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的一大课题是争取日本与欧美列强的承认。下面就以此为中心，结合各省军政府与日本关系等其他问题，阐述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的相互关系。

南京临时政府是在南方诸省军政府的基础上成立的。因此，在论及南京临时政府之前，应当先考察南方诸省军政府与日本的关系。这是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发生关系的序曲，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的关系是这一关系的继续和发展。

武昌起义后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是湖北军政府。湖北军政府筹划成立统一的中央临时政府时，希望日本承认这一政权。11月13日，湖北省都督黎元洪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向驻汉口总领事松村提出：“今后与贵国交涉的事件中，凡与中华民国全局有关之事，必须都与本都督协议”，并对即将成立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希望“贵国政府予以承认”[2]，作为承认的代价，黎元洪认可武昌起义前清朝政府与各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及一切借款契约继续生效；但起义后各国与清政府的借款和条约，无论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概不予承认。[3]黎对日的这一要求和希望，一是想得到日本对新政权的支持，二是牵制日本对清政府的援助，进而在外交上孤立清政府。

以湖北省为首的南方诸省相继独立后，日本应该先承认其为交战团体，但日本却没有这样做。日本只是默认其存在，与其进行有条件的往来和交涉。11月25日，内田外相就黎的要求指示松村：“在革命军事实上行使权力的情况下，与它不得不进行各种交涉；今后有必要时，与革命军进行适当交涉也可”，“如革命军主张作为交战者所拥有的权利……则我方由此不受实质性损失情况下可以默认其权利”。[4]默认交战者的权利，就意味着默认其为交战团体。但默认和承认则不同。按国际法，日本应该承认其为交战团体，以此保护其管辖地域内的日本权益。但日本为了维护革命军占领区内的日本权益，只是默认其存在，外交上与其往来。

内田外相25日的指示，不仅对湖北，而且在军政府成立的上海、广东等各省亦同样行之有效。在上海，王正廷、李青平等上海军政府成员与有吉明总领事往来频繁，并向其提供了筹建临时政府等内部消息及孙中山归国途中的情况。[5]在上海的池亨吉等日人也从中联络，沪军政府与日本关系较为密切。

孙中山归国前，黄兴主持南方革命军的工作。黄兴为了加强与日本的联络，12月5日派何天炯为其代表，前往日本。[6]何抵日后，先到横滨。12月12日他到达东京，通过有邻会拜访犬养毅等几位日方要人，希望日本提供军费、武器、防寒用具等。[7]翌年1月9日，何经和田三郎介绍拜会板垣退助伯爵。何在事前，与原大藏大臣坂谷芳郎筹划成立中日合资的中华中央银行。上海等各省军政府也相继派人东渡日本，筹集资金和武器。上海都督陈其美派文梅村、吴偶赴日，与三井商议贷款和武器供应等问题。据日方记载，当时在日本有十几位南方军政府代表。为了统一行动，他们于1912年1月14日成立了相当于临时政府驻日公使馆的组织——俱乐部。[8]

黄兴等为争取日本对各军政府的支持和支援，请求曾经支持民主革命的日本老友的帮助。神户的三上丰夷是孙、黄的老友，曾帮助过他们。黄兴托他做日本上层领导人的工作。三上受黄兴的委托，12月24日特意拜访当时西园寺内阁中举足轻重的内相原敬，传达了希望支持军政府的意愿。原敬历来对革命党持与其他官员不同的态度。他说：“我政府并非想排斥革命党，北京政府尚存在时与此政府交往是理所当然的，但为此而忌革命党是个误解。”[9]原敬以“非想排斥”“忌革命党”等措辞来表达他对革命党、军政府的微妙态度。

那么，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和军政府为什么加强与日的联络，期待日方的支持和声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导人鉴于义和团运动时以日本为首的八国联军的武力干涉及日本政府和军部对革命党人的粗暴态度，担心日本借起义之机出兵干涉。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欧美数次提到日本出兵干涉革命之可能性。11月初黄兴在武汉前线对日人波多野（翻译官）说：“甚为担心日本对革命军之态度。”[10]黄兴还表示：“如外国干涉，一是在湖南，一是在广东，继续抗战到底。”[11]这表明起义初期孙、黄并不期待于日本，相反却甚为警戒日本。但汉阳被清军攻陷后，黄对日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清军攻打汉阳时，德国在其背后支持它，清军的新式武器多半来自德国，而且德国军事顾问在汉阳前线直接指挥清军，甚至到起义军不知道是与清军打还是与德人打的程度。这对指挥汉阳战役的黄兴刺激很大。他从汉阳退到上海后就说，“革命军的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兵器不良”，极力主张“从日本购进新式兵器”。[12]他要求日本提供步枪2万支、野炮54门、机关枪70余挺及与其有关的弹药。[13]黄兴还致函日本元老井上馨，希望日本提供财政援助。[14]从此，黄兴对日态度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又促使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也随之转变。据在上海的本庄繁少佐对陆军参谋总长的报告中说，孙中山回国后在黄兴等人的主张和热心说服下认识到：实际上不依靠日本，无论如何也没有成功的希望。[15]

