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对日占领

1945年8月15日，根据天皇裕仁宣布的《终战诏书》，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对长年被卷入战争漩涡的日本国民来说，突如其来的“终战”犹如晴天霹雳，使他们陷入惊愕、困惑和不知所措的氛围之中。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调查报告，日本国民在刚投降时的反应，“后悔、悲叹和遗憾”的占30%，“惊愕、冲击、困惑”的占23%，认为“战争结束、苦难到头而有安全感、放心和幸福感”的占13%，“早就预感到必然失败”的只有4%。[1]

上述调查数字显示，战败前夕，日本国民虽然有厌战情绪和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一面，但长期受大日本帝国思想熏陶、受制于日本精神（大和魂、特攻精神、忠于天皇）的日本国民，不少人仍抱有抵抗到底的信念，对战败缺乏思想上的准备，有些人虽有厌战情绪但并没有采取与国家对立的行动，因此短时间内还不能从支持、赞同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日本国民中，多数人“依然相信，在最后的一瞬间，‘神风’会吹来保护日本”（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报告书》）。日本国民的这种意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封锁外界消息，一味宣传好战，鼓吹日本必胜的必然结果，也使日本国民陷入一种既害怕战争，更害怕失败的欲罢不能和孤注一掷的境地。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铃木贯太郎内阁立即总辞职，东久迩宫内阁（1945.8.17—1945.10.9）取而代之，这是日本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皇族内阁”，其政治使命是利用东久迩宫在军队的地位和皇族的身份，来妥善处理日军的无条件投降和美军占领日本等“终战事宜”，所以有人称其为“终战措施内阁”。东久迩宫也表示，“维护国体这条线，既是对外谈判的底线，也是国民指导的基本方针”。[2]可以说，维护国体是东久迩宫内阁的最高政治目标。

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官身份君临日本，被授予至高无上的权力。杜鲁门总统在命令中称：“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隶属于作为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贵官。”[3]麦克阿瑟也自称：“我对日本国民，事实上具有无限的权力。历史上，任何殖民地总督、征服者或司令官，都没有拥有过我对日本国民所拥有的这么大的权力。……我是8000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4]

鉴于东久迩宫内阁极力维护日本国体的举动，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发出指令：立即释放政治犯，废止思想警察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罢免内务大臣、有关的警察首脑及其他与镇压活动有关的官吏；废止一切镇压市民自由的法规。在该指令的冲击下，东久迩宫皇族内阁被迫辞职。战后维护国体势力宣告崩溃，治安维持法体制也随之垮台。

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日本领土应由同盟国军事占领。当时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英国也无力占领日本，只有苏联提出把北海道的北半部和全部千岛归于苏联占领。而美国的既定方针是：关于对日本的占领，美国将同参加对日作战的各盟国进行协商，各盟国将参加对日本的占领、统治及占领政策的制定，美国则负责实施占领政策。因此，各占领国所提供的部队将由美国任命的司令来指挥，并把日本作为一个单位来统治，而不像德国那样划分占领地区。显然，这便是美国实质上的单独占领。

美国政府制定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简称“初期政策”）由四部分组成：最终目的、盟军权利、政治、经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美国占领日本的目标。在“初期政策”中规定，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促使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将尊重他国的权利，并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目标。对日占领基本目标表明，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决心把日本改造成为依附于己的国家。

第二，对日本社会实行改组。美国为了实现上述占领目标，在“初期政策”中规定，在战后日本实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关于实施非军事化措施，必须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使其完全非军事化。凡军国主义者的权力和军国主义的影响，都必须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彻底清除。凡显示军国主义精神和侵略思想的机构，都必须坚决取缔。关于实施民主化措施，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并鼓励日本人民建立民主的团体。通过对日本社会进行全面的改组，从日本社会体制中铲除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从而使日本社会走向现代化。

第三，美国统治日本的方式。在“初期政策”中规定，占领军最高统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应从属于最高统帅，最高统帅应具有为实现投降条款与贯彻有关占领和控制日本的政策所必需的一切权力”，“日本国政府在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下，有行使国内日常行政事务的政治机能，但是，如果不能满足最高司令官的要求时，最高司令官则有权更换政府机构或人事，或者依据直接行动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5]这样，天皇和日本政府就成为执行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简称“盟总”）指令的附属机构，而“盟总”和日本政府的关系则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美国占领当局通过这种关系，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能控制日本政府，又能通过它统治日本人民，从而达到比军政更好的占领效果。

（2）民主化政策与旧体制解体

美国占领当局在建立、健全占领机构的同时，开始实施一系列民主化政策，促使日本的旧统治体制迅速解体。

首先，“盟总”相继发出一系列指令，其中主要包括：解除日军武装，增强民需生产和禁止军需生产，废除战前和战时的《新闻法》《国家总动员法》等限制言论、新闻自由的统制性法规等。这些指令只是作为占领初期的“终战处理”，扫除实施占领政策的障碍，还没有涉及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问题。

美军占领日本以后，大批政治犯还关押在狱中。这一情况引起国际舆论和日本进步人士的关注。有人指出：“反军国主义的领袖人物，在占领军的民主改革中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现在正在狱中。……占领军果真在日本推行民主，释放政治犯是先决条件。”盟国的特派记者纷纷要求会见狱中的政治犯人。日本国内，也成立了两个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组织：“政治犯释放委员会”和“朝鲜人政治犯释放委员会”。

面对这一局面，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治安维持法》[6]可以修改，但不考虑废除，政治犯也不准备释放”。麦克阿瑟虽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是他知道，如果《治安维持法》不废除，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就不可能改变，民主化就无从谈起，于是他决定立即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废除政治警察的备忘录》。备忘录主要内容包括：保障思想、宗教、言论、集会的自由，乃至自由议论天皇和皇室；立即废除《治安维持法》等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法律、敕令及法规；释放政治犯；废除秘密警察及一切言论统制机构；罢免内务大臣、警视总监、特高警察等官吏。

据此，接替东久迩宫内阁的币原喜重郎内阁（1945.10.9—1946.5.22）释放了2400名政治犯和思想犯。其中包括在狱中度过18年的日共党员德田球一和志贺义雄。《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言论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治安维持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治安警察法》等相继废除。这标志着天皇制国家的治安机构解体，向民主化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随后，麦克阿瑟下达了所谓“五大改革”指令，这就是：一、赋予妇女参政权；二、鼓励成立工会组织；三、实行教育自由化，开设各类学校；四、废除秘密检察等各类专制机构，确立保护人民的司法制度；五、促进经济制度民主化。[7]遵照这一指令，币原内阁随即着手进行改革。首先，承认妇女参政权，修改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选举权由25岁降至20岁，被选举权由30岁降至25岁，并着手制定《工会法》，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行国家与神道分离，冻结皇室财产，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等。当然，解散财阀、解除公职、农地改革以及修改宪法等重大改革的指令，也在币原内阁时期相继下达。而币原内阁相对东久迩宫内阁而言，在推行这些改革指令方面是前进了一步，但从根本上讲，它还远远不能满足“盟总”的要求，甚至是貌合神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