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日本的石器时代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所谓无土器文化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其基本特征是使用打制石器，还没有土器，生活的主要手段是狩猎和捕鱼。后期所谓绳纹文化时代（公元前七八千年至公元前3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其基本特征是采集经济（至末期才出现原始农业），使用土器和磨制石器，种类逐渐增多，居住建筑简单，有植物质衣料、圆木舟和家犬，流行拔齿的风俗，社会处于母系氏族共同体的阶段。这个绳纹文化于一百多年前被一个外籍学者发现。

1877年6月18日东京大学动物学教授美国人莫斯（Morse，Edward$ Sylvester 1838—1925）从横滨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从车窗发现了大森区的贝冢，不久进行发掘。从大森贝冢出土的，以土器为首，有首饰、骨针、骨角器、石器、人骨及大量贝壳。特别在土器上呈现绳索的纹样，因而叫作“绳纹土器”，这个时代叫作绳纹时代。大森贝冢的发现，揭开了日本原始时代的帷幕。

1936年和1943年先后发现了奈良唐古遗迹与静冈登吕遗迹（1949年正式有计划发掘），证实弥生时代是一个进行水稻耕作的金石并用时代。其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上承绳纹时代（石器时代）下接古坟时代（铁器时代）。

弥生文化和绳纹文化之间有密切联系。大约伊势湾沿岸以东即东日本的弥生土器，与该地区的晚期绳纹土器比较，烧成、土质、图案、整形法及一部分器形相类似，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中部山区、南关东、仙台平原虽有个性的图案和器形，但与先行的晚期绳纹土器的地域色彩比较，大致是重复的。在西日本，以北九州为中心的板付式土器（一种前期弥生土器）往往与该地区晚期绳纹土器系统的夜臼式土器伴随出土，两者相比较，器形有明显差异，但成形、整形、技法、图案构思和施纹法、烧成法、土质等有一部分相同。所以即使在弥生土器的发祥地西日本，弥生土器也是在绳纹土器的传统上形成的。由此可知，弥生土器是在日本形成的，它作为生活用具与生活有密切关系。同样，弥生文化是在日本形成的文化，但弥生文化是在大陆文化强烈影响下，在昔日生活变革过程中诞生的。[13]

弥生文化从成立一开始就具备了水稻耕作、金属器、大陆系磨制石器、纺织技术等新的文化要素，显然是受大陆文化强烈影响。再者，我们若从弥生文化最初是在北九州形成，弥生时代初期流行的支石墓和韩国的支石墓是同一系统以及弥生时代前半期舶载的青铜利器也在朝鲜广泛出土等事实来看，新文化的直接移入途径是朝鲜，特别是一衣带水的韩国。

弥生文化是农耕金属文化，水稻耕作这一新的生产形态是弥生时代人们的生活基础。金属的使用，促进了弥生文化的发达，也就是说，赋予弥生文化特征的各种要素都与农耕生活有关联，支持其存在，助长其发展。若具体举出其特征，则有如下几点。

（1）弥生时代尽管还不能忽视狩猎捕鱼的重要性，但水稻耕作一贯是其经济基础。它从利用低湿地的简单的前期水田经营发展到投入大量劳动力建立人工灌溉设施的后期登吕型水田经营。

（2）简朴划一的弥生式土器为土器生产的分工创造条件。又由于粮食的剩余，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共同体之间的分工有一定的发达。造船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与大陆文化的交流及国际分工，这点从族长阶层舶载物资的丰富可以证明。

（3）石制、土制纺锤及木制织机的出现（唐古、登吕等遗迹出土）以及男劳动集中于农业，使绳纹时代的性分工得以进一步强化。

（4）青铜器（如作为宝器的铜矛、铜戈、铜剑和铜铎等）、铁制工具及作为武器的铁剑、铁戈、铁镞等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个时代木制农具被广泛使用，石器至末期才被淘汰。

（5）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们确立了定居生活。又由于土地开垦、人口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多，使部分的阶级分化成为可能，终于出现了部落、部落联盟甚至像邪马台那样的雏形国家。

