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陈侃出使归来，在其进呈的《使琉球录》中，也即日本通常所说的“复命书”中，对出使琉球有一大段具体而明确的记述。后人引证较少，间有蓄意阉割者，兹转录如下：

“嘉靖丙戌（1526年）冬，琉球国中山王尚真薨。越戊子（1528年），世子尚清表请袭封……（嘉靖十一年）蒙钦差臣等克正副使赍捧诏敕，前往琉球，封尚清为中山王。臣等随即辞朝前来福建造船，船完之日过海行礼。……（嘉靖十三年五月）五日始发舟……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水顺而为，波涛亦不汹涌……惟天光与水光相接耳，云物变幻无穷，日月出没可骇……虽若可乐，终不能释然于怀。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台湾）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彭佳山），过钓鱼屿（钓鱼岛），过黄毛屿（黄尾屿），过赤屿（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程……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夜行彻晓，风转而东，进寻退尺，失其故处。又竟一日，始至其山（古米山）。有夷人驾船来问，夷通事与之语而去。十三日，风少助顺，即抵其国。奈何又转而北，逆不可行。欲泊山麓，险石乱伏屿下，谨避之，远不敢近，舟**不宁。长年执舵甚坚，与风为敌，不能进亦不能退，上下于此山之侧。然风甚厉……相持至十四日夕，舟刺刺有声，若有分崩之势。……众曰不可支矣，齐呼天妃而号……于是，有倡议者曰：风逆则**，顺则安，曷回以从顺，人心少宁，衣袽有备，上可图也。有一执舵而云：海以山为路，一失此山，将无所归，漂于他国，未可知也，漂于落漈，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失此恐无以救。夷通士从旁赞之。予等亦知其言有据。但众股慄啼号不止，姑从众以纾其惧，彼亦勉强从之。旋转之后，舟果不**……众心遂定。翼午，风自南来，舟不可往，又从而北。始悔不少待也。计十六日旦，当见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沓无所见。执舵者曰：今将何归？众始服其先见，彷徨踯躅，无如之何。予等亦忧之，亟令人上桅以觇去，远见一小巅微露，若有小山伏于其旁。询之夷人，乃曰：此热壁山也，亦本国所属，但过本国三百里，至此可以无忧，若更从东，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地泊矣。十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员，来具牛羊酒米瓜菜……。通事致词曰：天使远临，世子不胜忻踊，闻风伯为从者惊，世子益不自安……谨遣小臣具菜果，将问安之敬。予等爱其词雅，（聆）受之时，予之舟已过王（国）之东。欲得东风，惟顺夏日，诚不易得也。世子复遣夷众四千人，驾小船四十艘，欲以大缆引予之舟……船分左右，各维一缆……一昼一夜，亦行百余里。十九日，风逆甚，不可以人力胜，遂泊于移山之奥。……二十三日，世子复遣王亲一员，益以数舟而来……法司官左右巡督，鼓以作气，夜达旦……。予等二十五日方达泊船之所，名曰那霸港。”[1]

通过陈侃的上述记载，人们对于古代航海的艰难可以感同身受。与此同时，也完全可以意识到：所谓“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以及“又竟一日，始至其山……风少助顺，即抵其国”等等，讲的正是中琉疆界。因为中琉之间没有第三国可言。恰如琉球《万国津梁钟》铭文所称：“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中间涌出之莲莱岛也。”[2]

然而，现今日本国士馆大学教授奥原敏雄却称：陈侃的《使琉球录》主要是关心出使航路。[3]言外之意是，否定陈侃对中琉疆界的明确记载。殊不知此说谬矣。

其一，“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用语肯定，无稍假借。译成日语应为“十一日夕，古米山をみる。乃ち琉球に属する者なり”。[4]这是任何熟知汉语的日本学者都可以明白的。奥原教授如果不带偏见，当会知晓陈侃记述的本意。

其二，陈侃随后记称“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这是琉球人的切身实感，也即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古米山作为中琉疆界的事实。而且与“夷通事”所赞同的“一失此山（古米山）”，继续往北，“漂于他国，未可知也”等等，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三，陈侃作为册封使节，其国境意识非常明确。如该书内含的《天妃灵应记》中，便再次记称：“琉球国请封，上命侃暨行人高君澄往将（其）事，飞航万里，风涛叵测……将至其国，逆水**舟……。群乞神风，定塞袽乃得达”等等。这中间的“将至其国”，也正是前文所述“当见古米山”之时。由此可见，陈侃所记的《使琉球录》，绝非所谓主要关心航路，而是以其明确的疆土意识，肯定地记载了当时中琉两国的边界。

战前，日本有一藤田元春氏，在其著述的《日支交通の研究》（1938年成书）中，为了把钓鱼岛列入所谓日本帝国的版图，也曾引证《使琉球录》，但却蓄意删掉了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的明确记载，以及“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的明确记实。[5]藤田氏的手法，令正直的学者耻笑，也沾污了自己的名声。数十年过去了，奥原教授可谓师承于前，但却犯了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