的大多数武士也曾幻想打败幕府后会加官晋爵、荣华富贵，岂料昔日的战友做了新政府首脑后，迅即全面废除武士阶级特权，始则减俸，终则以金禄公债了断。”[28]

以金禄公债一次性买断华士族领取俸禄特权的重大举措，反映了明治政府的决策者顺应时势的政治见识和胆魄；允许以金禄公债为本金创设银行和企业，使虚拟的远期资金变成现实的投资资本，为华士族开辟了走新路、做新人之门，显示了决策者的经济智慧。

由此看来，金禄公债的发行起到了三重效果：一是以和平、赎买的方式解除了华士族的经济特权，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改革的风险；二是把政府债务演化为民间资本，促进了原始积累，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要的融资渠道；三是通过废俸和金禄公债的“妙用”，强制与诱导并行，促进了华士族的改造和“变身”，从而在旧有的寄生阶级中分化出资本主义发展所必要的资产者和无产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废除俸禄制度及其金禄公债的妙用，堪称一项化腐朽为神奇的制度创新。[29]

注释

[1]俸禄包括世袭俸禄、终身俸禄、年俸禄及奖赏。

[2]大藏省编：《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成》第4卷，东京：明治文献资料刊行会，1963年，第43页。

[3]《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第221页。

[4]多田好问编：《岩仓公实记》下册，东京：原书房，1979年，第831—832页。

[5]深谷博治：《华士族秩禄处分研究》，东京：高山书院，1941年，259页。

[6]深谷博治：《华士族秩禄处分研究》，东京：高山书院，1941年，第264页。

[7]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8页。

[8]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大隈文书》第3卷，东京：1960年，第170页。

[9]吕万和：《明治初年的秩禄处分》，《历史教学》，1986年第3期。

[10]大藏省编：《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成》第8卷，东京：明治文献资料刊行会，1963年，第475页。

[11]“国立银行”是容易产生歧义的称谓，其本意是根据国家法律建立的民间银行。1872—1885年，日本政府和各个国立银行均有纸币发行权，因此是各种纸币同时流通的特殊时期。1883年日本银行成立后，于1885年发行日本银行券，同时开始回收各民间银行发行的纸币，最终实现了全国纸币的统一。

[12]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第3卷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60页。

[13]吉川秀造：《士族授产研究》，东京：有斐阁，1940年，第259页。

[14]石田舆平：《日本经济的发展》，智慧女神书房，1973年，第33页。

[15]大石嘉一郎编：《日本产业革命的研究》下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70—72页。

[16]多田好问编：《岩仓公实记》下册，东京：原书房，1979年，第548页。

[17]芝原拓自：《日本近代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第199—200页。

[18]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第373页。

[19]土屋乔雄：《日本资本主义史上的领导者们》，东京：岩波书店，1941年，第171页。

[20]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中译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页。

[21]青木利元：《日本型“企业的社会贡献”》，http://kokenn.good-job-zeirishi.biz。

[22]李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23]乔恩·哈利戴：《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0—61页。

[24]李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25]日本史籍协会编印：《大久保利通文书》第6卷，东京：讲谈社，1927年，第384页。

[26]岩崎家传记刊行会：《岩崎弥太郎》上，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148—15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沈阳：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页。

[28]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2卷，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第22—23页。

[29]原文《“金禄公债”的妙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除华士族俸禄政策再探讨》与刘芳兵合作，刊于《历史教学》2014年第8期，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