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天台宗慈觉大师圆仁，838年（唐开成三年，日承和五年）6月13日以请益僧身份随藤原常嗣大使率领的第18次遣唐使船离开筑紫，一路饱经艰险，备尝辛苦，好不容易于同年7月2日到达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其后由水路往扬州府，抵达扬州后即由淮南节度使李绅照例向京城上奏，准大使等35人进京，其他人员则留原地待命。圆仁因向扬州府呈递报告，请往台州国清寺寻师，所以暂住扬州开元寺，以待敕许。

开成四年（839）二月二十一日圆仁离开扬州，到楚州迎接大使，寄住楚州开元寺。大使宣布巡礼天台之请未蒙敕许，圆仁甚为惆怅，无奈登遣唐使船，踏上归途。但圆仁入唐目的未达，不甘心回国，船停泊海州东海县时，与弟子惟正、惟晓及水手丁雄满托词潜行登陆，被海州官府发觉，又被护送上船。同年六月七日，遣唐使船停泊登州文登县赤山浦。赤山浦有新罗人张宝高所建的法华院，有僧三十多人，其中日本僧占多数。圆仁闻讯灵机一动，又与大使告别，弃舟登陆，投奔赤山浦法华院（新罗所），在此过冬。后得到平卢节度使兼登州诸军事押衙张咏的帮助，敕许朝拜五台山。圆仁经青州、淄州、齐州、德州、贝州、冀州、赵州、行唐，入太行山，天成五年（840）五月一日抵达五台山。在五台山二个月，参拜名师，抄录五台秘籍，得益匪浅。同年七月一日离开五台山，八月二十三日抵达兴安。在长安历访名师，收集内外经典，直至武宗灭佛**的会昌五年（845）三月十五日被迫离开长安。圆仁蓄发易装，循江北大运河经郑州、汴州、泗州、六月二十八抵达扬州。七月三日从扬州至楚州，沿江苏、山东海岸，经海州、密州、莱州，抵达文登县新罗所，等候使船回国。大中元年（847）九月二日乘金珍商船回国。

圆仁在唐九年零两个月，遍历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七省。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略称《入唐记》）就是他经历上述地区所见所闻的记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合称“东方三大旅行记”，享有盛誉。这部书不仅是研究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重要史料，而且还是现存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珍贵文献之一。全书四卷，约八万言，其第一卷几乎都是记述入唐之初逗留扬州（包括属扬州府的楚州）期间的情况，为研究唐代扬州提供了重要史料。

（1）从《入唐记》看扬州的政治。当时扬州的政治比较严峻廉洁，官吏秉公执法，如淮南节度使李绅不接受遣唐使所赠礼物：“大使赠土物于李相公，彼相公不受，还却之。”[193]又如圆仁申请往天台山未获准，向遣唐大使报告，要求留下不走。大使说：“如要留住，是为佛道，不敢违意，要住即留。但此国之政极峻，官家闻知，便寻违敕之罪，有扰恼欤。”[194]再如圆仁回国时打算从楚州山阳县渡海回国，“县司不肯，乃云：‘当州未是极海之处，既是准敕递过，不敢停留，事须递到登州地极之处，方可上船归国者’”。[195]新罗翻译刘慎言到县里送礼讲情仍不肯：“此间是文法之处，兼在李绅相公管内，准敕递过之人，两日停留，便是违敕之罪。”[196]刘慎言等又去州里请求，也不肯。圆仁无奈，只得从楚州到海州，打算在海州自觅舟船归本国，向县司请求。“长官云：‘近者新罗僧亦从京兆府递来，请于当州权泊，使君不肯，便递过。和尚请停住事，亦应难。然县司不自由，事须经使君通状。’”[197]县司向州刺史请示，“刺史不与道理，仍判云：‘准敕递过，州司不敢停留，告知者’”[198]。

扬州府政治清明，从遣唐大使二次不出席宴会可得到旁证。第一次是扬州府的宴会：“（九月）九日，相公为大国使设大饯，大使不出，但判官以不尽赴集矣。”[199]第二次是楚州刺史的宴会：“（开成四年三月）十九日，州刺设酒饯屈相公，相公不出，但判官以下着绯之人入州受饯。”[200]

唐代中央集权，不论事情大小都须敕许：“相公所说，扬州文牒出，到浙西道及浙东道，不得一事，须得闻奏。敕下即得，余不得。又相公所管八州，以相公牒便得往还。其润州、台州、别有相公，各有管领。彼此守职不相交，恐若非敕诏，无以顺行矣。”[201]海上人给圆仁从日本带来公文及黄金等，扬州当局不敢自开，原封送到长安，由皇帝看过后才交给本人：“（会昌六年）十月二日，海上人从扬州来到，始得相见，仍日本太政官牒、延历寺牒及小野少贰书，缘本函封，扬州节度使、平章事李绅不敢自开，全封进上长安。今上具览讫，敕付淮南节度使，却令分付本主。”[202]

