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得知在本丛书中要负责的写作课题是“中日儒学之比较”时，我心情非常复杂。在跃跃欲试的同时，又深感能力不足。当时之所以跃跃欲试，是因为之前就一直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且认为这个课题很有意义。

依笔者拙见，研究这个课题的第一个意义在于，能够为剖析中日两国近代化走向殊途的思想要因提供一把重要的钥匙。我的专业本来是中国思想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转型为东洋最早且唯一的近代国家。与此相反，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化国家。其原因是什么呢？”随着日本自1960年代起实现经济高度增长，这一问题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以此为契机，我的研究领域转到了日本史。下面简单介绍下转变的经过。

导致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的因素自然是多方面的。在拙文《试论近代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内部历史原因》（《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中，我称其为“合成力”。这篇文章与当时其他中国学者的研究一样，主要也是从中日两国社会、经济、政治构造以及国际环境的差异等角度出发，其中同样存在忽视两国近代化的前提之一——思想背景这一缺陷。我在之后发表的《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一文中，又尝试从近世日本洋学的接受与传播的角度分析这一思想背景，但结论尚缺乏说服力。为弥补此不足，我最后把视点转向两国儒学。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在中国前近代社会，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官学被长期采用。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儒学阻碍了近代化的步伐。但日本也是属于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国家，与佛教并行的儒学是对前近代日本影响最深的外来思想，江户时代更是日本儒学的全盛时期。那么，日本儒学的内涵和社会机能是什么样的呢？中日两国儒学的同异在哪里？两国儒学的内涵及社会机能的差别与两国近代化的殊途有何关联？探究致使中日两国近代化走向殊途的因素，单单从儒学中得出结论固然不对，但对两国儒学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一项必备的程序。”为此，我开始了中日两国儒学的比较研究。

研究此课题的第二个意义是，可以为比较中日两国文化提供重要的线索。近年来，中国学界迎来了文化研究的热潮。随着“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推进，中国面对现代与传统的激烈纠葛，必须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这一热潮的形成便与此背景相关。不过，如果仅仅把视野局限于中国文化，事实上并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定位中国文化的原型，与映照自己的镜子——他者进行比较也很有必要。异质的西洋文化以及同样属于东亚儒学文化圈的日本文化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对象。中日儒学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们比较中日文化提供很好的线索。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儒学的形成和发展并非仅为中国一国的现象，其存在和影响广及日本、朝鲜、越南，是一种国际现象。如果不知道儒学思想是如何被日本人吸收和发展的，以及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何种影响，就无法全面认识和定位儒学以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其次是因为可以通过研究日本人如何摄取中国儒学来理解日本文化。日本人是依其固有日本文化自主地吸收外来文化的，通过考察作为外来文化之儒学如何被有选择地吸收或被排拒而变形的过程，可以掌握吸收和改变的主体，即日本文化的特色。基于以上认识，我决定挑战这一课题。

当时我之所以感到力有未逮，是因为在挑战此课题时，眼前横亘着各种各样的不利条件。第一，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积累尚很薄弱。在20世纪50—60年代，除了已故学者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1958）、《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1962）、《日本哲学史》（1964）和其相关论文外，中国学界对日本儒学的研究近乎空白。1979年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日本思想史研究虽逐渐发展起来，但日本儒学史专业的学者依然很少，不足10位。中国学者对中日儒学的比较研究尚不成熟，写作时可供参考的中国方面研究非常有限。这样，在面对写作中遇到的不少难题时，就不得不从原始史料入手。此外，执笔“中日儒学之比较”这样的大课题，必须要精通作为比较对象的中日两国儒学的历史，仅就少数儒学者的思想进行比较，尚不能说是关于两国儒学的比较研究。因此，我深感能力有限。尽管如此，我仍决意挑战，因为日本学者关于此课题的研究积蓄比较丰厚，可供我写作时参考，而且我本人多少也算有些研究成果。我打算吸收多数日本学者和部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认识表达出来。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固然对我有很大启发，但有些地方也无法认同。这种时候，我会很直率地将自己的认识表述出来。在此，衷心希望相关学者能够谅解。

第二，原始史料与参考文献不足。我从1983年4月到1984年3月在日本短暂居住，搜集了不少日本儒学相关的原始史料和参考文献，但这些对于本书的写作远远不够。在写作时，虽然知道某原始史料或某位学者研究著作的存在，但经常会遇到无法直接阅读到的情况。在中国的图书馆也不是说完全找不到那些资料，但想必会异常困难。

第三，外语能力的制约。虽然勉强用日语写了本书，但我的外语能力并没有达到自如使用日语、完整表达自己思想的水平。本书主要是分析和论述，相比记述事实的书，表达明确无疑更重要。但由于外语能力的制约，书中肯定存在意思含糊、不得已借用日本学者的话或汉语式日语表述的地方。

第四，写作时间的限制。由于规定的写作期限只有一年半，因此写作就成了无论如何也要赶上期限的工作。时间如期而至，在不得已提交本书之时，我就像提交答案的考生一样，既松了一口气，又存在诸般遗憾。在此，衷心期望学界诸先生和日本同志对拙著提出意见和批评。

1986年3月

王家骅 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