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的南下势头，危及了英国在东亚的既得权益，并使日本政府感到是其推行“大陆政策”的障碍。

1875年1月21日，驻俄公使榎本武扬向政府提出了《有关桦太问题·朝鲜政策意见书》。内称：

“俄国之伎俩，万事不图华丽，渐行而不倦。故而，彼得大帝及叶卡特琳娜女皇业已着眼有如新领沿海道地方。1860年虽占据该地，但今后十余年，尚且不致逞威权于亚洲，是其财力有限。此时，我邦幸而尚可考虑将来。为其计者，固然不外富国强兵四字，但针对俄国南侵，似当预先注意如下两件事情。第一，我要先于支那训导朝鲜……务必使我威德感响于朝鲜国内。俄国虽然着眼此事，但其地理困难及国务有缓急之序，所以尚未下手。若是俄国抢先此事，万一在面对我对马岛之朝鲜占据一地，我国海防则将失去重大目的。去年森山〔茂〕出使朝鲜，最得要领。第二，朝鲜若是愚昧顽固，不与我交际之时，我当托故在对马岛对岸先行一步。”[1]

榎本武扬的上述意见与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吻合的。1876年2月，日本政府迫使朝鲜签订所谓《日朝修好条规》，实际是抢在沙俄前面，占据有利地位，并在朝鲜攫取了当时西方列强还没有取得的种种权益。

同年3月，彼得堡出版的《罗各斯》新闻言称：“对于接近俄国边境地区的这种纠纷，政府是不能置若罔闻的。”[2]此种舆论实际是日俄矛盾行将扩大的信号。只因当时的沙俄政府正在忙于对欧洲的争夺，所以才没有作出特别的行动。

19世纪80年代，日本更加需要掠取和占有朝鲜的原料和市场，而沙皇俄国也兴起了新的扩张思潮。这种思潮认为，把东方合并到俄罗斯帝国之内，乃是俄国的“历史使命”。[3]这种思潮进一步助长了沙俄政府南下的野心。于是，1886年沙俄政府决定修筑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

列宁指出：“修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4]

当时，沙俄政府主管这条铁路的财政大臣维特承认：修筑这条铁路将对俄国东部港口以有力的支持，它将“确保”和“巩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地位”，并在“发生政治纠纷”时，由于“控制通往太平洋水域的国际商业航道”而产生“重要影响”。[5]

沙俄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不仅引起了宿敌英国的敏感，而且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响。用当时日本自由党成员（后任驻朝公使）大石正已的话说：西伯利亚铁路“乃是席卷日、清、韩，并把英国赶出太平洋的武器”，在其竣工之际，俄国将“不费一兵一卒”地吞并朝鲜，而日本的“寿命”，也将随着铁路的延长而“缩短”。[6]

1888年1月，时任内务相的山县有朋，在扩张军备的意见书中也说：“俄国之志，在于侵略。故而，西伯利亚铁路一旦竣工，必然指向朝鲜或印度境界而先开事端。”[7]

1890年3月，时任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进一步言称：

“西伯利亚铁路已进至中亚，不出数年，及其竣工，则发自俄都，十数日即可饮马黑龙江。吾人不可忘记，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而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巨大变动之机。”[8]

对此，深解其意的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于同年便主张对外缔结军事同盟，以阻止俄国南下。当时负责海军的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也称：“北部俄国觊觎东洋之日久矣，早就不再满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军港了”。[9]

也就是说，沙俄政府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以推进其侵略政策，同日本政府“攻取朝鲜，以制辽东”的战略方向，终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因此，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之前，沙俄政府一方面暗中怂恿日本，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驻华公使表示“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10]进而，同年12月，沙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又公开要求日本政府就中日战争的“结局”交换意见。1895年2月14日，希特罗渥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俄国要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的要求。[11]这些情况表明，日俄之间争夺东北亚的矛盾始终存在着。

沙俄联合德、法迫使日本退还辽东，表明沙俄在推行远东政策上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同时，日俄的争夺也随之成为列强在东北亚的主要矛盾。

“甲午战争”结束后，沙俄以干涉日本“还辽”有功，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6年6月，沙俄政府趁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机，诱使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密谈，并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沙俄以“共同防御”日本为由，取得了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并开设银行的特权。

对此，沙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情不自禁地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俄国的外交达到了正在远东寻求的两大目标，并使之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把日本从大陆上排斥出去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通过中国领土延伸下去。”[12]

在沙俄利用铁路和银行扩张势力的同时，日本政府也积极利用朝鲜的“独立”，在朝鲜排挤亲俄势力。

1894年10月，日本政府任命内务相井上馨出任驻朝公使。井上赴任后，采取“右边申斥大院君，左边压抑王妃”的方针，并于11月20日向朝鲜国王提出了二十条内政“改革纲领”。用井上自己的话说，乃是“乘现今之机会，在军事战略关系及实利关系上，巩固我帝国之地位。”[13]

