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党在组织结构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派阀林立，二是由国会议员决定党内政策，地方级党组织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国会议员作为党组织和选民之间的桥梁，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而支持国会议员的是后援会组织。这样，自民党的组织结构，便形成了“党（总部）——国会议员——后援会”这样一种模式。由此可见，后援会组织在自民党组织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后援会组织不仅存在于自民党，也存在于多数其他政党中。所以，后援会作为日本政治中的一种特有的组织形式，经常被人们所提及。但是，日本学者专门论述后援会的文章尚不多见，我国的日本研究者也似无人涉及。[27]这里，仅就后援会的形成、发展、活动情况及其在自民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做一简单介绍。

（1）后援会的形成与发展

战前的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其基础是以地主为核心的地方势力。国会议员大都是地主阶层的人物，政党的基础在农村。因为当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地税在国家税收方面占有很高的比重，而税收多少是决定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举行第一次众议院议员选举时，有投票权的人限制在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者，全国只有45万人，只占当时人口8990万的1.1%，投票成为一种特权。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新选举法出台，选举权的条件规定为缴纳直接国税10日元。1902年根据这一制度进行选举时，有资格的选民为98万，占总人数的2.1%。以后，选民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选举资格的规定也有所改变，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选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1908年和1920年选举时，仍分别只占3.2%和5.5%。直至1925年制定《普通选举法》和废除纳税资格的规定后，在1928年大选时，25岁以上成年男子有了选举权，选民人数达到124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20.1%。[28]

战前的日本保守政党，在这种带有附加条件的选举制度下竞选国会议员，一般要得到地方“名望家”的支持，这些有名望的人士，一般是指地主和工商业主等有权势和一定知名度的人，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文化，有威望。选民比较容易团结在这些地方名人的周围，对候选人采取一致的投票行为。这种以地方“名望家”为核心构成的地区性人际关系网，就是政治家的“集票组织”，一般称作“地盘”。如果候选人和“名望家”的关系很牢固，其地盘便可视为候选人的私有财产。战后初期，出现过被整肃的政治家将其地盘“借给”其他政治家的情况，就反映了地盘“私有化”这一事实。

战后初期，通过农地改革，日本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阶级被消灭，传统的“名望家”也不复存在。但是，农村作为共同体而采取一致行动的传统习惯并没有消失。这时，昔日的“名望家”被新的地方首长和地方议员等地方官取而代之。战前，这些地方官一般由传统的“名望家”半义务式的兼任，战后，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自然也就成了新的“名望家”。这样，地方的传统秩序便通过这些“官位名望家”而得以维持，形成了国会议员与“官位名望家”、“官位名望家”与地方传统秩序这样的双重结构。也就是说，在农村地区，国会议员还可以通过这种结构间接地控制选民和“地盘”。

但是，1955年以后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给这种“地盘”政治秩序以巨大冲击。这是因为：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在缩小，城市地区在扩大，也就是说，传统秩序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地区越来越小；第二，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削弱了农村的传统秩序，同时，人口流入城市以后，也冲击了城市原有的传统秩序；第三，留在农村的农民也大都成为兼业农民，这些人的生活和活动范围扩大到农村以外的地区，也起到削弱农村传统秩序的作用。总之，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旧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不可能再利用传统秩序来间接地控制选民。

另外，随着新宪法和新选举法的制定和实施，妇女有了参政权和选举权，选民年龄也由25岁下降到20岁，这样，选民人数大大增加。在1946年举行的战后首次大选中，选民达到3687万人，占总人口的48.6%。后来，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选民人数和比率更是逐年增长。1993年大选时，选民人数达9447万，占总人口的76.2%。[29]面对如此巨大的“选举工程”，基层组织异常薄弱的自民党，必须寻求一个直接组织选民的新方式，于是出现了后援会，从而逐渐成为自民党组织机构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日本，后援会这一组织早在战后初期就出现过。当时有些刚刚步入政界的新人联合一些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后援会，依靠后援会的力量步入政界。1946年，中曾根康弘在老家组织的“青云塾”，恐怕是作为选举组织的后援会的雏形。[30]后来，不少国会议员看到后援会这种组织形式颇为有效，争相效仿，到1950年代议员们都纷纷组织起自己的后援会。

