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为什么产生这种转变？在转变中为什么又有不变？对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遭到溃败，英、法大为削弱，而美国却依仗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1946年4月6日，杜鲁门在芝加哥公开叫嚷，“美国今天是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不是自吹自擂。……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16]。所谓挑起领导的担子或“承担责任”就是称霸世界的同义语。美国的全球战略由三个部分组成。毛泽东同志说，“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17]。

欧洲历来是帝国主义角逐之地，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是美国抗衡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基地。因此美国对德的占领政策的转变，比对日政策的转变早一二年，且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日本。

那么，在全球战略中如何处理欧亚关系？当时，以周以德为中心的共和党议员主张“欧亚并重”论，甚至以“援助亚洲”为重点。周以德宣称，“我们必须在亚洲取胜，否则我们最终将丢掉欧洲”[18]。麦克阿瑟也说，“与欧洲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相比，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威胁”[19]。可是杜鲁门、马歇尔等美国实权人物把欧洲作为全球战略的重点，竭力主张优先“援助欧洲”，以便既争夺欧洲，又抗衡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因此，美国是在优先“援助欧洲”的前提下才对蒋介石提供“援助”的。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发动震撼世界的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在短短的四个月歼敌154万，沉重地打击了美蒋。美国企图把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变成其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称霸亚洲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的远东战略即将崩溃。在这种紧迫形势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1948年12月即将派道奇来日时，杜鲁门总统召见他，并谈了中国形势和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关系。他说，“中国事态的进展，使日本的重要性倍增”[20]。而道奇1949年在国会作证时也说，“过去一年，尤其是最近在这一地区事态的倾向，就强调了我们加强在日本的地位的必要性。我们将来的远东政策的发展，要求把日本作为今后向远东地区援助扩张的跳板和供应基地加以利用”[21]。这样，日本取代蒋王朝在远东的地位，成为美国在远东推行其战略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对此，麦克阿瑟也直言不讳地说，“日本成为维护美英两国权益的前线基地”，[22]成为“拦住共产主义东进和南进的壁垒”。[23]

从以上分析中看出，美国全球战略和远东形势的变化，使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要求改变对日的占领政策，使它更符合于美国的新的远东战略。于是在占领政策中，和这种变化相吻合的部分没有发生变化，而与此相违背的则要改变。这样就出现了占领改革的转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变的复杂现象。

其次，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是反法西斯盟国关系破裂的必然结果。苏联和美英等结成盟国的基础是打败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铲除这三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对这些国家实行的改革，使反法西斯盟国达到预期的共同目的。苏联和美英等结盟的基础随之消失。于是反法西斯盟国内部存在的固有矛盾，即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美英的矛盾，由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争霸而逐渐激化，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随着两个阵营的形成，又变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

反法西斯盟国关系的破裂和利用昔日劲敌日德反对昔日盟国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政策，相辅相成，有其发展的过程。早在1946年年底，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前驻苏大使）就强调复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1947年3月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又提出振兴日德经济在美国抗衡苏联中的重要性。同月，杜鲁门抛出杜鲁门主义时也暗示把日德纳入反苏阵营的用意。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强调德国在欧洲的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在亚洲能遏制意识形态上敌人的唯一国家是日本，因此应对复兴日本经济和军事力量予以最大的关心。[24]在这种叫嚣中，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分别向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提出《日本经济的再复兴》和《美国关于日本经济问题的单独行动》的报告。这些报告都强调复兴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两者在是否和远东委员会协调的问题上有分歧，国务院强调和该委员会协调，而后者则反对。可见，陆军部的态度比国务院更为强硬。

如上所述，这时期美国对日政策中较为突出的是复兴日本经济问题。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时期美国对外争霸的一种形式，犹如马歇尔计划一样，是以“经援”的形式进行的。第二，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如以1930年至1934年平均为100，1948年则为64.4，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便引起日本工人和广大群众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这一斗争日益威胁日本统治阶级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因此，美国允许日本从1947年8月开始实行民间的对外贸易，以便复兴经济。