井上的“改革纲领”包括要求京城至釜山铁路、京城至义州的铁路铺设权；电讯线路的管理权；海军要港的租借权；以及开放古阜港和大同港，并设置居留地等。此外，则是向朝鲜贷款30万日元，以海关税作抵押，派遣日本人监督朝鲜海关；以及以全罗、忠清、庆尚三道的租税作抵押，贷款500万日元，在归还本利之前，由日本政府派遣官吏，监督上述三道的税务和地方事务。[14]

日本学者认为：上述“改革纲领”的实质，是“将朝鲜作为埃及型的从属国，或者是变成后来在伪满洲国建立傀儡政权那样的殖民地。”[15]

1895年5月14日，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在彼得堡召见日本公使西德二郎，以“劝告”的方式指出：俄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对朝鲜内政的过份干涉表示关注，切望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此时，西德二郎还从美国驻俄使馆获悉：俄国政府将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日军撤出朝鲜的要求。消息传至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深感忧虑，担心不接受沙俄的“劝告”，一旦沙俄海军南下占领朝鲜并控制黄海水域，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的话，那时日本将会失去对朝鲜的控制。于是，建议内阁从速考虑暂时改变对朝方针，以缓和形势。

6月4日，日本政府决定：“将来的对韩政略应尽量停止干涉，采取使之自立的……他动方针”。[16]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则决定从朝鲜调回井上馨，由陆军中将三浦梧楼接任。

是时，朝鲜以国王闵妃为首，主张亲近俄国势力，并趁机推翻了亲日政府。为维持日本的势力，三浦梧楼与被推翻的大院君合谋，于10月8日发动政变，杀戮了以闵妃为首的一批宫廷大臣，迫使国王接受废黜王妃（朝鲜史称“乙未政变”）。这样一来，沙俄有了向朝鲜紧急派兵的借口。

1896年2月11日，朝鲜国王逃到俄国公使馆避难，要求俄军保护，同时声明：日本在朝鲜的改革“一律无效”，[17]并“在俄国的鼓励下，立即宣布了一项改革计划。”[18]

由日本驻朝公使一手制造的“乙未政变”，引起了欧美列强的各种猜疑和抗议，变成了国际注目的问题。日本代理外相西园寺公望也深感此事“极不得策”，遂慑于再次引起国际干涉，不得不照会各国“不再干涉朝鲜内政”，[19]并指示驻俄公使西德二郎与俄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同年5月14日，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沙俄驻朝公使韦贝谈判，签订了《韦贝·小村备忘录》。日本政府在《备忘录》中间接地承认了对“乙未政变”应负的责任，并同意俄国政府可在朝鲜设置不超过日军数量的武装警备队；两国军队在朝鲜“秩序恢复”以后立即撤回。[20]

是时，参加沙皇加冕典礼的日本代表山县有朋，同沙俄政府进一步谈判，于6月9日（俄历5月28日），签订了《洛巴诺夫·山县议定书》及相关的秘密条款。其中除确认《韦贝·小村备忘录》之外，还规定了如下事项：

日俄两国可对朝鲜的财政困难提出劝告和援助；

日本政府继续管理釜山至京城的电讯线路，俄国保留架设自京城至俄国边界电讯线路的权利；

不问原因之内外，若朝鲜国之安宁秩序混乱，或有混乱之危险，日俄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派遣军队，以援助本国官宪时，两帝国政府为了预防其军队间的一切冲突，要确定各自用兵的区域，保留两国政府之军队全然不予占领之空地（秘密条款第一条）。[21]

表面上看，这些内容似乎是日俄双方达成了妥协，但实际是“貌合神离”。特别是上述秘密条款，更是以划定用兵区域为名，掩盖了日俄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1897年，沙俄政府连续向东北亚进行渗透：1月间，租借朝鲜月尾岛；2月间，租借仁川海岸；8月间，又有租借绝影岛的要求。[22]年底，沙俄政府又决心占领旅顺口，把日本当年吐出的“肥肉”攫为己有。沙皇尼古拉二世声称：“我已决心占领旅顺口，……假若我们不去占领，那么它将会被英国人占领。”[23]12月17日，沙俄驻日公使罗森通告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声称“为了对抗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俄国舰队停泊在旅顺口”。[24]1898年1月，沙俄政府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异议，提出了准备以《洛巴诺夫·山县有朋议定书》为基础，就日本在朝鲜的某些利益可以“超过”俄国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早就表示：俄国不能丧失俄国银行在朝鲜所享有的“特别”地位。[25]显然，这是沙俄政府企图以朝鲜为诱饵，采取“安抚”手法，使日本不至反对其在旅顺口的行动，同时阻止日本以此为由而占据朝鲜。

