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之也获得了国际上一阵阵的喝彩声，此情此景中的日本人尽管从未丢掉“危机意识”，但也终难免变得自信和自负起来。这种现象大抵从70年代开始，[1]到80年代益盛，上至首相，下至一般评论家，都说过一些盛气凌人的话，[2]于是国际社会上便出现了诸如“傲慢的日本人”之类的话题。但是，从历史的一贯来看，日本人却并不如此，或者毋宁说刚好相反。本节就是试图通过史学的考察来说明日本人的涉外文化心理，至少是这种心理的基调或主旋律。

1.自以为“万事不如异朝” ——兼谈日本学者对儒学“华夷”观的批判

和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在先进文化面前总有些身不由己的自卑，他们不仅乐于承认那些文化的长处，甚至还常常加以理想化，对之艳羡不已，并如醉如痴地追求和模仿。这种心理在日本历史的多数时期表现突出，以下试加考察。

公元607（推古天皇十五）年，日本朝廷派小野妹子使隋。转年，隋炀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日。隋使于四月踏上日本国土，日本朝廷立即大兴土木，为之筑馆修路，足足忙了四个月，直到八月天皇才正式接见。接见时，天皇说了这样一席话：“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仪，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3]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值得注意：（一）日本之所以遣使朝贡，是因为它倾慕大隋是“礼义之国”;（二）天皇自称是“不闻礼义”的“夷人”，承认自己文化落后；（三）天皇表示非常希望了解大隋的政情文化等。总之，在中国先进文化面前，其倾慕之情油然，谦卑之状可掬。不过，因这段话出自中国史书，有的日本学者便怀疑它可能是中国史官的“修饰”，未必可信。[4]但如所周知，记载其事的《隋书·倭国传》，恰恰以客观实录见许，仅靠推测是不足以推翻这一史实的。再说，大力引进中国文化，推行后世史家所说的“推古朝改革”正是这时候的事情，倾慕中国文化的天皇说了那样的话是十分自然而合理的。

公元623（推古天皇三十一）年，长期留学隋、唐的日本僧惠日、惠齐、惠光等回国并上奏朝廷说：“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5]他们对于大唐国的评价用字虽少，但却是十分切实和崇隆的，认为它法制完备，治理有序。而且，从评价的着眼点也可以看出，他们已看到了大唐帝国的最具特色之处，也是日本最应学习之点。至于那“珍国”一词，若译成现代语言恐怕就是“理想国”。不言而喻，对于这样一个令人憧憬的美好国家应当是“常须达”的。

镰仓时代的名僧道元，曾于1223（贞应二）年入宋留学五年，遍游育王山、径山等著名禅寺，并从天童山僧长翁如净学参禅，回国后开创曹洞宗。他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感受和修养。这位名僧曾发过这样一番感慨：“西天（指印度——武注）及神丹（指中国——武注）人本质直，盖为中华。教化佛法则迅即领会。我朝自来人少仁智，难期正种。……且我国之出家人，诚不如大国之在家人，举世愚笨，心量狭小。……如此之辈，即使坐禅，岂能证得佛法！……我国之人，仁智未开，人又迂曲，即使教以正直之法，则甘露反成毒汁。而趋名利，难得惑执。”[6]他又说：“可悲！边鄙之小邦，佛法未弘通，正师未出世，若欲学无上之佛道，遥可访宋土之知识。”[7]在他看来，与“中华”之人相比，日本人“仁智未开”,“举世愚笨”。总之，素质太差了。这样的人很难悟得禅的真谛，即使教以正直之法，也得被日本的“歪嘴和尚”念坏。此外，由于“正师”尚未在日本出世，要想把真正的佛法学到手，便应到中国去。道元的这些话，充满着民族自卑感，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难理解，甚至有可能骂他崇洋媚外、污蔑同胞，但这位一代名师之所言，无疑是日本人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