大陆文化的要素

水稻究竟通过什么路线传入日本，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过去滨田耕作主张北来说，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九州；柳田国男则主张南来说，即中国→南岛→九州。现在这些说法已成过去，从长江下游传到日本的东进说比较有说服力。东进说又分为直接渡来说和间接渡来说二种。前者是从长江下游直接传到朝鲜和日本，为安藤广太郎所提倡；后者是从山东半岛一带经由朝鲜西部到达日本，为冈崎敬、坪井清足、佐藤敏也所提倡。直接东进说在考古学上的线索是石庖丁（一种类似石镰刀的摘稻穗的工具），因为九州发现的石庖丁与长江下游的石庖丁形状一致，但东亚使用石庖丁长达数千年，无法确定正确的时间幅度，不能压倒间接东进说。而且长江下游出土的古代米有日本型（粳米）和印度型（籼米）两种，若从中国直接传来，弥生时代的米也应当是粳籼两种，但北九州没有发现过印度型的籼米，不仅弥生初期，整个弥生期都是如此。[14]这可以解释为印度型籼米传到朝鲜因不适应气候而枯死，只保存着日本型粳米。[15]

我们认为水稻从山东半岛经由朝鲜南部到达日本这条路线比较合理。据李江浙的《大费育稻考》[16]，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证明五千多年前该地已盛产稻米。再者“日本之倭人本是中国大费禺京之倭人的移民及其后裔。在这个基础上，联系燕齐移民于朝鲜半岛以及燕昭王时远路由海上至燕都蓟城献‘龙膏’的海岛居民和久居朝鲜半岛东南端的燕齐移民及其后裔称‘秦韩’之事，可知经朝鲜南端海域通往日本的航路，在徐福以前很久便早已经开通。”[17]这样看来，水稻从山东半岛经朝鲜南部至日本是可能的。

大正九年（1920）在韩国庆尚南道金海郡会岘里的金海贝冢第七B层发现了炭化米。[18]这是韩国有关水稻的考古资料。这粒炭化米现由九州大学农学部育种学教室保管，它的年代推定为公元1世纪，正当弥生中期。[19]可见朝鲜水稻耕作在弥生时代就已进行了，从而从韩国传入日本完全有了可能。再者金海贝冢石棺群、瓮棺群北侧有变形支石墓（没有支石的支石墓），而北九州一带的变形支石墓也是和石棺、瓮棺在一起的，所以北九州的变形支石墓当然是随同水稻由韩国传入日本的。[20]还有石庖丁，从弥生前期末到中期在北九州往往伴随板付式土器出土。这种石庖丁用辉绿凝灰岩制成，比较大型，从正反两面穿孔，其原型也可在朝鲜南部求得。朝鲜南部出土的石庖丁尽管与华中的一样是割稻穗的，而日本弥生文化的石庖丁不仅割稻，还割大小麦等。再从其他磨制石器的配套来考虑，弥生前期的石器系统与其认为是华中的，不如认为是经由朝鲜半岛传来的。[21]

还有一个线索可能证明水稻经由朝鲜南部传入日本。韩国釜山西郊发现的槐亭洞遗迹中有涂以丹彩的体长的瓮形土器出土，把它称为槐亭洞I式土器，而日本福冈县板付遗迹有一种夜臼式土器（最后的一种绳纹土器）与板付式土器（最早的一种弥生土器）一起出土。这种夜臼式土器的B型中有涂丹的体长的瓮形土器，它与槐亭洞遗迹的瓮形土器一致。这种丹彩长形瓮，实在是运稻的容器。夜臼式土器不能理解为继承绳纹土器的传统，应考虑其为外来品。若夜臼式B型土器是从槐亭洞I式土器移入的，则槐亭洞I文化才是日本农耕文化的母体。[22]再者，朝鲜半岛初期农业社会所使用的磨制石器（包括农具），在北九州弥生时代当初的石器群中也能看到，而这些同类的磨制石器绳纹时代完全不存在，故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为明了。[23]

中国殷、周时代青铜器文化发达，至战国时代已进入铁器时代，此时日本尚处于绳纹时代（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先进的青铜器文化首先传到朝鲜，然后与水稻一起传入日本，产生了弥生文化。这里要注意的是虽然青铜器传入日本比铁器早，但日本没有经过青铜器时代，而是从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所以青铜没有对朝鲜和日本产生有效的影响。