重新开放日本的民间贸易后，美国大企业的顾问丁·加夫曼于同年8月赴日考察，回国后便提出一项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经济领域中所实行的整肃和《集排法》等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盟军总司令部所实行的民主化政策使日本接近“社会主义理想”，日本有共产化和亲苏化的倾向。他建议美国政府修改对日的民主化政策。加夫曼把这一报告散发给美国政府要人，进行政治性煽动。这便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政府便派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抵日，重新考察加夫曼报告的真伪。经考察，德雷珀完全赞同和支持加夫曼的意见。于是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25]于10月31日向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提出日本可能“社会主义化”的警告。翌日，福莱斯特尔立即指令陆军部长罗亚尔重新估计日本经济在美国军事战略上的地位和作用。接着，凯南于11月5日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世界形势摘要》的报告，1948年2月24日又提出《对现状趋势的探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可以依赖的唯一国家，是美国的桥头堡，为遏制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应利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他认为，现行的对日政策，在解除军国主义方面颇有成效，但对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方面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因此应该重新研究对日政策。[26]

凯南于提出第二个报告后的第三天，即2月26日飞抵东京，就有关对日占领政策，和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第二次会谈中，凯南便提出：一、准备日本的“对外防备”力量；二、建立有效的经济复兴政策；三、为恢复日本政府的自主性，缓和占领政策。[27]在会谈中，凯南和麦克阿瑟在日本是否有“共产主义威胁”等问题上虽有分歧，但在限制远东委员会的活动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

凯南回国后，3月25日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一份报告。他认为，日本有“共产主义化”的危险，因此应采取遏制政策。为此他建议：一、永久性地占据冲绳；二、重建一定限度的军备；三、为防止共产主义化，加强警察力量；四、恢复日本政府复兴经济的权利；五、限制远东委员会的权利；六、缓和赔偿；七、不提出新的民主化措施，对已实施的不加压力；八、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会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因此应该批评修改；九、缓和对新闻的检查；十、及早发现和处理乙级、丙级战犯嫌疑中的无罪分子；十一、日本文化的亲美化。[28]凯南的报告，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提出了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具体意见。这意见成为在对日政策转变中的主导性意见。这样，以凯南为中心的美国国务院掌握了这一政策转变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陆军部也不甘落在国务院后头。4月底，陆军部便提出比凯南报告更激烈的意见：一、无限期地推迟对日媾和；二、允许日本再军备；三、停止远东委员会的职能；四、关于缩减总司令部人员、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政策，对总司令部提出协助意见。[29]这样，陆军部的意见从单纯的经济复兴扩大到政治、军事方面。此后，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于5月中旬又提出报告。这一报告除重整军备问题之外，和国务院的意见大致相同。

可是，国务院和陆军部在赔偿和远东委员会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陆军部主张大幅度地减轻赔偿，而国务院坚持赔偿原赔偿总额的30%。对远东委员会问题，国务院虽然主张限制远东委员会的职权，但表面上和远东委员会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而陆军部则要明确宣布远东委员会的工作业已完成，没有存在的必要。远东委员会是根据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成立的。它是由11个反法西斯盟国组成，是决定对日占领政策的决策性机构，是维护战后盟国关系的纽带。当美国单独改变对日政策时，它却变成障碍。因此，极力主张转变对日政策的陆军部索性要取消它，进而使盟国关系最后破裂。而负责美国外交的国务院虽然同意限制该委员会的职权，摆脱战时形成的盟国关系，但为保持美国的所谓国际信义，主张和它协调。

为了早日解决对日政策的转变，政策设计委员会在重新研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又草拟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NSC—13号文件，并于5月28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这一报告基本上继承了凯南3月25日的报告内容，在对日媾和及远东委员会问题上没有采纳陆军部的意见，对赔偿问题也采取暂时回避的态度。国务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罗亚尔，8月底至9月初，进行数次会谈，力图调整和统一两个部门的分歧，但没有得出统一意见。于是，国务院和陆军部于9月24日分别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各自的报告，即NSC—13—1号。在这一报告中，国务院虽然同意结束战时形成的盟国关系，但依然主张和远东委员会的协调。