江户时代的大儒藤原惺窝，也就是那位首倡朱子学的大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对异朝（指外国，此处主要指中国——武注）书籍，我等自来学而不厌，近年新入之书不详知，但十年以前来自异朝之书则大体一览无余。不知不觉乃以为，异朝之事，诸事宜知。本朝乃小国，是故万事不如异朝，即便圣人，亦出自异朝。作此想者，不唯我等，古今之学者皆然，由而学习异朝。今日始知，此种想法甚是错误。”[8]这段话虽是以一种反省的口吻说的，但却明白无误地总结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古今之学者”普遍存在着崇拜外国（尤其是中国）的心理，认为小国的日本万事不如外国，必须向外国学习，——颇有些“中国的月亮比日本圆”的味道。尽管藤原惺窝作过这样的反省，但其后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仍然崇拜。我们知道，到了明治初年，中国的落伍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但崇拜中国文化的古风依然笼罩着日本的上层社会。关于此点，从王韬1879（明治十二）年的游日中便能观察出来。当时，日本朝野的文臣武将、学士名流，无不如饮醇醪般地争相与游，也莫不以得到他的改诗题字为无上光采。而出任驻日使馆参赞官的黄遵宪，由于诗名很高，也成为东京汉诗沙龙中的明星，经常是“户外履满，肩趾相接”。这里不排除他们个人的魅力和才气（尤其是王韬在《普法战记》中所表现出的卓识伟论早已享誉东瀛），但起主要作用的恐怕还是亘古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和依恋心理。

近代以后，日本人又以谦卑的态度去估价和学习西方文化，一如古代和中世之学习中国及印度文化者然。

幕末明初，凡研究西方学问或去过西方的日本人，非抱残守缺者无不盛赞西方文明之优秀，也无不感叹日本和东方之落伍。如关于近代欧洲文化，启蒙思想家西周尝以“浩大精微”概括之。他说：“余尝游于欧罗巴，颇悉其事情。所观凡百事物，目之以二字，曰‘浩大’。若都邑府城，若道路桥梁，若宫殿楼阁，若廨署庠校祠宇教堂，若幼孤哑盲癫狂疾病诸院，若分析铸锻金银硝磁诸工厂，若考古博物禽兽草木诸馆园，若铳炮船舰海陆诸兵具战器，若火车电线驿递银行互市诸场，凡以触目入耳，皆莫不愕然惊叹焉。及退而考诸书史，征诸学术，惘然自失，惛然自惑。盖其说之精微，其论之详确，不啻茧丝牛毛。……乃又目之以二字，日‘精微’。……精微者本也因也，浩大者末也果也。能尽其精微，故能致其浩大也”。[9]如上所见，西周高度评价西方近代文化，赞美它外在的伟大气魄和内在的科学精神。

日本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还就日西文化作了比较，他指出：“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谁能以排子车和火车相比，又谁能以日本刀和洋枪相比较呢？我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上，他们已经知道地圆而且是转动的。我们（此处的“我们”实在说是少数的儒学者和国学者——武注）认为我国是至尊的神洲，他们已经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齐备，远比我们优越的东西很多。所有这些问题，按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件可向西洋夸口的。日本值得夸耀的，……只有山水风景而已。”[10]他还特别指出日本人素质不如西方：“日本文明和外国文明互相对比起来，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落后于外国，就是人民的精神面貌也不相同。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大自一国的经济，小至个人的生活，就目前的情况来谈，我们日本人无论如何是望尘莫及的。”[11]对西方文化的无比崇尚，导致了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风潮。这个风潮显示了日本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但也出现了一些极端性的失于浮躁的意见，如认为日本传统的衣食住应全部废除，限期予以西化；日本的语言“幼稚卑陋”，不足以表达进步的思想，应学习英语，并创造出英日并用的文字；日本的人种必须改良，应从精神上和肉体上使日本人种欧美化；等等。甚至还有人认为，欧洲的狗也是“开化”的，并说：“（欧犬）食肥肉，卧暖席，或睡美人膝，或吸阿娘口。同是犬也，何其幸福！欧洲虽犬亦能开化，故与人能睦也。人而可不如犬乎！”[12]此种言论所表现出的自卑心理几乎使人难以忍受！

总之，正是基于对近代西方文化先进性和自身文化落后性的深刻认识，日本正像福泽谕吉所提出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口号那样，实行了外来文化吸收方向的战略性转移，又怀着谦卑的心理，拜西方为师，开始了以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为重要特征的日本近代化进程。

不过，日本在实行对外来文化吸收方向的战略性转移并通过这一转移迈向近代化时，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必须克服植根于儒学华夷观所造就的另一种涉外文化心理的抵抗。儒学华夷观以是否明中国“圣人之教”为标准来判定文化优劣，故视自国为“中华”“神州”，无与伦比，视外族外国为“夷狄蛮貊”，不堪师法。在这种观念下形成的涉外文化心理其主旋律是傲慢自大。一些日本儒学者在吸收中国文化过程中，把这种观念也学习了去，甚而也自称起“中华”“神州”来，成为学习近代西方文化的绊脚石。为了民族的进步，幕末明初（乃至更早）的日本学者不得不清理这种陈腐不堪的思想垃圾。

