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繁荣

元和元年（1615）德川幕府公布“一国一城令”，幕藩领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城下町”（军镇），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下，使城市规模扩大。以这些新兴的“城下町”为主，加上过去发展起来的“门前町”（寺社门前形成的市镇）、“港町”、“宿驿町”等商业城市，到17世纪末，全国已有大小城市300个以上。[135]城市中除少数富商外，大部分是工匠、徒工、商人，还有一些小商贩和搬运工。江户、大阪、京都是全国性城市，江户为幕府所在，又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元禄六年（1693）市民353588人，1731年增至553000人，加上武士（将军、大名及其家臣）与仆人约50万，人口达100万，据说超过当时的伦敦，居世界第一位。[136]大阪为全国商业中心，1692年人口达345524人。京都为皇室所在地，又是仅次于大阪的工商业城市，1715年城内外人口358987人。[137]各藩的藩都规模小些，其中最大的有金泽、名古屋等，后者1692年人口约达10万（一般市民67734人、武士及其佣仆约3万）。[138]

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与大阪、江户、京都等大消费城市的形成，手工业高度发展以及全国性社会分工等条件分不开的，商品经济发达促使城市繁荣，同时城市繁荣又成为商品经济的巨大推动力。

德川时期，商品流通首先是通过领主的贡租商品化进行的。诸侯和武士必须把贡租和俸禄换成货币，才能维持他们的城市生活，支付往来江户“参觐交代”的费用。不少大名还必须把贡租运到江户或大阪出售。1732年运到大阪的稻米已达300万至350万俵。[139]经营大名贡租和武士俸禄的商业机构，如江户的“札差”[140]、大坂的“藏屋敷”[141]、“挂屋”[142]等应运而生。这些与领主关系密切的大商人也经营民间产品，还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贡与俸禄为抵押，兼营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

17世纪末，商品流通开始超过藩国范围，投入市场的品种增多，各藩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18世纪初，以大阪、江户、京都、兵库、堺、大津、长崎等商业城市为中心，逐步向全国性市场发展。1714年，由全国各地运入大阪的商品已有119种，价值28.6万余贯。[143]其中许多商品再转运到江户和各地，以致大阪被称为“天下的厨房”，成为全国性商品交易的枢纽。“问屋”（批发行）商人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通过中间商人，一手包办了商品的收购、运输、保管和贩卖，控制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经营项目也日渐专业化。这些批发商组成同业公会，维护他们的商业特权。1694年，在江户组成了“10帮批发商公会”[144]，大阪组成“24帮批发商公会”[145]，这些批发商公会得到幕府承认，加强了与封建势力的勾结。此外，战国时期兴起的行商——近江商人和富山卖药商人依然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作用。从17世纪末开始，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乡商人”（农村商人）逐渐兴起。他们也以批发行的方式控制农民的生产，与城市商人争夺商业利益。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在以后全国性商业网的形成中，起了一部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