19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格局出现自民党和社会党相抗衡的“五五年体制”。自民党为了对抗社会党，曾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加强地方基层组织，但收效不大，自民党议员为了巩固各自的地盘，不得不另辟蹊径，着力发展个人后援会。

但是，自民党议员们组织个人后援会的目的，与其说是同社会党相抗衡，不如说是更着眼于同其他的自民党竞选者竞争。因为战后日本长期实行中选区制度。在全国122个选区中，选举466名议员，每个选区选3—5人，这样就出现在同一选区中自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相互竞争的局面。各派为了在选举中取胜，竞相发起后援会。于是，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自民党后援会开始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并因此而引起世人的关注。

1960年代以后，社会党的议员候选人也开始组织后援会。1963年地方选举时，各级地方议会候选人也“上行下效”，纷纷组织后援会。但是，当时后援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因为在农村地区，竞选活动的主体虽然正在从“传统的名望家”向“官位名望家”转移之中，但传统秩序仍在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大城市，组织后援会的条件也还不太成熟。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援会逐渐遍及农村和大城市，成为自民党议员最有力的集票组织。

后援会的形成主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议员候选人与亲朋好友建立固定的联系，把有血缘、地缘、职业和同学关系的人串联在一起，这一步比较容易做到；第二阶段，寻求地方上有实力的支持者，包括地方上的行政首长以及对选举能产生影响的人；第三阶段，与上述支持者广泛接触，以他们为核心，分别组成后援会支部；第四阶段，在成立支部的基础上建立后援会总会。

国会议员在建立个人后援会的整个过程中都要花钱。这些钱基本上靠议员本人筹措、支付。日本著名政治学者北冈伸一对某国会议员做过一次调查，大致情况是：第一阶段花钱最少，只对亲朋好友送些点心之类的礼品即可；第二阶段则要对町、村长等地方实力人物赠送相当的谢礼；到第三阶段，成立后援会时，要分头对支部发起人给以数次酒食招待，还要给每人数万日元的交通费；第四阶段，为筹备成立后援会总会，要多次召开发起人会，最后召开成立大会。这样粗算起来，该国会议员平均每20天成立一个支部，一年中共成立了51个支部，每个支部平均花去50万日元，共计约2550万日元。加上动员用的车费、宣传手册费、礼品费等，达4000万日元之多。后援会成立后，作为活动经费，每年给每个支部30万日元，有的支部高达80万日元。光这笔开支，第一年度就达2400万日元。另外，每年向后援会大小头目赠送各种名目的礼品，计600万日元。这样，该国会议员花在后援会上的钱，一年就达7000万日元。[31]

（2）后援会的作用

日本的后援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集票为目的，议员或议员候选人直接组织选民的团体；一种是政界以筹集资金为目的而成立的团体，习惯上也称“后援会”。这两种后援会都为数不少。为了加以区别，前者可称为“选举后援会”，后者可称为“资金后援会”。这里所述及的只是“选举后援会”。

作为自民党的集票组织，选举后援会的主要作用就是为候选人“集票”。但细分起来，这类后援会在性质和作用上也还有所不同。

196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日本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农村中残存的传统社会关系受到冲击，出现所谓“大众社会化”，自民党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个人后援会作为巩固选举地盘的应急措施，实际上起到了维护传统社会关系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有的后援会具有“强化”性质，即“强化”选举地盘，“强化”传统社会关系。所以日本有人将这类后援会称之为“强化型后援会”。