江户时代的兰学家大槻玄泽已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日本的“腐儒庸医”，他指出：“（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世界之大，妄自眩惑支那诸说，亦步亦趋，谬称‘中国’或‘中华之道’。……支那之外，皆目之为‘蛮夷’而不论及，其学何其粗而且隘。”[13]他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华夷之辨”论的发明者，指出：“支那之人骄傲自限，独称自国为‘中华’，域外诸国概为‘夷蛮’，禽兽遇之，……而不知所谓‘夷蛮’中亦自有踰于中华者也。……若夫欧罗巴洲方人物，则容貌端正，衣服华丽，巧思出于天性，艺术之妙，旷天下古今。……支那之人徒知有中华，独嘲蔑其他，自安固陋，而不知苍穹之下，别有名邦巨国，而华夷自星列乎其中。我邦间抑或有因循其旧说，未曾闻见至于此者。”[14]

幕末日本具有启蒙先驱意义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泥古不化和瞧不起“夷狄蛮貊”，他在鸦片战争8年后的1849年曾明确指出。“西洋诸国精研学术，国力强盛，频频得势，致使周公孔子之国亦遭攻略，其原因竟何所在？毕竟，彼之学得其要，此之学不得其要：溺于高远空疏之谈，流于训诂考证之末。……不知通达时变，改革兵制。……只知自国之好，轻贱外国，视之为‘夷狄蛮貊’，而不知彼熟练实事，兴国力，强兵力，且火技之妙，航海之巧，遥出自国之上。是故，一旦英国构乱，即招致大败，贻耻辱于全世界。”[15]就连日本的汉学家也议论起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斋藤竹堂就说过：“（西洋）自天文地理以至舟楫、器械、布帛之属，极尽精巧，非他邦所能及也。……支那人动辄以‘中华’自高，矜誇太遏，视诸蕃如禽兽。殊不知天地之气运愈久而愈开，……天地之气运益开而万国局面又益变。宇内形势业已割一大鸿沟，殆有出千古圣人意料之外者。今之蛮夷非古之蛮夷也。支那人眼孔如豆。”[16]

至于明治年间的日本学者，对儒学的“骄矜自夸”作过更尖锐的批判，如福泽谕吉就曾说，日本之所以能成就维新大业，就是因为那些奔走其事的武士“从儒学的深奥这个角度来看”,“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当政的人多数对汉文、汉学体味不深。[17]

有关中国为何不能顺畅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为何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的历史教训，日本的有识之士早在100多年乃至200年前就已开始议论和总结（如前引大槻玄泽《兰学阶梯》一书写成于1781年）。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的接受西方文化开始近代化过程也是与借鉴了中国的教训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是否可以说，从历史的总体看，日本人在先进的异文化面前常常表现出很强的自卑心理。不过，这也不妨碍说，他们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明治年间在连续打赢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前和战中等），由于受到强烈的政治刺激对此有所偏离。当然，单纯的自卑感并不一定值得称道，但日本人的自卑又常常伴随着“见贤思齐焉”的心理冲动，这便成了一种精神优势。福泽谕吉在谈到明治维新时说：“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的固有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8]也就是说，日本人不仅要吸取西洋文明，还要赶上和超过西洋文明。因而，关于日本人的涉外文化心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自卑——学习——赶超。”

2.崇敬与学习打败自己的人

我们在考察日本人的涉外文化心理时，还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规律，即，越是那些在严重的较量中战胜了自己的异文化，越能获得日本人的崇敬和激发起他们学习的热情。因而，大规模的文化吸收往往发生在受到异文化的压力并与之对峙、较量而失败之后。关于这一点，只要研究一下三次大规模文化吸收的历史背景便可明白。

（1）为唐所败而更加努力吸收唐文化。众所周知，在历史上，朝鲜半岛始终是中日关系的敏感点，它也像传感器一样，能够迅速地把来自任何一方的作用力传导到对方。

4世纪，日本在形成统一国家的同时，即开始向朝鲜半岛扩张，并在半岛南部占领了一块殖民地——任那。公元562年，任那被逐渐强盛起来的新罗所灭，日本被迫退出半岛，但是却一直伺机卷土重来。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大陆上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大陆上强大王朝的出现给了日本以无形的压力，执政的圣德太子一方面与隋朝交往，一方面加紧输入中国文化，推行一系列改革。612年，隋开始发大兵进攻高句丽，但没有取得成功。618年唐代隋兴，并继续进攻高句丽，日本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加强中央政权和形成仿唐古代国家的大化改新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与此同时，唐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在半岛上进行正面冲突，并于663年最终导致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之战（日本史书称“白村江之战”）。日本先使在日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率兵5000归国，随后又发援军2. 7万人前往半岛，准备与唐军决一死战。日本与百济联军的指挥官们本以为“我军争先，彼应自退”，哪知一交手“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指日军——武注）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舳舻不得回旋”。日军将领朴市田来津也在战斗中阵亡。[19]关于这次战争的惨烈，中国史书也有记载：“（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20]日军败回列岛之后，害怕唐军乘胜渡海来攻，大和朝廷便在壹岐、对马、筑紫等地增派军队，构筑工事，以防不测。

