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仓一行首先访问美国，伊藤博文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豪言万丈，自诩日本是初升的太阳，不久即可高悬太空，光披万国。然而，美国无意放弃其在日本的既得权益，对美修约谈判的结果是，“彼之所欲尽取之，我之所欲一而未得”[9]。这一冷酷的现实，打消了岩仓一行出使修改条约的念头，不得不以考察各国国情为主，岩仓等人“冒寒暑，究远迩，跋涉于穷乡僻壤，采访于田野农牧，观览城市工艺，了解市场贸易……”[10]，对欧美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考察，收获显著。

一是找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楷模”。19世纪70年代的欧美，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顶点，资本主义在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乃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领域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使节团所到之处，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其工商业发展的巨大成就，更使使节团一行瞠目结舌。“所到之处，没有一样是土地生产的东西，只有煤和铁，产品皆从外国进口（原料），（加工后）再运往它国。机器工厂之盛行，超过以往的传说。”[11]慨叹之余，他们开始认真地思索和探寻欧美资本主义何以发展的原因，尤其注意到欧美经济制度及各项法则，醒悟到，英国之所以成为“雄视横行世界之国”，就在于其煤、铁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机器制造业、纺织业和航海业的发展[12]，而这正是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重视发展工商业的结果。他们认为“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理，以保护人民为主旨……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13]。相比之下，也认识到幕藩体制下的日本长期推行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政策的种种弊端，对此，负责考察西方产业情况的大久保利通体会最深。他认为，“大凡国之强弱，在于人民贫富；人民之贫富，在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归根结底，未尝不在于政府官员之诱导与奖励……为国为民负其责任者，必当深思熟虑，由工业物产之利到水陆运输之便，系属保护人民之紧要者，宜按国之风土习俗，民之性情知识，制定其方法，以此为今日行政上之根本，保持其已开成者，诱导其未就绪者”[14]。他决心以英国为“典范”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

二是找到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确定了改革的原则。明治政府本来是通过“王政复古”政变收回幕府权力的，成立后采用的是奈良时代实行的太政官制，这一陈腐的政治体制显然有悖于时代潮流，因此考察欧美的政治制度以建立适合日本国情的政治体制也是使节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各国的宪法做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并加以比较。结果认为，尽管英、法、美等国最为繁盛，但其政治体制存在许多弊病，不适合日本的国情。大久保说：民主政治虽然“至合天理”但“不适合于习惯旧习、盲目崇拜宿弊之国民”。[15]在日本，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的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16]。宪法应“上定君权，下制民权，使人君安于万世不朽之天位，使生民保有自然固有之天爵”[17]。重点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认为德国的情况与日本的国情极其相似，其统治经验和专制主义制度尤为值得日本效仿。木户明确地表示，“尤当取者，以普国为最”[18]，而“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19]。决心在日本建立集权主义政体，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后来的情况表明，日本的制宪工作和国家专制主义官僚体制的建立正是沿着普鲁士的道路进行的。1889年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如实地体现和贯彻了岩仓、木户、大久保等人所主张的集权主义思想。

三是找到了日本长期落后的思想根源，认识到教育是立国之本。岩仓使节团对欧美的考察，不仅深入到政治、经济领域，而且深入到思想意识形态，对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形成西方近代社会基础的各种原理都做了认真的研究，使他们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从而把他们获得的一般“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对东西方的比较，他们发现，“东西方风俗性情各有不同”，“西方人注重实学，东方人笃信玄学”。西方人设草木园禽兽园，搜集各国古今货币等是“为使学识广博……能促进实学，发现对工商业之实益，以成富庶之媒介”[20]；兴办教育，是教人掌握“省力、集力、分力、均力之术”[21]，以“培养殖富之本源，而使国家兴盛**”[22]。而东方，“耻于研究一草一木”[23]，“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词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非用心于此”[24]。他们断定，“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尤在此习惯之结成”[25]，痛感日本“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大声疾呼，“为国着想之人，当由此激发斗志，努力奋斗兴起”[26]。他们深切体会到，日本不仅要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还必须移风移俗，进行教育改革。木户在访美时就给国内写信，指出，“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兴办真正之学校……确立牢不可破之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27]。从这里可以看出，使节团成员对流行日本千年之久的习俗和现状进行了多么深刻的批判！他们摈弃了“形而上”的陈腐观念，接受了“形而下”的“实学思想”，这的确是一次思想上的自我否定。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幕府末期日本也有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大力推崇传播这种“实学思想”，但其影响还主要是在民间，而岩仓使节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明治新政权的领导骨干，因此上述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变化，必然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巨大的推动。

四是确定了先“内”后“外”的治国“方略”。1873年3月15日，德国首相俾斯麦会见了来访的使节团主要成员，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此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28]弱小国家要想独立自主，必须“振兴国力”。他还讲述了当年弱小可欺的普鲁士，怎样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并成长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俾斯麦的谈话，强调了两点，弱小国家能否生存并强大起来，取决于国家的实力，既要富国，又要强兵；在“内治”与“外交”的关系上，“内治”优先，搞好内治，外交上才有发言权。听了俾斯麦的这番“实力政策”讲话，岩仓使节团顿开茅塞，出访以来修改条约谈判失败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大久保对这位“铁血宰相”崇拜得五体投地，称其为“誉满全球的俾斯麦大先生”[29]，认为“治理新国家必须像他那样”[30]，以实力对强权，首先着眼于“内治”。他激动地写信给国内的西乡隆盛说：“听了傅斯麦的一席话，开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31]

总之，通过出访，使节团成员目睹了西方文明的进步，承认了日本与西方的悬殊差距。岩仓在访问罗马时承认，“至此所视察之各国状况，似英、美、德、法这样的强国自不必说，虽二三流之诸国，其文化之繁盛，亦为我国殊不可比”[32]。大久保也说：“到西洋这么一看，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33]由此可见，使节团成员不仅在与西方的差距中增强了知耻后勇的迫切感，而且从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短期内发展壮大的实践中坚定了后起直追的信心。如果说出访前明治政府的决策者对日本的发展方向和改革路径还很模糊，那么通过使节团出访欧美的洗脑，国家发展的战略蓝图及其近代转型的改革举措，已经在使节团的核心成员中成竹在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