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与1911年12月南北议和破裂有关。但该政府的成立，又促使破裂的南北议和以不同的形式继续进行。因此，南京临时政府的另一大课题即是南北议和问题。

孙中山归国后反对南北议和。在上海的宗方小太郎当时为日本海军军令部（指参谋部）收集孙的动向，并及时上报。据他的报告，“孙的意见是绝对排斥（南北）议和，如果列强进行武装干涉，其结果即使中国四分五裂，也在君主政体的名义下不讲和。最后达不到共和国的目的，如十年达不到，则二十年、三十年也要争取它”[41]。但孙的此种想法遭到南京方面的反对。因此，他也不得不赞成议和，并于1月2日复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42]同日，孙又通过伍廷芳向袁表示，如袁迫使清帝退位，孙则把大总统之职位让给袁。[43]

对袁世凯来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既是对他的威胁，又是利用它来迫使清帝退位的有力武器。因此，袁对它采取了既想消灭又想利用的两面手法。袁通过梁士诒、唐绍仪、伍廷芳与孙中山秘密进行南北议和。

那么，日本对这次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采取了什么态度？为了说明日本就此的态度，不能不涉及英国对此问题的态度和日英的相互关系。因此，以孙与袁、日与英这四者就此问题所开展的外交活动为中心，来考察日本对此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袁在此问题上也想得到英国的支持。袁接到孙的电报和内传消息后，于1月11日派梁士诒询问朱尔典公使：各方意见都认为目前情况下皇帝应退位，由他建立临时政府，如建临时政府列国是否予以承认？[44]朱尔典虽然没正面回答，但暗示支持和承认。当时日本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且反对袁上台执政。因此，袁、梁和朱尔典都担心日本。12日朱尔典与日本公使伊集院密谈此事，并问了日本的意见。[45]伊集院没有直接表示意见。同一天，袁又找其日人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探测日本的态度。袁说，英国不再支持君主立宪，其他列国也持旁观的态度，如果这样下去清廷只好瓦解；日本声言赞成君主立宪，但在南方有影响的日人相继参与革命军的谋议；据新闻报道，日本官民似乎都赞成共和，日本国政府究竟对时局持有何想法？[46]这实际上是希望日本放弃君主立宪，支持共和制。对此，伊集院公使通过坂西对袁说：“如清朝廷瓦解则产生重大的后果，应认清此点。”[47]言外之意是不赞成清帝退位。但伊集院公使在对内田外相的报告中说，清帝退位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如要抗衡这一大趋势，让清廷和袁世凯维持现状，则须有从外部用实力援助它到底的决心。[48]伊集院为何如此坚持君主立宪，维护清廷呢？其理由有二。一是从政治上坚持君主立宪的政体。作为君主立宪的日本，从主义上不赞成共和，赞成共和等于否定了自己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因此，伊集院顽固坚持己见。二是从经济上共和制对日本和列强非常不利。伊集院认为，清帝退位后中国必然失去中心，导致四分五裂，这会对日本和列国的对华贸易与经济活动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且有可能招来各列强瓜分蒙古、西藏等的争夺战。[49]

这正值南京临时政府希望日本承认该政权的时候，承认与和议的外交交涉是同步并行的。在此种情况下，如此顽固地支持君主立宪的日本，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是理所当然的。这便是日本未承认新政府的原因之一。英国是支持袁，支持共和制的。因此，英国出面做对日说服工作。1月16日，英国外交部通过驻日英国大使向内田外相传达了梁士诒和朱尔典11日会谈的内容。英大使对内田外相说，“知道日本何等强硬地反对共和政府的成立，如要建立那种政府，最为忧虑的就是这一问题”[50]。这就是说，日本是建立南北统一的共和政府的最大障碍，希望日本让步。对此，内田表示了何种态度尚不清楚，但驻日英大使在致格雷外相的电报中推测，“当共和国政府成立并遇到承认这一政府的问题时，日本政府脱离我国政府采取特殊态度的意向是不会有的”。[51]莫理循也认为，日本为支持帝制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是没有的。[52]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此种推测是正确的。