显然，唐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给日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就在这次战争之后，我们看到了一番非常奇特的景象：日唐之间的往来非但不减，反而更加频繁，尤其是665年日本遣使参加泰山封禅，669年（高句丽被唐灭亡的翌年）日本又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长安，祝贺唐在半岛上的彻底胜利。按，高句丽是日本在半岛上对唐斗争的潜在盟友，它的被灭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保持沉默也就罢了，反而要特地遣使庆贺，这实在是一种日本式的行动逻辑。日本学者有称此时的日本外交为“亲唐外交”者，[21]此评价似不为过。

就这样，中日之间在经过长期有形和无形的对峙和较量之后，日本彻底失败了，此后900年未再涉足半岛。大概正是由于失败，日本对中国文化更尊崇、更倾慕了，学习的自觉性也更加高涨了，这就迎来了遣唐使活动的最**。我们看到，白江口之战后派出的第七、八、九、十这四次遣唐使团，规模最大，文化经济交流最盛，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长河中浪峰上的浪峰。有如所知，经过遣唐使时代的大规模文化吸收，日本文化的面目为之一新。

（2）“攘夷”碰壁而行“开国和亲”之策。从幕末到明治维新前，日本经受了近代西方文化由弱到强、由间接到直接的冲击。这三次冲击是：

①鸦片战争。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为“夷狄”的英吉利所败，使日本受到极大的震动。朝野上下，或上书献计，或著书警世，大声疾呼“今清国大乱，难保何时不波及日本！”[22]

②黑船叩关。鸦片战争13年之后，美国海军准将伯理率舰四艘闯进江户湾，要求通航通商。这次冲击更加强烈，闹到全日本“喧喧扰扰，浮说百出，人心纷乱，恰如鼎沸”。[23] 1858年的“安政五国条约”导致了日本被迫对西方国家开国，但也激起了国内风起云涌的“尊王攘夷”运动。

③萨英战争与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攘“夷”的结果，招致了与“夷”的直接战争。1863年长州藩在下关炮击外国船只，转年遭到了美、英、法、荷四国联合舰队的进攻，下关炮台被拔除，并被迫支付大批赔款。同年，萨摩藩士杀死英国人的事件也遭到英军火烧鹿儿岛的洗劫。这两次事件与黑船叩关不同，是与西方国家真枪实刀的直接较量，日本武士在战争中尽管十分勇敢，但却抵挡不了西方国家的近代军事力量。日本人终又茅塞顿开，切身感悟到“夷”的文化比自己优越，要想把“夷”“攘”出去，还得先向“夷”学习才行。出身于萨摩藩的五代友厚曾对这一思想转化过程作过描述，他说：“此次于海面上被迫与英国进行炮战（指萨英战争——武注），虽损失甚大，但对启迪三州土民之蒙昧，实天赐千金难买之良机，……应当理解，今后天下之一般形势，已非复攘夷，对其已难加拒绝。天下形势趋向于开国之时期业已临近，因而诸侯竞相钻研富国之方法，如不采取措施，则难睹国家充实富强之成绩。”[24]就这样，由于进行了招致“损失甚大”的战争，日本人明白了天下形势“已非复攘夷”，而“趋向于开国”，并纷纷讲求富国之方法。这实在是日本式的聪明反应。总之，两次战争之后，日本有头脑的人谁都知道“攘夷”是断断不可行的了。耐人寻味的是，因攘夷而招致战争并遭到失败的西南强藩，反而率先执行“开国进取”政策，向西方国家开港通商，派遣留学生，实行政治与军事改革，发展洋式工业，聘用外国专家，等等。后来又成功地进行了推翻幕府的国内战争，清除了封建割据，建立了统一的明治国家。此后，在新政府领导下，采取了大力引进近代西方文化的国策，最终使日本步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行文至此，有一件小事顺便一提：1987年笔者旅日期间，承蒙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憙家先生的好意，特意带我和另一位同胞去横须贺一游，观览了久里滨伯理公园。在当年美国黑船来航登陆的地方，巍然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手书汉字正楷“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陈设着种种有关纪念品和文书、出版物等。在我们看来，伯理当年以坚船快炮为手段，口吐威胁语言，强制日本开国，无论如何总带着几分殖民主义者色彩，然而，日本人却不如是观，很多人把他看作“恩人”，认为日本民族能有今天和此人1853年的来访不无关联。如福泽谕吉就曾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25]在福泽笔下，伯理俨然是一个令人崇敬的文明传播者的形象。这也是日本人文化心理的一种反映吧。

