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藩财政困难与武士的贫困

18世纪初，以京都、大阪、江户为中心，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当它渗入农村后，对于向农民征收实物贡租并把它商品化来维持财政的幕府是最大的威胁。首先，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商业性农业发展创造的剩余部分）不能作为幕藩领主的收入加以剥夺，反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生活费用增大，幕藩财政支出，把德川初期积蓄都消耗掉了。而且收入不能同它相适应，收支失去平衡，财政发生危机。其次，由于幕府和大名、武士的礼仪、服饰及娱乐享受日益繁缛奢侈，刺激物价上涨，幕藩财政逐渐困难。幕府年收入46.7万两，支出却达140万两以上。[160]幕领的代官或中饱年贡，或受贿降低租率。元禄时定额平均为35%—38%的租率，享保时降低到平均28%。依靠禄米养家的武士，生活日益窘迫，有的聚集要求上层救济。1640年，会津藩士联合向藩主呼吁，设置了“拜借金”制度。[161]随着财政的困难，统治层内的矛盾尖锐化，集中表现在诸侯家骚乱。宽文九年（1668）。九州的岛原藩主高力氏，由于武士也征课赋役，激起武士、商工业者、农民在领内发动暴乱，因而被剥夺武士身份（改易）。宽文十一年（1671）的伊达骚乱、延宝七年（1679）的越后骚乱等，都是由于大名宠信暴发户新权贵（“出来出头人”），压榨武士，因而遭武士的反抗。幕府也于庆安四年（1651）连续发生藩主松平定政事件[162]和“庆安之变”[163]，暴露了幕政的破绽。

由于物价上涨，旗本中“有许多人值夜勤没有被子”[164]。著名儒家室鸠巢自白说：“本人等现在没米吃，只好向藏宿（即札差——引者）借钱赊米度日。”[165]各藩大名由于财政困难，以所谓“借知”名义，削减家臣俸禄，使武士生活更困难。18世纪初，太宰春台写道：“许多大名，无论大小都低三下四地向商人借钱，只靠江户、京都、大阪和其他各地富商的援助才能维持生活。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年贡，全都用来还商人的借款……还常被指责，要为赔礼而摆设宴席招待高利贷者。有的大名则无故给高利贷者俸禄，使加入家臣行列。”[166]这段记录生动地说明了领主和武士已经“部分地由于货币的缘故而在社会上处于依靠地位”[167]。

幕府为救济武士，享保四年（1719）公布法令，宣布不管旗本、御家人向高利贷商人借款的诉讼，令相互协商解决。这实际上是使武士赖债合法化。江户商业公会——“12帮批发行”向町奉行[168]提出抗议，一般商人债主则打着纸旗拥向武士家宅，张榜揭贴要求还债，迫使幕府不得不撤销这项法令。

各藩财政更困难，大名们按规定须在江户和领地两处各设邸宅，他们和大批武士在藩地过着奢侈生活，还得隔年去江户参觐，在外要担负幕府临时性徭役。因此，各藩比幕府更早陷于穷困。例如，佐贺藩元禄十一年（1698）亏银1万余贯，1703年欠款达23万余贯；萨摩藩享保四年（1719）亏银2900贯，濒于破产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