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会于1947年8月28日通过了《劳动省设置法》，9月1日正式实施。劳动省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劳动行政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意味着日本的劳动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在新的劳动体制下，日本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1945年末，日本工人的组织率仅有3.2%，1946年4月上升到40%，1948年末又增至55.8%。

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因战争而遭受巨大破坏，资本家趁机大批解雇工人，加之海外军队和驻外人员及家属被遣返回国，失业人口一度高达1300万之多。建立工会组织以后，工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反解雇斗争和生产管理斗争是当时两种比较突出的斗争形式。

应该指出的是，战后初期日本工人运动的蓬勃展开，劳动体制改革、劳动立法的建立和健全固然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创造了战前所无法相比的有利条件，但是以下因素也不容忽视：一、由于战争而造成的全民性灾难，使日本工人阶级乃至全体国民从噩梦中惊醒，他们对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的不满情绪如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洪流；二、战前被压抑的民主政治势力迅速崛起，成为工人运动的核心和领导力量，这股力量虽然在政策和观点上未尽相同，但率领工人群众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这一点是一致的，并且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第一届吉田内阁正是战后民主改革方兴未艾的时期。在改革过程中，吉田茂对新宪法和刑法的制定、解散财阀等，一再表现出抵制或迫不得已执行的态度，而对战后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却毫不掩饰其敌视的立场。当工人进行反对解雇、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时，他在1947年元旦通过广播讲话，诬蔑工人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不逞之徒”，并同美国占领当局密切配合，迫令工人放弃全国规模的“二·一大罢工”。

迫令中止“二·一大罢工”，既是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工人运动的直接干预，也是吉田内阁反民主路线的第一个行动。1948年以后，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吉田内阁更有恃无恐，着手修改有关工人运动的法规。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伊始，便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和《公共企业体劳动关系法案》，这两个法案旨在对国家公务员和国营铁路、专卖企业的劳动争议行为进行严格限制和干预。随后又修改了《工会法》和《劳动关系调整法》，制定了《限制团体令》，对工人运动和进步民主势力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高压政策。尤其对以日共为代表的左翼民主势力，更是变本加厉，公然采取一系列镇压行动。

1949年2月，第三届吉田内阁成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美国占领当局将“遏制”日本共产主义作为这一时期对日占领政策的基本问题之一。吉田内阁密切配合，实行所谓“红色整肃”，将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从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中大批清洗出去。

1949年7、8月间，日本连续发生三大事件。7月5日，国营铁路总裁下山定则外出时突然失踪，后来发现死于铁路旁边；10天后的7月15日，东京附近三鹰车站车库内的电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冲出库外，造成死6人伤20余人的惨剧；一个月后的8月17日，在福岛县的松川车站附近，一列火车脱轨翻车，造成死3人伤5人的事故。这就是战后日本史上有名的下山事件、三鹰事件和松川事件。

下山事件长期以来存在自杀与他杀之争，至今没有定论，对三鹰事件和松川事件，吉田内阁则认为是“共产主义者挑起社会不安”，“估计是集团组织有计划的妨害行为”。故此大作文章，横加逮捕。关于三鹰事件，法院最后判决，是一个与共产党无关的个人单独犯罪，竹内景助被判处死刑，1967年该人死于监狱。关于松川事件，1950年一审判决死刑5人，无期徒刑5人，有期徒刑10人。但经过众多日本和平民主人士顽强不懈的斗争，1963年9月，最高法院终于判决全体被告无罪。这次长达14年之久的斗争虽然取得了最后胜利，但当时当事人受此事件牵连而遭到的迫害却是无法挽回的。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吉田内阁与美国占领当局相呼应，加紧镇压共产党势力。《旧金山和约》签订前夕，占领当局授予日本政府“重新审查各项法令的权限”，政府据此设立“政令咨询委员会”，在1951年5月至1952年3月间，该委员会就经济法令、劳动法规、行政制度、教育制度和解除公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审查，将反民主的“逆行路线”推向一个新阶段。

“逆行路线”在制度方面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取消“解除公职令”；二是制定《破坏活动防止法》（简称“破防法”）；三是加强“爱国教育”。

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之后，被整肃的一大批人逐步被分期分批地“解放”，到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时，95%以上的人已被解放。与此同时，“破防法”也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夕通过。另外还设置了内阁调查室和公安调查厅，目的是以取缔“暴力破坏活动”为名，企图取缔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党及工会、民主团体的组织和活动。为此，各工会组织、新闻界和知识界从1952年4月开始，展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反对“破防法”运动，掀起三次大规模罢工浪潮。1952年5月1日，数千名游行队伍在皇居前广场集会，警察动用催泪弹和手枪驱赶集会群众，造成死亡2人，2000多人负伤的“五·一节流血事件”。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强行通过了“破防法”，从此，日本民主运动开始走向低潮。