（3）被美占领而崇尚美国文化。从1931—1945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15年侵略战争。其间，1941年发动“珍珠港事件”，挑起了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美国曾先后在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最后又作为日本历史上不见先例的占领者君临列岛。日本自认为这次战争是败在美国手下（这种观点是否片面，此处姑且不论），便老老实实地做起占领军的顺民来。

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抵日后40天，日本的一位电台播音员，就总司令的一张照片播发了如下观感：“元帅的手放在艾克尔伯格中将[26]的肩上，威严中透着镇定自若和信心，同时又洋溢着一种并无城府的亲切和诚恳之情。元帅的轻松态度使看惯了威风凛凛的日本将军的我们感到惊异和无限的羡慕。似乎现在才恍然大悟，‘难怪美国打赢了！’并且很有把握地感到，‘有这样的人物来作为管理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对于日本的将来不是很幸运的吗？’”[27]

对于入驻的敌军最高司令官的这番相面术式的感言，被一位日本学者评论为“日本人的彻底大转弯”。[28]后来，日本人对麦克阿瑟的崇拜和褒扬不断升级，说他是“新生日本的生身父母”“恩人元帅”。又说美国是“东方之光”，而麦则是“东光国的元帅”。在日本各地也出现了以麦克阿瑟命名的剧场和街道；小学生也以戴“麦克阿瑟帽”为时髦，后来，还为麦立“显彰碑”（即中国人所说的“功德碑”），甚而有筹建麦克阿瑟神社与纪念馆之议，只因麦说了“在精神上日本还只是12岁的小孩”激怒了日本人才算作罢。[29]总之，战后日本人对麦克阿瑟一见起敬，且不断升级，这固然有美国占领政策使不少日本人受益的一面，但主要则是因为美国打败了日本，使日本人不由得对美国文化的活形象顶礼膜拜起来。

美军的占领没有遭到日本人的抵抗，甚至很少招致日本人的敌意。关乎此，一位日本学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战争末期物资不足，漫说抵抗，就是活着也不容易；第二，进驻美军乘坐吉普。[30]关于这第二个原因阐述尤多。进驻美军兵力40万，据说有吉普5万辆，而且所有的美国兵都能驾车奔驰。仅这一事实就使日本人目瞪口呆，认为日本不败才怪。一时吉普成为日本流行歌曲讴歌的对象，诗人吟咏的素材，评论家议论的话题。如果说，麦克阿瑟是美国文化的人格形象，那吉普便是美国文化的物质形象。

美国生活方式也被展示于日本报端和进口的好莱坞电影中，日本人看到，美国家庭使用着电动吸尘器、洗衣机、电冰箱，而电冰箱中又排放着火腿、香肠、牛奶、鸡蛋等物。居而有洋楼，出而有汽车。这种所谓美国生活方式，强烈地刺激和吸引着日本人。

在这个强大而富有的美国面前，日本人表现得服服帖帖。比如在公共汽车上不能和司机讲话，这本常识，但却特地说是“奉盟军司令部命令禁止与司机交谈”云云。[31]这虽是小事，却反映出日本人对美国是彻底“服了”。但日本人的行动逻辑不止于“服”,“服”而后便要学，正如一位著名的日本政治记者所说：“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战后，美军带来的所有物质文明，都使他们一味惊异，把战后的日本人与幕末至明治初期的日本人等同起来也不为过。与此同时，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们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与相当先进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种要超赶美国的热情和使命感，把仿效美国物质文明作为重建日本的途径，从而迅速形成日本的总体规划。”[32]事实正是如此，对美国文化的锋芒有着切肤之感的日本人，再次开国，一方面被迫，一方面主动地大力吸收起美国文化来。[33]

在我们考察了上述三次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背景之后，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与异文化的对峙、较量而致失败，常常成为日本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契机。而这种大规模的吸收又往往演变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推动了日本历史的跳跃式发展。

上述日本人的这种行动方式，很像我们中国的绿林好汉在败给高强者之时常做的那样：扑翻身便拜，请求胜利者把绝技传授给自己。也就是说，他们特别重视向优于自己的对手学习。这样，关于日本人的涉外文化心理，我们又可得出另一个公式：“较量——失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