日本政府对于沙俄的上述行动极为“愤懑”，立即提出抗议。同时针对沙俄的建议，于1898年2月4日向沙俄外交部递交了“新方案”。其中特别强调：日俄双方在有关工商业问题上，采取任何新措施之前，必须达成一致协议，朝鲜国王的财政顾问，需由日本政府指派等。[26]

同年3月，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满韩交换”的建议。外相西德二郎以便函的方式通知俄国公使罗森：“日本政府认为，对朝鲜提供意见和帮助的义务应由日本承担，倘若俄国赞同这一见解，日本政府则认为满洲及其沿岸地区，在日本利益和关注的范围之外”。[27]但是，沙俄政府不肯放弃对朝鲜的“特别”地位，不同意这种建议。

4月2日，沙俄政府复函日本政府：“不能容许把俄国势力完全从朝鲜排除出去。”[28]与此同时，罗森向西德二郎表示：“俄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认为满洲及其沿岸在日本的利益范围之外的声明，表示最大的满意，但俄国政府关于朝鲜问题不能作同样的声明。”[29]

1898年4月25日，日俄在东京签订《关于朝鲜问题的议定书》。其中除了表明双方“不干涉”朝鲜内政，以及所谓“不经相互协商”不得派遣军事、财政顾问之外，沙俄政府只是同意不妨碍日本与朝鲜在商业及工业上的关系。[30]这个议定书意味着并没有解决日俄争夺东北亚的矛盾。

1900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7—9月间，沙俄政府从满洲里、瑷珲、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乌苏里斯克、珲春等五个方面出兵，强行占据了中国东三省。其名义是“保护”中东铁路，实际是企图一举实现南下的野心。当时，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言称：义和团事件给俄国提供了一种借口，“我们将使满洲变成布哈拉。”[31]言外之意，是像1868年沙俄政府吞并中亚布哈拉汗国一样，要把中国东北变成俄国的领地。

据库罗巴特金的日记可知，当年沙皇尼古拉的野心非常之大。他不仅要“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而且还想把西藏并入俄国”。此外，还要“夺取波斯，占领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32]

沙俄政府的这种野心激化了沙俄与国际列强、特别是与日本的固有矛盾。日本外相青木周藏认为，沙俄占领中国东北，已经不能依靠区区的外交手段来解决了，必须决心以“大和魂”（即诉诸武力）来对付沙俄。为此，他一方面密切注视国际关系的微妙动态，另一方面则秘密训令驻德公使井上德之助，寻找机会接近德国皇帝，弄清日本若在远东与某个国家开战时，德国将采取什么态度。

事后不久，井上德之助发回电报，内称已同德皇会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上述训电的主要内容，当德皇询问“某个国家指的是哪个国家”时，本使答以“没有特别指定”。于是德皇连称“明白了”。接着便说：“在那种情况下，德国将毫不犹豫地保证，对某个国家与其说是保持好意的中立，不如说是保持严正的中立”。接到这一回电以后，青木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自信“这样，就可以打败俄国了”。

同年9月15日，青木外相对秘书口授《征俄上奏文》。其大意是：

“俄国不仅要吞并满洲，而且要吞并朝鲜的野心，业已到了毫不掩饰的露骨程度。……事已至此，以区区的外交手段相对应，已属无益……。惟有毅然而起，外以挽回国运于未倒，内以唤醒民心于垂倾”。他要求天皇“赐决迅速商议讨俄”。[33]

上述事态说明：日本政府已把对俄作战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沙俄占据东三省后，也担心日本“进入朝鲜”。于是，同年年底通过日本驻朝鲜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所谓“朝鲜中立化”的建议。与此同时，俄国驻日公使伊斯沃尔斯基也询问日方意见。然而，日本政府没有立即答复。当时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后任外务大臣）认为，俄国提出“朝鲜中立化”，将使日本失去现今在朝鲜的地位，并对日本的威信造成重大影响。他主张，如果不将满洲也作为中立地带，则不能同意俄国的建议。[34]这一主张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

1901年1月，日本政府正式对俄国作出答复：“今日再次特别约定朝鲜中立，在事实上就等于帮助维持满洲现状，或至少有被视为默认这种状况的危险”，因此只要中国东北局势不恢复到俄军占领之前的“状态”，日本政府就不同俄国讨论朝鲜问题。[35]

这时，中俄在彼得堡的谈判情况已经传出。各国对沙俄企图以“交地”为名，实现长期占有的企图表示不满。日本政府更是“说理与金钱并用”，极力阻止中俄缔结有关协定。后来，俄国政府伪称中国“捏造”事实，拒绝第三国干涉时，更使“日本政府感到，以自己的力量开展强烈的外交战，已经没有日本的出路。”[36]于是，1901年3月14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对俄的“和战问题”。