那么，大陆浪人等民间人士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日本政府和伊集院公使为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进而反对南北议和，但大陆浪人等民间人士则反对孙让位于袁，因此，他们也反对南北议和。两者虽然都是反对，但反对的内容则不同。孙没有将议和、让位等问题告诉在上海的头山满等日人。因此，头山满等都不知道南北议和的具体情况，更不知道孙让位问题。可是在日本的内田良平探知了此消息。他认为，如果现在把政权让给袁，则不知道老奸巨猾的袁会干些什么事情，其结果是革命的目的变成泡影，因此，此际决不应妥协，[53]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孙让位。这是站在南方一面的日人的共同态度和主张。内田立即派葛生能久去南京，向头山等人传达这一消息和意见。头山开始不信有此事，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头山偕宫崎滔天、萱野长知、寺尾亨从上海亲自赴宁总统府说服孙不要让位，叫袁来南京，让袁明白孙是革命的主人，然后北上。[54]葛生也赴宁说服宋教仁不要妥协，但宋固执己见。如前所述，内田良平等就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之事请宋东渡日本的背后还有这一目的。因此，宋也未去日本。

可是，在朱尔典的支持下，袁积极推进了清帝退位、建立新政权的计划。但伊集院公使却被完全排斥在这一计划之外，消息也非常不灵。朱尔典为说服伊集院曾给他透露过袁的这一计划。但伊集院不仅仍然反对，且还认为，南北妥协而成立的“新政府自然提出强迫收回权益、修改关税、废除治外法权等问题，不难想其排外倾向，尤其排日倾向”[55]。因此，他依然反对经南北议和成立的新政府。伊集院建议内田外相：“帝国应站稳独立的地位，以便让其他国家明白顾忌日本国之必要，并让它们感觉到抛开日本国不可能收拾时局。这会对俄国将来的行动带来好处的。”[56]此时日本与俄国关系较密切。伊集院是想联合俄国抗衡袁和英国所策划的南北议和及新政府的成立。两国公使经密谈一致认为：“如果成立革命党所主张的那种政府，它们则采取突发性的排外措施，惹起麻烦的外交问题。当此之际，列国预先牵制此种行动，收拾时局为好。”[57]俄国公使甚至建议在清帝退位之际，让清朝廷退到热河，然后从其王公中另立一位，由日俄两国加以利用。[58]

1月20日前后，孙在让位问题上附加了种种条件，其对袁的态度明显地强硬起来。[59]如前所述，头山满等就孙中山让位的问题劝过孙，让他以南京为中心建立新政权。因此，袁和莫理循等都认为这是日人在背后唆使孙的结果。[60]而且还认为铁良、良弼等在京的反袁活动也与日本有关，因为他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袁和朱尔典认为，伊集院公使和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少将在幕后指挥他们反袁。[61]因此，袁于21日召见伊集院，再次说明放弃君主立宪的理由，力图说服他，但伊集院固执己见，毫不退让。[62]

袁世凯在南北的反袁势力夹攻形势下，故作姿态，一时放出辞职下野之风声。这对英国是个冲击。因此，23日莫理循找日本公使馆二秘松冈洋右谈日人唆使铁良等反袁势力迫使袁下台之事，并希望英日合作，劝袁不要辞职。[63]朱尔典也于同日访伊集院谈及此事，但伊集院拒绝这一要求，说袁耍手段，力图得到外国的支持，如列国采取阻止他辞职赴津的措施，则正中他的诡计。[64]伊集院建议内田外相，此时帝国政府采取旁观态度，任其自然发展，这样也许促进帝国活动良机的到来。[65]弦外之音是袁的下台可能给日本的对华政策带来新的机会。

日本的大陆浪人非常恨袁。袁下台赴津的消息传出后，革命党人白逾桓和大陆浪人平山周、小幡虎太郎等在袁于天津站下车时想暗杀他。他们在天津站袭击了下车的“袁”，但他不是袁，而是天津道台张怀芝。这一计划未实现后，他们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司令官阿部贞次郎的支持下，于1月30日袭击了天津镇台衙门，但遭失败。此次袭击中，一名大陆浪人被击毙，两名被捕。

在反袁势力的夹击下，袁也不甘示弱，1月下旬，袁在反击北京王公的反袁势力，迫使清帝早日退位的同时，力图切断日本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2月6日，外务部的曹汝霖对伊集院公使提出：日本政府停止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借款，对南北双方维持严正中立。能否得到日本的借款是孙和南京临时政府能否进行北伐，以武力完成革命的关键问题之一。有关招商局借款、沪杭铁路借款、汉冶萍公司借款、东三省借款等问题，不少论著中都有阐述，在此不再复述。这里仅谈东三省借款与南北议和的关系。