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政府对边远地区实行扶植性“地区开发政策”。因此，远离城市的边远山区和农村，加快工业化步伐。自民党议员瞄准这一动向，纷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本选区做好事：修建公共交通设施、引进大型工矿企业项目等，以此为筹码换取选民的支持，并设法把地盘内其他候选人挤掉。这种以“开发”为主要手段的后援会叫做“开发型后援会”，这种后援会促进了传统社会关系的解体。

从“强化型”和“开发型”的作用看，二者是相互矛盾的，前者是对传统社会关系的“补台”，后者则是“拆台”，但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自己拉选票、巩固和扩大地盘。所以同一个后援会往往具有上述两方面的机能。

由于个人后援会是为议员个人服务的，所以后援会越活跃，自民党基层组织的作用就越显得薄弱，甚至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但是，自民党领导机构又无法限制越来越壮大的后援会活动，因此，曾设想过将后援会和党的基层组织合二为一，加强两者的合作关系。在自民党1961年1月制定的《组织活动方针》中曾指出：“现在加入后援会的会员全国据说已超过1000万人，所以我们正在想法把这些潜在党员发展为注册党员。”[32]1963年10月，自民党组织调查会会长三木武夫在提交池田勇人首相的《咨询报告》中也指出：“个人后援会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废除，但它太注重个人方面的活动，也给党的活动带来了不少障碍。所以将来必须想法将其纳入党组织之内。作为过渡性措施，为确保两者的合作关系，应将后援会的主要成员，至少500名左右编入地方支部，要求其积极参加党的活动。”[33]但是，议员们用金钱和汗水苦心经营起来的后援会，怎么可能轻易交给地方组织呢？

所以，个人后援会的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活跃，组织也日臻完善。有些后援会在本选区内的市、郡一级设联络所，在町、村一级设支部，每个支部都设有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务调查会长，这些官衔完全按照党中央的模式分封，由当地实权人物担任，有些会员人数不多的支部，几乎每个成员都能分到一个职务。这些后援会干部对会员情况了如指掌，随时增减后援会成员的名单，所以能准确地掌握选票数量。

单据《政治资金规正法》的规定：“以支持政治家为目的的组织即视为政治团体。”后援会显然应属政治团体之列。该法规定，“在政治团体建立之日或建立后7日之内，必须向当地选举管理委员会或自治大臣呈交书面报告”，而且必须每年向自治省提交财务收支报告。

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后援会都不向上面提交任何报告。因为日本的后援会都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现，到选举时便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家的集票组织。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法律规定文化团体不必提交财务报告；二是文化团体平时可以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娱活动，淡化政治色彩，便于吸收会员，会员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某个政治家的支持者。

后援会对政治家和会员两方面之所以都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在利益交换方面具有“双向性”特点。政治家离不开后援会，道理自不待言，会员从中得到诸多好处，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后援会的活动很广泛，会员的婚丧嫁娶、养儿育女、子女的升学就业、人际纠纷的调解，后援会几乎无所不管。久而久之，政治家和后援会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感情纽带和“一体化”意识，甚至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调查资料表明，后援会在自民党议员选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1967年大选时，在给自民党投票的人中，加入后援会的占8%，以后，这一比例与年俱增，1969年为12%，1972年为13%，1976年增至20%。[34]

除了选举之外，后援会在以下方面还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第一，促进自民党议员的新陈代谢，通过后援会，将民意反映到国家政策方面。因为后援会是支持某一个人的组织形式，所以后援会的基础稳固，就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某议员连续当选，即使因故不能连任，也可以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这种后援会“世袭”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是，如果后援会成员不注意随时更新，年龄会越来越老化。这样，将后援会“世袭”过来的第二代议员如果不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新成员，就不可能长期保证连续当选。反之，同一个后援会，由于成员不断更新，也会不断推出新的议员。第二，在基层组织薄弱的情况下，国会议员可利用自己的后援会，将选民的要求及时反映到国会，这些要求可能是片面的，但汇总起来，就可以代表一部分国民的意向。而这部分国民，往往是自民党的核心力量，他们的意见，容易被自民党所采纳。