此前的3月12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有一长篇汇报。内称：“英国当局对俄国没有试行强力抵抗的决心。……舆论也极为沉静……。德国对于这个问题虽对日英两国表示同情，但行动势必有限，而美国则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唤起各国注意，声称目前不能采取超出已经采取的措施”。他认为：现下已是迫使日本“独力决定处理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加藤进一步表示，现今可供选择的方针有三种：

一、“向俄国公开抗议，若达不到目的，便直接由战争来解决”；

二、“向俄国宣布：帝国在平衡与自卫上所应采取的适当手段，并在朝鲜作出无须日俄协商的行动”；

三、“对俄国的行动，只限于一般的抗议或保留权利，以待他日相机处理”。[37]

上述情况表明，日俄争夺东北亚的矛盾已经到了临战的边缘。

1901年3月24日，日本政府对俄国提出第一次抗议。内称：俄国要求中国缔结的“交地”协定，“超过了适当防卫俄国在满洲历来具有的权利的必要范围”，“破坏了目前东洋的均势”，要求俄国政府“修改协定方案，并为了适应各国的权利和利益，应将协定方案提交在北京的各国代表会议。”[38]此种抗议，与当年沙俄干涉日本归还辽东相差无几。

次日，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对日本公使珍田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对有关两个独立国家正在谈判的问题提出“此种通谍”。同时声称：“满洲问题完全是专属于俄国的重要事件。日本提议将之交附北京会议，是与俄国历来采取的原则不相容的。”[39]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与英国进行同盟交涉，企图“以此联合势力，迫使俄国顺应我方的要求”，[40]并使沙俄“尽可能地远离满洲。”[41]4月6日，日本政府对俄提出第二次抗议。言称：“帝国政府对目前的形势，保留发表意见”，并对拉姆斯道夫的说法“表示遗憾和不能同意”。至此，日本政府直接对俄交涉告一段落。4月20日，日本政府要求架设釜山至马山浦的电线及海底电信的上陆权，以对抗俄朝连接电信。[42]11月底至12月初，离职首相伊藤博文访问彼得堡，同维特和拉姆斯道夫进行会谈。俄方“彬彬有礼”，但“否决了日本在朝鲜的独立的行动自由”，并希望按照下列公式与日本解决“满韩问题”，也即“我们取得满洲，完全归我们，我们给你们朝鲜，但不全归你们。”[43]

沙俄政府拒绝日本的“满韩交换”，同时暴露了“朝鲜中立化”的虚伪性。至此，所谓“日俄协商”宣告彻底结束，日俄争夺东北亚的矛盾已经走向激化。

注释

[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8卷，第127页。见芝原拓自等：《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43页。

[2]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1卷，每日新闻社1974年版，第100页。

[3]见乔治·亚力山大·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3页。

[4]《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

[5]格隆特·菲尔斯托娃：《帝国主义时期的俄国》，莫斯科1959年版，第43页。

[6]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17页。

[7]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78页、180页。

[8]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7页。

[9]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解说部分，第10页。

[10]见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11]见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31页、第333页。

[12]A·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第225页。

[13]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35页。

[14]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35页。

[15]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36页。

[1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文书部分，第172页。

[17]У·A·雅康托夫：《俄国与苏联在远东》，伦敦1932年版，第46页。

[18]A·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第229页。

[19]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93页。

[2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文书部分，第175页。

[2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文书部分，第175—176页。

[22]林茂等编：《日本内阁史录》第1卷，第一法规出版会社1981年版，第255页。

[23]A·洛巴诺夫—罗斯托夫：《俄国与亚洲》，第227页。

[2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年表部分，第128页。

[25]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2页。

[26]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中译本，第181页注。

[27]日本外务省编：《日俄交涉史》，原书房1969年版，第291页。

[28]日本外务省编：《日俄交涉史》，原书房1969年版，第293页。

[29]罗森：《外交工作四十年》第1卷，第157—158页，见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政策的历史考察》，第89页。

[3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文书部分，第186页。

[31]亚尔莫林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3页。

[32]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71页。

[33]中田千亩：《日本外交秘话》，第199—201页。

[34]日本外务省编：《日俄交涉史》，第354页。

[35]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中译本，第253页。

[36]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政策的历史考察》，三秀舍1959年版，第129页。

[37]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政策的历史考察》，第129—130页。

[38]日本外务省编：《日俄交涉史》，第323页。

[39]日本外务省编：《日俄交涉史》，第324页。

[4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67页。

[41]平塚笃编：《伊藤博文秘录》附录，春秋社1929年版，第10页。

[42]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年表部分，第143页。

[43]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中译本，第285—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