除这一原因外，孙、黄和军政府的领导人中不少是留日学生，与日本有这样和那样的传统关系。而且武昌起义爆发后，英国等欧美列强在政治思想上虽然评价了这次革命和革命军的活动，对革命的意义也有一定的了解，但在行动上则期待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和军政府毫无支持之意。但日本的军部、财界和民间的一些人，为扩大在中国的权益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革命和军政府。这是孙、黄及各省军政府期待于日本的客观条件和原因。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之关系是这一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主客观目的矛盾的产物。两者关系的特点也即在于此。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一政府对外的一大任务就是获得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承认。按国际法，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是承认新政府问题，而不是承认国家问题。对新政府的承认与对新国家的承认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又是不尽相同的。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则是后一种情况。这是由于辛亥革命导致了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然而中国这一国家在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不受其影响，因此发生政府的承认而不引起国家的承认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在争取承认问题上，在争取各列强承认的同时，尤为重视日本的态度，想把日本的承认作为突破口。正如前文所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已与日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首先争取日本的承认，并以此来带动其他列强。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由内阁首相西园寺公望和外相内田康哉所决定，但在幕后掌握实权的是元老，尤其是山县有朋。他是这一时期推进满蒙政策的主要后台，在对华政策中起重大作用。孙、黄也认识到，想要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承认，首先就要得到山县有朋的支持和承认。于是孙、黄于1月联名致电山县，“欲保东亚的和平，想得日本对民国的赞成”[16]。山县对此有何反应？因目前缺乏这方面的史料，尚不清楚。

南京临时政府设有外交部，第一任外交总长为王宠惠。外交部的首要任务也是取得列强对新政府的承认。1月17日，王宠惠总长致电日本的内田外相：“民国政府业已成立，为外国与我国国交的便利，为顺利履行国际间的义务，速承认我政府为上策，为此切望予以考虑。”[17]这是作为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正式向日本提出承认的要求。

南京临时政府还通过在临时政府工作的日本民间人士做有关承认问题的对日工作。池亨吉当时任孙中山秘书，处理与日有关的事宜，孙中山派他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先向日本政府转达“对最先承认新政府的强国想提供某种重大的利权”[18]的意向，以便争取日本率先承认新政府。孙中山还向他表示，为了争取各国的承认，准备发表如下的宣言：

第一，在政府所在地，允许外国人经商，外国人及其公司可租借土地。

第二，将不征收阻碍商业发展的所有税收，对进口货，除规定之外，不再课税。

第三，外国商人及其公司要在其营业地登记，共和国政府对不交纳二万五千两银者不提供第一项的特权。

第四，共和国政府努力铺设铁道，尤为希望外国资本经营铁路。

第五，共和国政府努力改善货币制度。

第六，改革法律和审判制度，努力提高为废除治外法权所需的条件。

第七，对外国人也扩大同中国人一样的内地航行权。[19]

日本和欧美列强在华的最终目的是扩大经济权益。孙中山和临时政府抓住列强的这一心理，给它们提供一定经济特权，并创造它们在华经商有利的内部条件，来吸引它们承认共和国的新政府。

孙中山在起草这一宣言时征求副岛义一的意见，并托他调查有关的情况。副岛对此宣言草案也提过忠告。[20]

但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则不然。他是想利用孙中山和临时政府要求承认的时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铃木领事在立即向内田外相报告上述情况的同时还建议：“此际采取何种方法来获得优先权，将会带来不少便利”，“此际想采取什么方法扩大帝国的权益，这并非全然不可能之事”。[21]铃木领事如此强调扩大日本在华权益，是与其他列强借此机会扩大在华权益进行争夺分不开的。据铃木领事致内田外相之电，英、法、美各国都以竞争的姿态争夺权益，综观当地的外国人活动，最近都在接近孙中山，这是值得注意的。[22]这就是说，各列强都想借孙中山对承认新政府者予以特殊权益的机会接近孙中山，力图扩大各自的在华权益。武昌起义以来一直支持清政府的德国也不甘心落后。驻南京的德领事于1月22日访孙，并问“应该如何扫除革命军过去对德国的恶感”[23]，力图改善与革命军和南京政府的关系。孙回答道：“当然为承认共和国。”[24]这是说承认新政府是改善关系的最好方法。铃木领事唯恐落在德国之后，再次建议内田外相“有必要对孙采取何种积极的手段”[25]。