2月初，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面临新的抉择。一是从日本借款，继续进行北伐，武力解决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国；二是与袁妥协，让位于袁。孙中山力争第一种选择。据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之函，2月3日孙中山与森恪会谈以东三省租借换取一千万日元贷款之时，森恪问道：“五日内即至八日夜钱未弄到手，就决定和议吗？”孙答：“然。”森恪又问：“和谈方案已完成否？”孙答：“和议条件已经决定，唯发表前送参议院披露即可。”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在与清廷和袁继续进行和谈的同时，又与日本交涉借款问题。据森恪2月8日致益田孝之函及2月6日下午孙致森恪电中有“与袁世凯和议延至九日为止，故此确复一千万贷款之事”之文，这就是说，9日前拿不到日本的一千万日元贷款就与袁妥协让位。但日本方面出于种种原因，未答应这笔贷款。其中一个原因是北方的袁无形中牵制了日本。在此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做出了第二种选择。于是南北议和达成协议，12日清帝退位，13日孙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并推荐袁以代之。[66]由此推理，如日提供一千万日元贷款，孙也许不会让位。

孙辞职让位后，南北统一的新政府理应建在南京，袁也答应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对此日本和英国采取了何种态度？孙让位时袁虽答应南下就职，但他不能离开北洋军阀的巢穴北京。袁认为，孙要求他南下就职的背后有日本的唆使。2月29日他派曹汝霖去日本公使馆刺探伊集院的意见。伊集院是既反袁又反主张和的孙。因此他回答道：“孙的要求在道理上甚为无理，皇帝退位后按过去的秩序，应南方派委员到北方才是合为顺序的。”[67]但这话也并非意味着就支持袁。他报告内田外相，袁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又如往常一样，袁求列国之帮助。[68]

英国则反对袁南下，从侧面支持袁。要支持袁，又得做对日的说服工作。2月24日朱尔典对伊集院说，我已对外务部首领胡德惟说过“从已退位的南方北上是顺序”[69]，希望日本也支持这一意见。但伊集院没有直接回答，伊集院不支持这一意见的理由之一是，如南方人知道为实现袁的主张而别国干涉，则南方因袁乞求于别国援助而心中对袁更加不快，使他们更加反感袁，使事态更恶化。[70]这似乎是为了袁，但实质上是不支持袁的一种托词。在北京，莫理循与袁的心腹蔡廷干策划了对付孙的措施。[71]在南京，英驻宁领事访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鼓吹北京首都说。[72]

南京政府继续坚持袁南下就职。2月下旬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迎袁专使北上，劝袁南下。蔡廷干预料蔡元培一行定拜访莫理循，先对莫理循做工作，让他对蔡一行说迁都南京的危险性和各国公使反对迁都之意。[73]而日本大陆浪人反对蔡等北上。内田良平等从回国的葛生那里听到这一消息后，又立即派葛生再赴南京，阻止他们。但葛生抵宁时，他们已北上。葛生跟踪而去，到北京见宋教仁，劝宋赴日研究对付时局的新措施。[74]3月1日政友会议员小川平吉致电孙、黄和宋教仁，称日本政府业已开展了承认中华民国的运动。[75]这是阻止南方与袁妥协的一种措施。但这些都未能阻止南京临时政府与袁的妥协。

2月29日至3月初，袁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在北京制造所谓的“兵变”，纵火抢劫，造成混乱。紧接着通州、保定、天津也发生同类事件。其目的是阻止袁南下。那么，日本和英国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从袁制造此次“兵变”的目的来看，袁是希望列强介入。3月2日唐绍仪对朱尔典说：“希望外交团立即开会决定采取制止北京的掠夺、杀戮的手段。”[76]朱尔典对此心领神会，认为此为“希望外国军队战领”北京。[77]当日驻京的各国公使开外交团会议，决定驻京的外国军队只在白天巡逻，并把驻京军队的人数增加到一千人。[78]3月3日，八国驻京官兵七百人整队行军在北京主要街道，以示列强的军事威力。这并不是要用武力干涉“兵变”，而是为维护北京、华北的外国既得利益的一次军事示威。但这却给中国人，尤其给南京以八国联军卷土重来之感。当时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最担心外国出兵干涉。因此蔡元培等迎袁专使见到此种情形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79]其结果，南京参议院于6日允许袁在北京就职。这是对北京尤其是对列强动静的判断错误而致的。当时列强并无出兵干涉之意。