总之，以中选区为前提的“选举后援会”这种组织方式，事实上弥补了自民党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薄弱这一缺陷，为自民党增添了不少活力。“只有30万党员的自民党，在大选时却能获得2200万张选票”，[35]其原因之一，不能不说后援会组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日本自民党众议院议员白川胜彦1970年代末靠自己的努力组织起后援会，在34岁时一举当选为议员，他深有体会地说：“后援会组织才是（自民党）最本质、最具活力的组织，是自民党最能持续活动的原基组织。”[36]自民党议员在繁忙的“金归火来”[37]的日程安排中，一方面，忙于在选区培养发展自己的后援会组织，一方面为筹集后援会组织所需资金而奔波于各个利益集团（资金后援会）之间。这种遍布全国的后援会以及每个议员忙于筹集政治资金的活动，成为自民党及其议员日常工作中与“民意”沟通的主要内容。

当然，如前所述，由于后援会的存在及其细致入微的活动，使自民党本来就薄弱的基层组织更加有名无实，而且，后援会在本质上是国会议员的私有物，而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又绝大部分隶属于各个派阀，因此，后援会又成为自民党派阀之争的工具。而派阀之争靠实力，实力靠选票，选票靠金钱。于是，自民党就形成靠金钱发展后援会，靠后援会拉选票的“金权政治”。后援会成为自民党金权政治中的重要一环。这些无疑都是后援会这一组织形式的负面作用。

（3）对后援会的几点分析

第一，关于后援会的性质。

后援会组织究竟始于何时？日本学者说法不一。[38]但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应是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建立、健全起来的，此前的后援会，充其量是由个别人组织起来的后援会雏形。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后援会，实际上已经形成日本选举政治中的一大特色，它对所有级别的议员及行政首长来说，都是为在选举中取胜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后援会对从政者来说是以当选为目的以选区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而对一般后援会成员来说，则是为了将自己的利益有效地反映到决策部门而选出特定人物作为其代言人。一般地说，政治团体的组织原则应是政治主张上的一致为基本前提，但现在的日本后援会，多数不具备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性质，而是一种利益交换式的组织。所以，后援会与其说是政治性团体，不如说它具有“拟似共同体”性质。会员更看重的是后援会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而并非意味着与被支持者政治上的一致。

具体来说，选民加入后援会的理由是什么呢？“明正选举推进协会（简称‘明推协’）众议院选举调查”中，就这一问题从1976年至1990年期间作了跟踪调查，调查列举4条理由：喜欢候选人的人品和主张、基于各种人情和亲情关系、出于事业和职业上的关系，其他理由。其中人品主张、亲缘关系和职业上的理由大约各占30%左右，不同年份这三者所占比率略有不同，上下有所浮动，但“三分天下”的局面没有太大的变化（图1）。显然，在这些理由中，感情因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图4.1 加入后援会的理由[39]

政治家抓住后援会成员的这一心理，千方百计施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和他的后援会“越山会”的关系可以说是在“感情投资”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田中的选举地盘是远离城市的新潟县山区，精通土木建筑业的田中，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在选区大搞筑路架桥等公共土木建筑工程，博得了当地选民的拥护，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越山会”，扩大了自己的选举地盘，并把其他候选人排挤出去。到1983年，越山会发展到317个支部，拥有会员95000人。[40]为了巩固越山会，田中十分注意与会员联络感情。每当会员有婚丧嫁娶等大事，越山会干部必以田中名义前去祝贺、吊唁或送去礼品。越山会经常组织会员前去东京田中的住所朝拜、参观，会员乘火车从新泻到东京，夕发朝至，田中每每以茶点招待，会员在两夜三天的日程中，游览东京的名胜古迹。因此，越山会成为田中的“钢杆”票田。

