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先后接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委托，承担了《日本近代化研究》这个课题。经反复讨论，决定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为主，吸收南开大学法律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天津市委高校等兄弟单位20余位专业研究者参加，在统一规划下，分别撰写专题论文，前后形成一部类似日本“讲座”式著作。从那时起历时8年，终得问世。全书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拓宽了研究领域。历史研究本是多面的、多层次的，如恩格斯所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1]。他具体提到了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并特别注意经济史与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以及一般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应该“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2]。然而，若干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大多集中于政治史特别是阶级斗争史，研究课题一再重复。近十几年，在我国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史学界学风出现了显著变化。我们这项研究也做了新尝试，即在阐明基本规律的同时，从国际环境、经济、政治、思想、法律、社会、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对日本近代化问题展开专题研究，从而扩大了研究领域。

第二，努力运用多学科、多方面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本书各论涉及日本近代的外交、科技政策、资本的萌芽和原始积累、统一市场的形式和发展、财政、税收、农村工业化、国际贸易、产业政策、教育、家族制度、民法等法律体系、近代日本特有的元老政治、一党多派、天皇制和象征天皇制，以及近来日具影响的现代日本国际化等各类专题。我以为，本书在以多彩的学科和方法研究日本近现代史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尝试。

第三，重视当代史的研究。历史研究者是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应具有当代认识的水平，其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面向未来。本书各论，涉及当代者较多。从江户时代幕府末期，一直论述到20世纪80年代。把日本近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既注意了历史的连续性，更重视明治维新和战前战后改革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革命性变革，同时也指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其中有关经济高速增长、科技立国及“国际化”等专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应能获得读者的关心，促进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展开百家争鸣，积极与各种学派进行对话。

在规划这个研究项目时，我们强调各抒己见。我们相信，读者也可以看出，各篇论文的作者都是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各项专题研究的。至于对具体问题分析和结论则并不求同。各位作者广泛吸收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与之进行对话，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总之，积极进行对话，采取辩证态度，吸收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促进自身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本书在这方面似乎有一个好的开端。

以上这些尝试，既是各位作者通力合作的结果，更是国家改革和开放政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学术环境的结果。至于本书的质量，既肯定其长处，更盼望继续提高。本书各篇内容，有待读者评论。除列明本书的作者外，有一些学者、专家不止一次参与规划和讨论，帮助我们开阔视野和思路，特别是吕万和同志始终赞襄其事。还有几位日本学者，如芝原拓自教授等在我校讲学、访问期间，也积极参与规划，提供意见。我乐观此书问世之际，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3年10月于南开大学）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5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