在教育领域，吉田内阁一向强调要培养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和“国防精神”。早在1950年10月，吉田首相便声称，今后文教政策的支柱，是“重新振兴纯正而顽强的爱国心”。为此，文部大臣天野贞祐立即向各大学及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发出通告，要求学校在节日时挂国旗、唱国歌。从此，中小学校开始挂起“太阳旗”和唱《君之代》国歌。1951年2月，文部省公布“道德教育振兴方策”，要求将天皇作为国民道德的核心，在国会遭到非议。随后，天野贞祐文部大臣又以个人名义提出“国民实践要领”，要求国民必须“尊敬天皇”。这一被称作“天野敕语”的“要领”因受到舆论的非难而被迫收回。

但是，文部省随后向国会提出《关于义务教育学校确保教育政治中立的法案》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部分修正法案》。这“教育二法案”表面上要求学校和教员保持政治中立，实则不仅限制了教师的基本人权，而且将学校置于警察权力的威压之下，因而受到教育界和广大国民的激烈反对。但是政府采取种种高压手段，强行在国会通过。

如果说战后初期的日本群众运动，是以经济斗争为主，那么，进入195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改变与日本政府反民主路线的贯彻执行，尤其是《旧金山和约》签订、旧金山体制建立以后，日本人民的群众运动明显地表现为以政治斗争为主的和平民主运动。

反对美军基地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

农地改革以后，绝大部分农民得到了土地，生活基本上有了保障。而且，农地改革政策与解散财阀不同，没有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因此，农民对执政的保守政权还是比较满意的。农地改革以后，农民运动一直处于“冬眠”状态。但是，随着美军基地的不断扩大，农民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逐渐激烈起来。

《旧金山和约》生效时，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空域、水域除外）共2824处，占地面积1352.6平方公里。以后，部分基地移交自卫队，数量有所减少，但至1953年3月末，仍有658处，占地1296.3平方公里。[12]这些基地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美军胡作非为和强占土地等事件时有发生。至1952年末，驻日美军尚有26万余人，在基地周围，据说有多达5万余人的妓女专门为美国兵服务，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这一时期基地斗争的核心是阻止基地的新建和扩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美军滥用土地，自然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最有名的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是石川县内滩村斗争，历史上称作“内滩斗争”。

1952年9月，美军打算在石川县内滩村沙地上建立一个炮弹试射场，遭到内滩村议会和村民的坚决反对。于是，日本政府决定“临时使用”几个月。1953年3月，美军开始进行炮击训练，使附近渔民的捕鱼量大减。随后政府又把“临时使用”改为“永久性使用”，从而引起村民的激烈反对。内滩斗争很快得到各在野党、工会及其他进步社会团体的广泛支持，成为日本农民反对美军基地的导火线，从此，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在日本全国各地蓬勃展开。日本人民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

195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反对军事同盟、禁止核武器、呼吁裁军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反核、和平热潮。日本作为核武器的直接受害国，与世界反核运动相配合，在开展“基地斗争”的同时，也发起一场范围广泛并持续不衰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

1954年3月1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珊瑚岛上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其威力是在广岛所投原子弹的850倍。当时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正在距该岛200公里处捕鱼，氢弹“死灰”落在该船上，23名船员受放射能的伤害，其中一名船员不久死亡。这一事件公之于众后，在日本乃至全世界引起强烈冲击；以此为契机，在日本全国各地掀起一个反对原子弹氢弹的全民运动。

1955年8月6日，在广岛召开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与此同时在全国掀起反核签名运动，全国签名人数超过3000万人。大会后成立“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协议会”（简称“原氢协”）。1956年8月9日，又在长崎召开第二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来，日本反核运动的群众组织虽因政策方针分歧而几经分化组合，但日本人民的反核和平运动至今仍在以各种形式开展着。

根据《旧金山和约》，冲绳仍直接处于美国的管理之下，成为美国在远东的最大军事基地。1950年代初期，冲绳美军基地共占地约1.6万公顷，约为冲绳本岛的13%。尽管如此，美军仍不断强制征收土地，肆意扩大基地范围。为此，1953年成立“冲绳诸岛回归祖国期成会”，要求立即撤走外国军队、坚决反对征用土地。1954年4月，民选的琉球立法院一致通过了包括反对征用土地等内容的“保卫土地四原则”，这四原则基本上反映了冲绳县人民的意愿。冲绳各阶层、各政党广泛展开了保卫土地的斗争。

1950年代初期的群众运动，涉及范围是极为广泛的，除上述几项主要斗争之外，还有教育领域以日本教职工组合（日本教育工会，简称“日教组”）为核心的进步团体展开的“捍卫民主教育的斗争”，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为核心的工人运动，围绕修改宪法还是维护宪法而展开的“改宪与护宪”之争，等等。

总之，1950年代初期的群众运动，是日本新宪法中和平、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对吉田内阁的反民主路线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

注释

[1]崛幸雄：《战后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143页。

[2]石川真澄：《战后政治史》，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49、50页。

[3]崛幸雄：《战后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144页。

[4]崛幸雄：《战后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148页。

[5]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114页。

[6]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7]藤村道生：《日本现代史》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8]藤原彰：《日本军事史》下卷战后篇，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第61、62页。

[9]日本《朝日新闻》1950年4月27日。

[10]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joyaku/js27-5.htm

[11]石丸和人：《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一卷，三省堂1983年版，第356页。

[12]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第二卷，青木书店1990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