在北京的伊集院公使力图把这一兵变利用在反袁、反共和制之上，他报告内田外相说，“革命动乱后实行共和政治，如武汉事件发生以来屡次电禀的那样，在中国早晚要爆发大动乱，这是本使当初之意见。可是此次北京事变意料之外地早爆发”，而且“明确地证明和自白袁世凯没有收拾时局的实力”。[80]伊集院还沾沾自喜地说，“曾赞美袁世凯或讴歌共和政治的某国公使和莫理循之类现在似乎变得颇为软弱”[81]，以此来证明自己反袁、反共和是正确的。

伊集院想借此机大肆伸手，以武力干涉来扭转武昌起义以来处于被动地位的日本对华外交。他所采取的方针是先不出兵干涉，以便使“兵变”继续扩大，而“兵变”扩大后，再出兵干涉。为此，他建议内田外相：“此际迅速干涉而过早地收拾时局，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来说并非上策。宁肯牺牲一点，也把骚乱更加扩大为好。”[82]他希望北京“兵变”蔓延到全国，各地都发生大骚乱。因此，他在外交团会议上发表反对把外国军队重新部署在城内干涉“兵变”的意见，主张仅仅保护外国人的安全。他又建议内田外相：中国重新动乱时“就是（日本）帝国当然出动强大军队之时，从现在起事先做好其准备”[83]。可是内田外相立即与陆军商议，决定先向京津地区增派一千二百名陆军，其先遣队于4日抵达北京，10日一千二百名军队从关东州调遣到天津。但此种迅速增兵却与伊集院公使的愿望相反，牵制了骚乱的扩大。因此，他又电告内田外相：“在刻下微妙的时机把单纯增加军队看作为国威、国权的伸张，恐怕不能说是适合于今日机宜的见解。”[84]其意是不要急于派大批军队，骚乱更加扩大后再派军队干涉，以此扩大和提高日本在中国时局中的发言权和地位。但事与愿违，南京参议院于6日允许袁在北京就职之后，骚乱也迅速平息了下来，伊集院和内田外相所盼望的大动乱时局并未到来。这样，日本想借3月北京“兵变”大显身手，扭转对华外交被动局面的希望也遂成泡影。此后，伊集院公使在北京外交界更为孤立，后不得不调离回国。

如上所述，在北方的伊集院公使和在南方的头山满等大陆浪人都反对南北议和，但反对的内容有所侧重。前者反对的是议和后成立的统一的共和体制的政府，而后者反对的是孙让位于袁。他们反对的都是袁当权。在北方，英国和袁世凯结合成一体，积极推动以袁为中心的南北统一政权的成立，以便袁篡夺辛亥革命的成果，统治全中国。因此，双方都用种种手段做对日工作。而日本虽然反对议和、反对袁，但对与它鼎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援助，以此来抗衡北方。如果日本积极地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南北议和的结局也许发生新的变化，孙中山也不会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袁。这便是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外交未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原因也正好反映了作为二流帝国主义的日本，不敢违背英国的意旨公然支持南方的客观现实。由此可谓南北议和不仅是孙与袁、南京与北京清政府间的谈判，也不仅是二者力量的较量，而是其背后日、英力量的较量，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起更大的作用。袁世凯就靠英国的力量牵制日本对南京的外交，从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综观这时期中日外交，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这时期中国分裂为北袁和南孙，而围绕分裂的中国的国际环境分裂为日本和英国。这四者既在相互对立、相互牵制，又在相互协商、相互妥协。这时期中日外交是在此种国内外关系中开展的。而这种国内外关系则决定了这时期中日外交的态势、内容及外交交涉进程和结局。

从外交态势来看，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黄兴等对日外交是积极主动的，自始至终期待于日本，把日本作为头等的外交对象国，其希望日本提供支持和援助。对此，日本是消极的，甚至持反对的态度。日本虽然如此，但与英国等其他列强相比，相对来说，还是有所倾向于南京，暗中提供贷款和武器，大陆浪人和民间有识之士直接参与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军的工作。其目的，除极少数之外，都是为日本帝国在华的权益。两者的期待和支持的目的虽不相同，但客观上，可以说对南京临时政府是有好处的。而且日本大陆浪人等反对孙让位于袁，事实上是正确的。

袁与日本的外交态势是与前者完全相反。袁对日有戒心，处处防备日本，不期待、不希望于日本，而日本对袁耿耿于怀，怀恨在心，积极反对袁，甚至想暗杀袁。这两者基本上是对立，甚至敌对的态势。