这时，在欧洲，美苏就柏林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远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中国革命形势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9月以来一直把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一并进行研究，并于10月9日通过了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NSC—13—2号文件。NSC—13—2号文件，基本上继承了以凯南3月25日报告为蓝本的NSC—13号文件精神，只是把远东委员会和赔偿等问题暂时搁浅。可是，时隔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发动平津和淮海战役，并获得了伟大胜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国民党要举行和平谈判。但两党的北京和谈，于4月20日破裂，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相继解放南京、上海。在这一新形势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5月又通过了NSC—13—3号文件，就搁浅的远东委员会和赔偿问题，完全同意了陆军部的意见。

NSC—13—2、3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和苏联、中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关系的破裂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正式转变。从此美国不顾反法西斯盟国的反对，大力推行对日的单独媾和。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有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和会。结果占反法西斯盟国总人口70%的12亿人民没有参加或者拒签和约。这样，旧金山和约成为名副其实的单独讲和。这是反法西斯盟国关系破裂和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必然结果。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时间和标志问题。通常把1948年1月6日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的演讲作为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时间和标志。罗亚尔说，“广泛地非军事化的原来概念同建设一个自立国家的新目标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他结束讲演时说，希望日本“能充当对今后远东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极权主义战争威胁的障碍物”[30]，即成为美国称霸亚洲的前哨基地。他的这次讲演虽反映了美国政府，尤其是军部力图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企图，但并不是美国政府最后的决定性意见。这时，以凯南为中心的国务院也正在研究对日政策的转变，其意见和陆军部尚有分歧。而且这时日本问题由国务院和陆军部的职能机构在研究，还没有提到美国政府首脑部。美国首脑这时主要处理欧洲和德国问题，无暇顾及远东问题。此外，决定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因素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虽然从1947年夏天开始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但决定战争全局的三大战役尚未开始，因此，这时美国虽然在研究对日政策的转变，但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如上所述，美国正式决定对日政策的转变是1948年10月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3—2号文件之时，因此把1948年1月6日罗亚尔的演讲作为转变的时期和标志是不恰当的。

注释

[1]详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日本问题文件汇编》，1955年版，第6～7页。

[2]外务省特别资料部编：《日本占领及管理重要文书集》第1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49年版，第92～108页。

[3]同上书，第180～20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前引书，第12～19页。

[4]外务省特别资料部编：前引书第1卷，第92页。

[5]世界知识出版社，《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13页。

[6]《日本国宪法》，有斐阁1961年版，第6页。

[7]《朝日杂志》，1981年5月22号，第24页。

[8]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30页。

[9]斋藤真等编：《战后日美关系资料》，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35页。

[10]楫西光速：《续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有斐阁1957年，第327页。

[11]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22页。

[12]有泽广已、稻叶秀三编：《战后二十年史资料——经济》，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68页。

[13]袖井林二郎：《麦克阿瑟的两千日》，中央公社1974年版，第270页。

[14]吉田茂：《十年回忆》，第2卷，新潮社1958年版，第137页。

[15]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6卷，青木书店1977年版，第267页。

[16]《基辛氏当代文献——1946—1948》，第782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18]邹傥：《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449页。

[19]F.R杜勒斯：《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第75页。

[20]朝尾直弘等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2卷，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340页。

[21]冈义武编：《现代日本的政治过程》，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211页。

[22]信夫清三郎：《战后日本政治史》第3卷，劲草书房1968年版，第923页。

[23]同上书，第981页。

[24]中村隆英编；《占领时期的日本经济与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40页。

[25]政策设计委员会是国务院的“参谋部”，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中起重要作用。凯南是该委员会主席。他曾任美国驻苏大使馆馆员及代办。1947年4月，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极力主张遏制政策。

[26]《美国的外交关系》1948年第1卷，第2期，第525页。

[27]中村隆英编：前引书，第72页。

[28]中村隆英编：前引书，第74～76页。

[29]中村隆英：前引书，第76页。

[30]辻清明：《战后二十年史资料——政治》，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