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因秦始皇“焚书坑儒”遭到镇压，汉代以后又逐渐复活。前汉初期，适应汉王朝休养生息政策的“黄老之学”——经过改造的道家思想——虽然一时盛行，但到汉武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以董仲舒的进言为契机，统治阶级以儒学为核心统一思想，学问思想界亦以儒学为尊。

汉代儒学亦称“经学”。“经学”就是对儒学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的注释和说明。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汉初，一些儒者以当时流行的“隶书”体经文传授门人，其经学被称为“今文”经学。与此相对，还有一些儒者把不太常用的、以古文字“篆书”写就的经文教授门人，被称为“古文”经学。两者之间的差异不仅在文字上，还有研究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重在阐明“微言大义”，含有哲学的内容。与其相反，古文经学则专意于对经文的章句训诂。前汉时代，今文经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今文经学者被立为博士，古文经学仅为民间儒者传授。前汉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图9 十二哲塑像群（山东省曲阜市孔庙大成殿内）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虽然主张罢黜诸子百家之学，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但是其思想并非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原样复活。他继承先秦儒家的天命说，还吸取墨家的“天志”说、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法家学说，形成了所谓天人感应、以神学目的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天是最高的主宰者，即“天者万物之祖也”（《春秋繁露·顺命》）。天具有意志，并凭借自己的意志通过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天之所以生人，是为了实现天的意志。人是天的缩影，人的形体、情感、道德、意识等乃是天的复制。因此，天与人是能够感应相合的。人类如果违反了天的意志，天就会降下灾异警告人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后来发展为流行于西汉末至东汉的谶纬说。董仲舒还在认识论方面提出“名号”论，在人性论方面提出“性三品”说，在道德论方面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说。董仲舒构建的新体系儒学，成为汉帝国大一统统治体制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柱。

西汉末，王莽、刘歆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提倡古文经学，开始设置古文经学博士。此后一直到东汉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纷争不断。东汉末，古文经学者郑玄遍注古文经典，并把今文经学包摄于古文经学之中，创立了“郑学”。结果今文经学落败，郑学成为了魏晋时代经学界的主流。

不过，魏晋时代思想界最有势力的乃是以何晏、王弼、郭象、向秀等为代表的玄学。玄学即形而上学，以当时被称为“三玄”的《老子》《庄子》《易经》的形而上学内容为中心，旨在探究其中所含哲理。魏晋经学受到玄学的攻击。

南北朝时代，“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儒林传叙》），南朝经学与北朝经学的学风并不相同。北朝经学仍保存东汉古文经学的学风，而南朝经学则多少摄取了魏晋玄学的养分。玄学化的南朝经学被认为是经学正统。

但是，从宏观上来讲，南北朝时代思想潮流的中心从玄学移向了佛教。隋唐时代，佛教思想已经占据思想界的支配地位，形成了佛教的黄金时代。不过，唐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无视儒学。这是因为，儒学传统思想在政治体制、生活行为、日常观念层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孔颖达接受唐太宗的命令，编纂《五经正义》（《易》《诗》《书》《左传》《礼记》）180卷，统一了南朝和北朝的经学。《五经正义》是朝廷官方认定的经文注释书，明经科考试的答案必须遵从本书。《五经正义》对经注只是加以疏解，与汉代古文经学一脉相承。从思想上来看，这种毫无创新的做法是无法和当时活跃的佛教思想界相对抗的。

为对抗佛教，复兴儒学，唐代韩愈（768—824）与李翱（772—841）尝试建立新的思想体系。韩愈著《原道》《原性》及《原人》，抨击佛、道二教，给长久沉闷的儒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风。特别是李翱的《复性书》，吸收佛教哲理，在表面上运用《大学》《中庸》《易》等儒学经典的语言阐述人性论。李翱的复性说是宋儒精致的人性论的先驱。韩愈和李翱的思索虽然未必充分，但确实开启了儒学从训诂的汉唐经学发展为哲学的宋明理学的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