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学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兰学[242]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约在18世纪中叶，日本、朝鲜的知识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译员），在长崎出岛同荷兰商人接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将军吉宗出于财政需要，奖励实学，开洋书（特别是汉泽的）之禁，派人学习荷语及自然科学。结果，幕府医官野吕元丈（1693—1761）写成《荷兰本草和解》12卷（1750）；日本实验医学先驱者山胁东洋（1705—1762）通过人体解剖，纠正旧说，写出《脏志》一书（1754）。当他发现解剖结果同荷兰解剖学书一致时，指出“履实者万里同符”，论证实践经验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阳（1698—1769）研究荷语，出版了《荷兰文字略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1723—1803）和杉田玄白（1734—1817）又据解剖尸体的经验，译出荷译德国《解体（解剖）新书》附图谱共5卷，引起日本科学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学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学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后又写《采览异言》，[243]此两书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价值的同时，承认其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影响以后日本人的西洋观很深。西川如见（1648—1724）著《华夷通商考》。[244] 1812年，伊能忠敬（1745—1818）用测量器费时20年测绘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几接近今日科学水平。药学者兼俗文学家平贺源内（1728—1779）游长崎后，努力钻研科学，实验种植甘蔗、药草、制糖，发现石棉，还研究荷兰的制陶术。平贺以其唯物主义的态度，嘲骂徒事空谈、盲目崇华的“腐儒”。在天文学方面，长崎的译员本木荣之进（本木良永， 1735—1794）写了《天地二球用法》（1774），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1811年，幕府据天文学者高桥景保（见下）的建议，在江户设立洋书翻译局，使荷语学者仙台藩臣大槻玄泽（1757—1827）等译出法人诺埃尔·肖梅尔著《日用百科辞书》（荷译本）。[245]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译事业。

1823年，荷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博尔德（P.F.von Siebold，1796—1866）到长崎市外设诊所兼学塾，教授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培养出高野长英（1804—1850）、小关三英等多数洋学者。1838年，备中藩士兰医绪方洪庵（1810—1863）游学长崎，回到大阪行医，还开设“适适斋”学塾。诊疗之余，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许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谕吉等都出于他的门下。

洋学具有的科学精神，特别是民间洋学者对幕政和朱子学的批判，当然引起封建统治者的嫉视。从松平定信“宽政异学之禁”，也对准洋学一事，已足说明。1828年发生了西博尔德事件。[246]与此事件有关的兰学者、天文地理学家高桥景保（1785—1829），在所著《英国人性情志》序中客观地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说：“（英国）自中古改革以来，政刑法典皆由举国付议成立，王亦不能违背。盖政法乃国家之政法，非王之政法，虽极权贵之威，亦不足以御其下。反以听从人民得益，以下民挫权贵之威为高尚，虽有君臣上下之别，其实则若无。”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见解，但1828年因与西博尔德交换地图而被幕府问罪，死于狱中。从此日本更加强了洋学之禁。

西博尔德的弟子高野长英（1793—1841）在江户同三河田原的家老渡边华山（1793—1841）组织“尚齿会”研究洋学。1837年发生摩理逊号事件[247]，他们闻讯后，认为当时情况下不应攘夷。长英著《梦物语》，华山著《慎机论》，主张开国。1839年被幕府投狱，两人先后自杀，史称“蛮社（洋学党）之狱”。由于这种情形，洋学对于锁国下的日本，虽扩展了人民的视野，推进日本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由此逐步打破了封建神秘的世界观，但由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幼弱，兰学的传播限于科技方面，又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因此随着幕府思想统制的加强和攘夷思想的影响，使洋学不能得到发展，特别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革命学说更难以传入日本。除安藤昌益、高桥景保等极少数突出的思想家受过兰学进步思想的影响外，广大知识界中只能像佐久间象山（1811—1864）倡议“东洋道德，西洋艺术[248]”那样，与当时中国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大体相同，都不能越出后进国家改良主义的限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