在南京的铃木领事虽然积极，但外务省对此没有做具体的回复。当时日本基本上与英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1月11日英国驻日大使与石井外务次官会谈承认问题时，向石井转达了英国外相格雷“对承认等问题不准备予以任何答复”[26]的意见，并希望两国政府采取同一政策。因此，日本也不敢贸然率先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依然对日抱有希望，希望它先承认。临时政府副总统黎元洪2月3日派特使，向驻汉口的松村总领事表示，希望“鉴于过去的亲密交往，日本此际率先承认中华民国”[27]。松村本人是想承认的，他就此向内田外相建议：“希望帝国政府在适当时机对此问题采取主动措施。”[28]孙中山也亲自出马，想争取日本的承认。2月中旬，孙中山直接与驻南京铃木领事会谈此事。在日本尚未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情况下，作为大总统与外国领事直接会谈是破格的行动。这便表明了孙对日的莫大期待。孙问铃木：“内田对承认共和国的意向如何？”铃木避而不答，反问道：“阁下对此究竟有何期望？”孙说，“现在共和国政府在南方掌握实权，但各国尚不承认。我认为这是由于各自相互观察对方态度的结果”，各国不应该互相猜疑。孙为打破这种局面，对铃木说美国舰队司令来访表示要承认新政府，以此促日本早日承认。[29]

南京参议院也配合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做争取承认的外交努力。2月上旬，参议院决定派宋教仁东渡日本，做日本朝野的工作。而且想通过日本做其他列强的工作。[30]在日本，内田良平等黑龙会系统的浪人和有邻会负责人小川平吉（政友会议员）等对宋教仁访日颇为关注。其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宋的评价较高。小川认为，宋是“第一次革命（指辛亥革命——笔者）中极为重要的功臣……国民党中第一位的人物”，并于2月2日在上海两人彻夜畅谈天下大势，还约定今后缔结中日同盟。他回国后致电宋：“承认时期到来之前来日，便于疏通双方对各种问题的意见。政友会自不待言，各方面诸君也欢迎你来日。”[31]内田、小川等在日本朝野如何开展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活动情况，因现缺具体史料，亦无法详知。此后，他们曾数次请宋早日访日。请宋访日的目的，除了承认问题外，还有阻止孙与袁妥协，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的意图。

日本政府虽然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民间的有志之士，开展了承认运动。当时属于有邻会的梅屋庄吉等，致电祝贺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并决心“为贵国共和国的早日承认而努力奋斗”[32]。他们在东京成立“中国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1月28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共72人参加的大会，通过了促政府早日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决议。[33]在大阪，石崎酉之丞、永易三千彦等7人于1月29日发起成立中国革命政府承认期成同盟会，开展承认革命政府的运动；后通过了“希望我国政府早日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决议。[34]这些运动虽然规模不大，影响也不大，但反映了日本人民对新的共和国的声援和对共和体制的向往，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是颇有其意义的。

日本民间的有志之士不仅要求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而且亲自来南京，支持和参加该政府的工作。南京临时政府1月6日宣布聘请犬养毅为政治顾问，寺尾亨、副岛义一为法律顾问，坂谷芳郎、原口要为财政顾问。此外，池亨吉作为孙中山的秘书，萱野长知作为黄兴的秘书，北一辉和北丰次郎作为宋教仁的秘书，在南京政府任职。他们主要处理对日关系问题。聘请日本人任这些要职本身即说明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关系之密切，而他们的任职又进一步促进了该政府与日本的往来。

更有意思的是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副岛义一作为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工作。起草和讨论该法时，各省的一些代表主张联邦制，但他与黄兴始终坚持单一国家制，并把它规定在该法中。在国家的名称问题上，副岛主张“大汉国”或者“中国共和国”，其理由是辛亥革命是以“排满兴汉”的旗帜来进行的。但这意见未被采纳。在是否设置内阁总理大臣的问题上，副岛则倾向于法兰西共和国的政体，主张大总统下设内阁总理大臣，但参议院最后采取了美国式的总统制，设国务院。副岛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与参议院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制定《临时约法》的工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35]