孙与日、袁与日的外交态势如此不同，其原因何在？孙、袁与日本的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就不同，其结果必然如此。再者，这时期中日外交关系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关系，其背后还有英国。在主义上英国对南方的共和制表示理解，甚至赞赏。但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不抱有任何好感，没有提供任何支持。而日本，如上所述，与此相反。如何解释日英的此种矛盾现象？这与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争夺有关。日英在中国具有两重性的外交关系，即一面为维护在华的殖民权益相互协同一致，共同侵略中国；但另一方面为扩大殖民权益又相互争夺。其争夺的第一个焦点即是争夺中国的握有实权的领导人。日英都认为，孙中山不具备统治中国的实力，而袁是中国唯一的强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袁在辛亥革命前与后都倾向于英国或美国，而与日关系日益疏远。日俄战争后日本逐渐代替英国，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因此，当时当权的袁与日的矛盾加剧，袁“以夷制夷”，靠英美来与日本抗衡。这一争夺战中英国明显地处于优势，英国在辛亥革命中的外交成功也在于此。因此，英国即使政治上赞赏共和制，但外交上却支持独裁者袁；而日本政治上反对共和，但外交上却暗中支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其目的是抗衡英国，与英国争夺。日英两国间的此种相互争夺所产生的矛盾现象，又反过来影响和促进了上述的孙与日、袁与日的相互关系，并决定了两者与日本相互间的外交态势。而这种态势又进一步影响和决定了这时期中日外交的内容和外交交涉的进程及结果。

本章第一节原载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第二节原载于《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第三节原载于《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第四节原载于《南开学报》1991年1月；

第五节原载于《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

注释

[1]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0～1425页。

[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09～110页。

[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09～110页。

[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11～112页。

[5]1911年12月7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104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6]小川平吉文书研究会编：《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三铃书房1973年版，第431页。

[7]1911年12月13日《清国革命党员渡来之事》乙秘第1917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8]《清国革命党员关系者谈话》乙秘第1938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9]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3卷，福村出版1965年版，第202页。

[10]1911年11月16日驻汉口川岛第三舰队司令致斋藤海军大臣《关于清国事变警备报告要领》第18次，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1]《南京特派员情报》（甲），1911年12月23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2]1912年1月17日参谋本部《清国事变特报附录》第28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3]1912年1月17日参谋本部《清国事变特报附录》第28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4]《原敬日记》第3卷，第21页。

[15]1912年1月8日驻上海本庄繁少佐致参谋总长电，第17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6]《山县有朋关系文书》，见《日本历史》1987年8月号，第88页。

[17]1912年1月17日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致内田外相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1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72页。

[19]1912年1月21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10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0]副岛义一：《我参加中国革命的抱负与经历》，见《早稻田大学讲演》1912年5月改卷纪念号，第56页。

[2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28页。

[22]1912年1月22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1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23]1912年1月23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14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4]1912年1月23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14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5]1912年1月23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14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5页。

[27]1912年2月4日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致内田外相电，第38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8]1912年2月4日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致内田外相电，第38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9]以上引文均见1912年2月14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1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0]1912年2月4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38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1]《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443页。

[32]《梅屋庄吉关系文书》，小坂哲琅、主和子藏。

[33]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六兴出版1975年版，第234页。

[34]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研究》第8号，第78页。

[35]副岛义一：《我参加中国革命的抱负与经历》，见《早稻田讲演》1912年5月改卷纪念号，第46～52页。

[36]1912年1月3日新高舰长致斋藤海军大臣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7]1912年1月8日口述照会《革命军招聘我海军武官之事》，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8]1912年2月5日驻粤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7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9]1912年2月5日驻粤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7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40]1912年2月5日驻粤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7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41]宗方小太郎自上海致海军军令部函，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4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页。

[43]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50页。

[44]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1页。

[4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3页。

[4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3～544页。

[4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4页。

[4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4页。

[4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4页。

[5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5页。

[5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5页。

[52]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32页。

[53]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原书房1966年版，第446页。

[54]头山满翁正传编纂委员会编：《头山满翁正传》（未定稿），苇书房1981年版，第247～248页。

[5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2页。

[5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2页。

[5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3页。

[5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3页。

[5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6～27、30、38页。

[60]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42页。

[6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53页。

[6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7～551页。

[6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53页。

[6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55页。

[6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56页。

[66]以上引文均见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6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70页。

[6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70页。

[6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71页。

[7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71页。

[71]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87～888页。

[72]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第485～487页。

[73]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99页。

[74]《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第450～452页。

[75]《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452页。

[7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88页。

[7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88页。

[7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89页。

[79]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25页。

[8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90页。

[8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90页。

[8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90页。

[8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90页。

[8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