（2）从《入唐记》看扬州的经济。扬州为一大制盐中心，所产之盐通过大运河向南北输送：“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203]关于长江运输繁忙的情景：“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船、小船等不可胜数。”[204]

唐代扬州严禁铜铁交易：“天下百姓作铜器，无铜铸钱，所以禁断矣。”[205]扬州不许外国人购买物品：“射手身人部贞于市买物，先日被捉，缚州里，今日被放来，又不失物。”[206]“史越智贞原先日往市买物，所由报州请处分，今趋来。”[207]

（3）从《入唐记》看扬州的宗教。唐朝不准私度为僧：“大唐太和二年（828）以来，诸州多有密与受戒，下符诸州，不许百姓剃发为僧，唯有五台山戒坛一处，洛阳终山琉璃坛一处，自此二外，皆悉禁断。”[208]“扬州有四十余寺。”[209]连外国人做和尚也要皇帝批准：“又沙弥受戒之事，相公不许。比年有敕云：‘不令受戒，非敕许未可允许’云云。”[210]关于唐朝僧官的权限：“凡此唐国有僧录、僧正、监寺三种色：僧录统领天下诸寺，整理佛法；僧正唯在一都督管内；监寺限在一寺。自外方有三纲并库司。”[211]关于外国人不许进入寺院的规定：“为画造妙见菩萨、四天王像，令画师向寺里，而有所由制不许外国人滥入寺家，三纲等不令画造佛像。”[212]关于扬州“会昌灭佛”的情况：“（会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扬州。见城里僧尼正裹头，递归本贯；拟拆寺，金钱物、庄园、钟等，官家收检。近敕有牒来云：‘天下铜佛铁佛尽毁碎，称量斤两，委盐铁司收管讫，具录闻奏者。’”[213]

（4）从《入唐记》看中国人民欢迎遣唐使。当遣唐使遇难时，扬州沿海居民冒险救援并提供食宿：“射手一人入潮溺流，有白水郎（唐代沿海居民或渔民的称谓）拯之。”[214]“闻第四舶犹在泥上，未到泊处……其广棚离脱，淦水殆满，随潮生潮落……求法僧等未登陆地，头判官登陆，居白水郎舍。”[215]扬州官民都来慰问遣唐使：“船中人五人身肿死。大唐迎船十只许来。”[216]当第18次遣唐使船七月二日在大唐扬州海陵县淮南镇大江口搁浅时，“盐官判官元行存乘小船来慰问，使等笔言国风”[217]。“九日巳时，海陵镇大使刘勉来慰问使等，赠酒饼，兼设音声。”[218]抵达扬州后，开元寺僧来江南官店慰问：“二十八日开元寺僧全操等九个僧来，慰问旅弊……三十日开元寺僧贞顺慰问。”[219]“（九月）二十一日，僧寺老僧宿神玩和尚来相看慰问。”[220]

（5）从《入唐记》看扬州的中日文化交流。圆仁在扬州停留的半年多时间内，竭尽全力汲取中国文化，或抄写收集经卷，或临摹佛像、大师像，或观摩礼仪：“就嵩山院持念和尚全雅，借写金刚界诸尊仪轨等数十卷。”[221]“五日斋后，前画胎藏曼荼罗一铺五副了，但未采色耳。”[222]“十一月二日，买《维摩关中疏》四卷，价四百五十文。”[223]“（开成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就延光寺僧惠威觅得《法华圆镜》三卷。”[224]“（十一月）三十日早朝（大使傔从栗田家继于迦毗罗神堂里，始画妙见菩萨、四天主像。”[225]

圆仁在唐九年多的时间内所得到的内外经卷及文物，分两次运回日本。第一次是在扬州得到的东西由第十八次遣唐使船带回日本：“（开成四年三月）十七日，运随身物载第二船。与长判官同船。”[226]第二次是在长安得到的四笼东西随本人由金珍商船带回日本，当初这些东西从长安带到楚州后，因不能从楚州回国，必须去登州上船，故暂寄在新罗翻译刘慎言家里：“从京将来圣教功德帧及僧服等，都四笼子且寄着译语宅里，分付译语，嘱令检校。”[227]这四笼子“图画及文书等”，幸得刘慎言不畏灭佛严令，保存下来，后运至登州，由圆仁本人带回日本。根据《日中文化交流史》，圆仁带回经论章疏、传记等五百八十四部，八百零二卷，胎藏、金刚界二部，大曼陀罗及诸尊坛像、舍利、高僧真影等多达五十九种。[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