第二，关于后援会的成员状况。

首先看一看选民中究竟有多少人加入后援会。据“明推协”1972年至1990年的调查，加入后援会的选民（后援会加入率）1972年不足10%，1990年达到将近20%，呈逐步扩大之势。曾被动员过加入后援会的选民（被劝诱率）1972年约20%，1979年以后一直维持在30%左右（图2）。

图4.2 后援会加入率和被劝诱率[41]

另外，后援会加入率又因地区不同而不一样。一般地说，城市规模大小与后援会加入率成反比，城市规模越大，加入率越低，尤其是东京都各区最低。1990年农村地区加入率约为20%，东京都只有14%。[42]同时，调查表明，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的后援会，比参加参议院议员选举的后援会多，也就是说，众议院议员选举时的组织化率比其他选举更高。这说明，后援会在众议院选举时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也反映了日本的众议院权力大于参议院，因而选民更重视众议院这一事实。

第三，后援会的组织状况。

如前所述，后援会的维持经费主要来自后援会组织者，后援会会员只是象征性地交纳一定的会费。据“明推协”调查，缴纳会费的会员（会费交纳率）约为20%—30%，也就是说，60%—70%的会员根本不缴纳会费。在缴纳会费的会员中，以1990年度为例，缴纳1000日元以内者占32%，缴纳1000—3000日元者占19%，缴纳3000—5000日元者约为23%，缴纳5000日元以上者只有10%左右，这说明，后援会主要依靠政治家出钱来维持。[43]“实现政治改革年轻议员会”1992年提交的《政治活动资金调查报告》承认，每年用于后援会的经费（包括后援会会报印制费、会议费、会员旅行补助、选举补贴、秘书工资、交通费、通信费、事务所费等）约为1亿日元左右。[44]这些费用全部由议员方面负担。

从后援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看，调查资料表明，自营业者加入率较高。据1990年的调查，农林渔业、工商服务业和自由职业都超过30%（前者为33.9%，后者为33.2%）。而且这些职业的后援会加入率都呈与年俱增的倾向。另外，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看，年龄大的比年龄小的多，男性多于女性，学历低的比学历高的多，收入高的多于收入低的。

第四，关于后援会成员的政治倾向。

日本学者山田真裕在1983、1986、1990年曾对后援会成员做过“你的政治倾向如何”的抽样调查。其中1983、1986两年划分为“保守”“中间”“革新”三个尺度，调查结果表明，后援会成员与没有参加后援会的人相比，政治上倾向于保守。[45]在同类调查中，后援会成员中支持政党的人比没有参加后援会的人要多，也就是说，后援会成员在政党支持程度和关心政治的程度方面比没有参加后援会的人要强烈。因此，在参加投票、演讲会和报告会等政治活动方面，后援会成员比其他选民更积极。而且，调查表明，后援会成员在生活满意程度和对日本现行政治满意程度方面都高于非后援会成员。

综上所述，后援会成员的基本情况是：男性多于女性，年龄偏高，农林渔业、工商服务业和自由职业者较多，政治态度倾向于保守，收入较高，满足于现状，积极支持政党活动等。就是说，对加入后援会能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是职业、年龄、收入、政治倾向以及支持政党的态度等。

从职业上看，后援会的基本力量不是现代产业部门中的大垄断资本和产业工人，而是传统产业部门中包括农林水产业在内的自营业者，这反映了传统产业部门在日本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体现了日本政治体制的包容性，有助于日本政治的稳定。

但是，后援会的经费大都由政治家来负担，所以政治家的负担很重。如前所述，每个议员每年用于后援会的经费达1亿日元左右，虽然分摊在每个后援会成员身上只不过数千日元，但积少成多，每个议员的绝对负担金额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议员为了确保自己当选，就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去筹集这一大笔资金，于是形成竞选=竞钱这一恶性循环。这便是日本金权政治愈演愈烈、久治不愈的原因之一。而金权政治最终导致了日本自民党优位体制的崩溃。所以，后援会虽然在稳定自民党政权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组织基础，但政治家承担其庞大经费这一事实，却助长了自民党结构性的政治腐败，乃至最终招致自民党政权的衰落。通过这一历史事实，对自民党来说，后援会的功过是非可以说不言自明。