南京政府的军事机关也聘请日本军人当顾问或教习。孙中山归国时说，“从英、法、美等国招聘军人”，但其后改变了这一方针，提出“军事指导将来全然必以日本为师”。在南京等各军事学堂里，不少日军官充任教习。黎元洪继续聘请寺西中佐当其军事顾问。相反，其他国家的顾问和教习则甚少。在海军中，英、法留学生较多，但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副总长汤芗铭（留法生）和参谋王时泽访问驻南京的日本领事馆，表示“临时政府将从日、英两国各聘一位顾问，根本改革海军组织”[36]之意，希望日方大力协助。对此海军省次长财部彪表示，“到适当时期可应允这一希望”。但海军省提出了与此相关的条件：（一）“此际让革命军充分依赖我方，并预先约定完全服从于我方指导”；（二）“在革命军海军部的要害部门配备相当数目的我方武官，万事都咨询于这一武官”；（三）“已招聘的英国武官不必排斥……但将来不再招聘他国武官”，“如不能全部实行这一条件时，不妨实施其一部分也可”。[37]这说明，日本海军要借机加强对南京海军的控制。

这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管辖的南方各省军政府与日本的民间关系也较密切。例如，在广东省，都督胡汉民等军政府不少要人是留日学生，因此与日本的关系比清政府时期更为密切。而且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归国途中在香港会见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之消息传出后，这一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就此种情况，驻粤日本总领事濑川报告外务省说，在当地居留的日人与军政府领导人的交往比旧政府时代更密切，在商业和其他关系上当地日人比其他外国人占有更便利的地位，因此，居留在当地的日人一般都同情军政府，暗中期待其成功。[38]广东政府外交司长陈少白，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曾流亡日本。他和留日的军务司长与广东三井洋行关系密切，粤军的武器都是经三井洋行从日本进口的。广东政府财政司也与台湾银行往来密切。广东革命军与日本的关系也颇密切。该军的师长、旅长、参谋长等都是留日学生。广东讲武学堂教习细野中佐“与广东军事当局者间现在还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39]。但日本驻粤总领事馆与广东军政府没有直接的来往，有事则派官员交涉而已。濑川总领事把双方的关系限制在“不过分亲密，但又不过分疏远的程度上”[40]。湖北、湖南等省军政府也与日本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综上所述，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把日本当作头一号国家，希望它从经济和军事上援助新政府，期待它首先承认新政府。而日本政府、军部和财界以各种形式提供了一些贷款和武器。与欧美列强相较，日本支持和援助了南京临时政府。但在承认的问题上，尽管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此殷切希望它率先承认，但最终日本也未承认它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其原因何在？

在国际法上，一个新的政府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新成立的政府有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的意识和能力。南京临时政府是具备了该条件的。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中承认清政府与外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重要原因是以此来表示南京临时政府有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能力。孙中山的此种思想是一以贯之的。1906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对外宣言”即表达了此种思想。1912年的《对外宣言书》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孙中山为获得承认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是欲以这一牺牲和代价来换取承认，从而在外交上阻止列强的出兵和干涉，保住新生的共和国。而列国如承认了南京临时政府，就意味着在国际上孤立清政府和袁世凯，阻止列强对它们的支持和援助。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是想以承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来求得这两个益处，即一举两得。这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也许是可能的。

承认新政府的第二个条件是“有效统治原则”，即必须在本国领土内有实际上的控制权，有效地行使政权，能行使国际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利和义务。从这一条件来说，南京临时政府尚未俱全。它所管辖的地区是南方诸省，是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的地域。因此，它所行使的国家权利和义务也局限在一定的区域内，不能遍布全中国。与此相反，清政府所管辖和控制的地区要大得多，而且清政府从国际法上依然是代表中国的政权，尚未被推翻。因此，日本和欧美列强也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不想先承认新政府。如果承认新政府就等于断绝了与清朝的外交关系，至少在时机上说承认新政府为时尚早。

新政府要获得承认的话，一定要具备和表现出政府的稳定性。但这一新政府刚刚建立，不仅其内部尚不稳，而且与清政府和袁世凯正在议和，想把总统让给袁，新政府前途未卜。这都表明这一政权尚不稳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由于其不稳定，只存在了很短时间。这一不稳定因素是其未能获得承认的又一因素。因此，即使孙中山提供特殊权益，日本也不想和不会正式承认他的统治地位。

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外交是以日英协调一致为基础的。英国始终支持北方的袁，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根本不放在眼里。这有形或无形地牵制了日本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袁也在英国的支持下牵制了日本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及二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民间人士和大陆浪人虽然主张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开展承认运动，但其规模和影响都不大，对日本政府未构成强大的外部压力。因此，都没有发挥其作用，只是表达了民意。

在承认问题上，驻在中国南方的总领事和领事多倾向于承认南京方面，想通过承认，从政治、经济上获得一些实惠。这是日本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反映，但这时期其未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