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幕末各藩藩主和武士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这种思想日益影响政治运动。早在德川前期，由于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和国家的兴起，出现一种封建的国体论，由此发展为尊王攘夷的思想。它包含了以下三种内容：

（1）华夷论。这是从狭隘民族主义角度，主张严内外之分，宣扬日本冠绝世界各国的信念。向来日本学者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东）夷。[281]至17世纪中叶，国学派先驱山鹿素行认为这是颠倒主客。他说：“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璆，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282]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反多不及，故应尊崇日本的国体。以后水户学派发挥了这一思想。

（2）大义论。古来儒家主张君无德，有德者就可代天放伐（讨伐并放逐暴君）。《易经》也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水户学派则认神代以来，皇统万世一系是日本君臣关系的特征，不可动摇。这种君臣大义论，成为日本尊皇思想的基础。

（3）王霸论。幕府政治将天皇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水户学则将儒家尊王贱霸的思想，运用到日本公（皇室）武（幕府）关系上，指出武家政治脱离正道。但在幕府高压下，这一思想要到明治维新前夕才能提出，并变成行动。

当日本面临民族危机时，上述国体思想诱发了对抗外国的民族自觉。最初发生的是攘夷论和开国论两种思想的争论。

攘夷论起源于尊崇日本国体的思想。它从18世纪国学者本居宣长等倡导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出发，坚定主张日本国体尊贵，外族入侵，必须攘击。幕末这种思想和德川前期已不相同，既不是盲目排外，也不同于锁国政策。俄、美侵略日本后，攘夷论风靡全国，成为民族革命的旗帜。

开国论认为同外国通商是大势所趋，若不自量力，贸然攘夷，就是盲目排外。不如开国后通过贸易生产，输入近代科技文明，以谋国家开化，统一富强。力主开国论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认为，日本要富国强兵，必须打破国禁，向西方学习，发展诸学科，“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横井小楠（1809—1869）也认为“当今之际，惟开国通商，方合古来天地合理”，非难水户学派的锁国攘夷论是无特别见识，空喊“大和魂”，误国误民。但他不想推翻幕府统治，试图通过“改造”幕府来实现日本的维新政治。尽管如此，后来仍担任明治政府的“参与”，为改革而尽力，最后被保守派杀害。吉田松阴（1830—1859）也主张开国，后来进一步主张用暴力推翻幕府。

开国论这一派较有远见，但因幕府本坚持锁国，只是屈于外国压迫才主张开国，所以不少反幕派力主攘夷，而开国论者中却有一部分人具有保守佐幕的倾向。

培理闯入江户湾，对幕府是一严重打击。幕府认识到锁国已难坚持。但公然改变政策也会丧失自己威信，不得不继续维持体面。而当时军备财政，实无法作战。[283]

如上所述，阿部正弘向大名及幕僚征询对策，大部分诸侯都倾向攘夷，反对美国的威吓。其中德川庆胜（尾州藩）、德川庆笃（水户藩）、岛津齐彬（萨摩藩）、伊达宗城（宇和岛藩）等主张暂避战争，经充分准备后，予以拒绝。松平庆永（越前藩）、锅岛直正（佐贺藩）、毛利庆亲（长州藩）、山内丰信（土佐藩）都表示拒绝接受美国要求，并作战备。但主张拒绝的多数诸侯并不完全否定开国，只是企图由此振奋士气，充实国力，通过自主外交来开国。至于开国论者中，也不是都同意立刻接受美国通商的要求。如堀田正睦（佐仓藩）主张定一年限，许其通商，如无利益，就应终止。井伊直弼（彦根藩）则认为在长崎供给煤水、食物，但不许到内地经商，犹如日商赴爪哇借当地荷商馆进行贸易一样。这些都是培理所不能接受的。民间也出现了所谓“处士横议”，不外攘夷、开国两派意见。到了11月，幕府根据各方意见，最后表示，由于边防未固，不能妄启战端，美使再来，决定不做明确答复，采取稳妥措施，使他回国，同时做好万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