注释

[1]渡边恒雄：《派阀与多党化时代》，雪华社1967年版，第144页。

[2]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第61页。

[3]《朝日周刊》:《田中角荣紧急采访》，1981年6月19日。

[4]北西允、山田浩：《现代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社1983年版，第175页。

[5]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343页。

[6]所谓总主流化，就是非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的势力过小，位居支配地位的主流派占绝对优势，派系之间制约机制受到破坏。

[7]自由民主党编：《自由民主党十年历程》，自由民主党出版社1966年版，第236、237页。

[8]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380页。

[9]日本《国民政治年鉴》1963年版，第736页。

[10]自由民主党编：《自由民主党十年历程》，自由民主党出版社1966年版，第214、220页。

[11]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381页。

[12]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382页。

[13]日本《国民政治年鉴》1962年版，第596、597页。

[14]自由民主党编：《自由民主党十年历程》，自由民主党出版社1966年版，第261、262页。

[15]朝日年鉴编辑部编：《朝日年鉴》，朝日新闻社1972年版，第281页。

[16]朝日年鉴编辑部编：《朝日年鉴》，朝日新闻社1978年版，第269页。

[17]朝日年鉴编辑部编：《朝日年鉴》，朝日新闻社1982年版，第237页。

[18]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34页。

[19]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34页。

[20]小岛和夫：《法律制定之前》，行政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21]关于“政党优位论”，松村岐夫在《战后日本的官僚制》（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版）一书中有详细、精辟的论述。

[22]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第79页。

[23]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第42页。

[24]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第254页。

[25]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第265页。

[26]五十岚仁：《现代政治概说》，法律文化社1993年版，242页。

[27]有关后援会的论述，散见于日本政治及自民党的论著中，一般比较简略。近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山田真裕：《自民党国会议员的集票体系：桥本登美三郎后援会、额贺福志郎后援会之事例研究》，1992年度筑波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社会科学研究科博士学位论文；蒲岛郁夫、山田真裕：《后援会与日本政治》，见日本政治学会编1994年年报《新闻业的现在·战后日本的政治》等。

[28]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11月版，第19、21页。

[29]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11月版，第21、22页。

[30]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第115页。

[31]神岛二郎：《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法律文化社1985年版，第54、55页。

[32]《朝日新闻》，1961年1月27日。

[33]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386页。

[34]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387页。

[35]（美）杰拉尔德·克迪斯：《日本型政治的本质》，山冈清二译，梯比艾斯布利塔尼卡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36]北冈伸一：《自民党政权》，读卖新闻社，1995年11月版，第117页。

[37]“金归火来”指国会议员每星期五（金耀日）回到自己选区的后援会活动，星期二（火燿日）返回东京从事议员工作。

[38]上山和雄著《普通议员研究》（日本经济评论社1985年版）认为，个人后援会始于大正后期（1920年代中期）。佐藤诚三郎等著《自民党政权》（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则认为是1946年。

[39]蒲岛郁夫、山田真裕：《后援会与日本政治》，日本政治学会编1994年年报，第219页。

[40]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394页。

[41]蒲岛郁夫、山田真裕：《后援会与日本政治》，日本政治学会编1994年年报，第216页。

[42]出处同上。

[43]蒲岛郁夫、山田真裕：《后援会与日本政治》，日本政治学会编1994年年报，第217页。

[44]曾根泰教、金指正雄：《视听讲座·日本的政治》，日本经济新闻社1989年，第126—130页。

[45]蒲岛郁夫、山田真裕：《后援会与日本政治》，日本政治学会编1994年年报，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