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藩统治的腐败

17世纪后半期，幕府政治集中于挽救幕藩财政困难和防止武士浪人的背离，但封建经济破绽百出，商品经济发展势不可遏，用行政措施弥缝，显然是徒劳的。幕府以为恢复德川前期安定局面，照搬“古法”，便能解决危机，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四代将军家纲（1651—1679）时，由于对大名旗本整饬纪律，判处“改易”、减封、没收俸禄者达26件、80万石，五代将军纲吉（1680—1708）时，更增至46件、161万石。在这种“武断政策”下，许多失去领主的陪臣武士生活无着，沦为失籍浪人（“牢人”）。庆安四年（1651），江户连续发生了浪人由井正雪、丸桥忠弥等的反幕事件，市内各处“游侠”（旗本奴、町奴）闹事，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幕府为防止浪人继续产生，放宽了武家“临终立嗣”制。[203]以后大名、旗本无后嗣，可由义子继承，不再剥夺其武士家格。

元禄时代（1688—1703）五代将军纲吉执政，他罢免了贪污专权的大老酒井忠清，打击门阀势力，先后任命近侍牧野成贞（1681）、柳泽吉保（1688）为侧用人，整顿幕府机构，制订礼法，实行将军集权专制，史称“侧用人政治”。[204]由于纲吉尊重儒学，登用林信笃、木下顺庵，荻生徂徕等儒者，[205]表扬地方上的孝子节妇，罗致室町时代以来有名门家世的人世袭“高家”[206]之职，企图用儒家思想和繁文缛节来纠正武家政治积弊。但依靠三纲五常的说教、仪式、服制的文饰，不但解决不了政治经济问题，相反，形式化的礼仪需要庞大的耗费。纲吉不仅热衷于朱子学，还迷信佛教，听信僧侣愚弄。说他没有子女是前世多杀的报应，须切戒杀生，尤其因纲吉生于戌年，所以要特别爱护狗。幕府为此颁发《爱护生类令》[207]，于是百姓因杀伤狗及其他禽兽而被处死刑、流放的不断发生，终致大家不敢养狗。幕府便向市民征税，建立大批狗舍来收容，群众气得骂纲吉为“犬公方”（狗将军）。

由于幕府腐败，奢侈成风，使财政失调。纲吉任命勘定奉行荻原重秀改革财政，荻原利用职权，听凭特权商人建议，于元禄八年（1695）起改铸货币，降低成色，[208]使幕府获利达500万两，暂得弥补财政。而铸币商（金银座）乘机发财，荻原仅在宝永年间（1704—1710）受金银座特权商的贿赂达26万两，其他赃品不计。因这时货币不是信用货币，仅按金银块价格流通（铸币者只凭个人信用，保证金银块的质量），致货币滥发，币价大跌，引起物价高涨，民不堪苦，幕藩财政更困难。于是增税乃至以“征借”为名，减低陪臣武士俸禄，如1646年长州等藩减俸十分之二。但这种做法也是有限度的，幕藩只得用贡米作抵当，向京、阪商人借款。家臣武士更艰苦，武士靠副业维生的愈多了。

第六、七代将军家宣、家继统治时期（1709—1715），幕政由侧用人间部诠房和儒臣新井白石执掌。白石制止了奢侈浪费，厉行俭约，改铸了元禄时代滥发的劣币，平抑物价。还罢免荻原重秀，处罚勾结荻原牟取暴利的银座头目，进而取缔钱业行会。但新币发行后，同旧币的交换比率不当，缺乏市场信用，经济仍十分混乱。为防止金银流出，1715年制定《海舶互市新例》，统制对外贸易，每年限制中国、荷兰商船进口和白银出口，又废除对朝鲜使节赠送的厚礼。此外，白石还计划发展养蚕、开矿的政策。但他的改革主要为提高幕府的权威，许多政策流于形式，对幕藩统治的根本问题——农村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努力成效自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