当初传入日本的青铜制品有铜镜、铜铎、铜戈、铜剑、货泉等，但这些都是非实用的。因为后来传入的铁作为利器比青铜优秀，所以青铜传入日本后没有广泛使用在生产上，大部分用于生产祭祀品和奢侈品。

据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三千多面，其中的1/3是中国制造的，因渡海而来，所以叫作“舶载镜”（中国镜）；约2/3是日本制造的，叫作“倭镜”（模仿镜）。在中国镜中，有前汉时代制造的重圈清白镜、重圈素纹镜，内行花纹清白镜、四乳雷纹镜等。这些镜的出土地方只限于北九州，是经朝鲜的乐浪郡传来的。后汉时代制造的方格规矩四神镜和内行花纹镜等，传遍全日本。三国时代制造的三角缘神兽镜有270面以上。[24]中国镜大量流入日本的背景是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置乐浪、真蕃、玄菟、临屯四郡，中国势力进入朝鲜，从而铜镜也随着在朝鲜的中国移民带到日本。

铜铎也是传入日本的铜器之一。它好像中国的编钟，上圆下扁，最大的有168厘米，最小的不到30厘米，其上铸有各种图案，如人物、鸟兽、房屋、流水等，周代的编钟是其祖型。铜铎是一种祭器，不实用。流行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3世纪，下限在公元4世纪。流行地区是畿内一带。1977年宇佐市别府遗迹发现朝鲜式小铜铎（11.8厘米），[25]可见它是从朝鲜带来的。朝鲜的小铜铎高9—14厘米，共有11个遗迹，出土35个以上，分布于平壤附近及庆州一带。[26]

传入日本的青铜器中还有铜剑、铜戈、铜矛等，这些是在北九州一带的瓮棺中发现的，其来源和其他金属器一样也是朝鲜。青铜武器都不是实用的，它是权力的象征，证明了族长权力的扩大和私有财产的增多。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发明铁，但还不普遍使用，直到汉代设置铁官48处，铁才被广泛使用。由于汉势力向朝鲜伸展，铁首先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比日本较早使用铁器和学会铁的冶炼，日本是通过朝鲜接受铁的。铁首先传到日本九州，九州福冈丝岛郡前原町前原沟遗址就是日本最早发现铁的地方。此外鹿儿岛县高桥遗迹出土的铁器和熊本县斋藤山遗迹出土的斧状小铁器也是日本最古的铁器。[27]

弥生时代前期和中期日本还不产铁，主要从朝鲜南部输入铁材。《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弁辰条说：“国出铁，韩、、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28]朝鲜古代的产铁地是百济的谷那铁山，谷那是临津江和礼成江上游地区的谷山郡的古名。[29]

朝鲜的铁文化是由燕齐的中国移民带去的，所以很好地反映了华北地区铁生产的特色，当初传入朝鲜是以铸铁为中心，至乐浪时代则以锻造为中心，因为汉代盛行锻造。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初期是输入铁制品，后来制铁技术经由朝鲜传来，自己用粗朴的方法进行极小量的生产，还不能想象当时汉代的鼓风机、矿石事前处理、燃料的选择等先进技术已经照样引进。[30]熊本县斋藤山遗迹出土的铁斧，经科学鉴定是用锻造过的铁制造的。这大概是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的，因为那时日本还不会锻造技术。在奈良市西北部通称佐纪盾列古坟群中发现大型铁板282块、小型铁板590块、铁斧102把、铁制农具313件、铁制工具293件，[31]这些东西与古代著名铁产地韩国的新罗古坟出土的铁原材料相似。但是奈良古坟的建造是在公元400年前后，说明到古坟时代日本自己还不生产铁。弥生时代前期中期铁还没有普遍使用，尚处于金石并用的状态，石器到后期才灭迹。不过从尼崎市上之岛、奈良县唐古、大阪府瓜破、静冈县登吕，大分县安国寺等遗迹出土大量木制农具来看，弥生前、中期已用铁工具加工木材了。

弥生时代北九州流行支石墓，其分布地区是长崎、佐贺二县的唐津湾沿岸和博多湾沿岸，南面是熊本县。支石墓是使用巨石建成的坟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地上树立数个平行的支石（撑石），其上盖以一块巨大的石板作为盖石，即所谓桌子形支石墓或北方式支石墓；另一种是支石埋在地下，其上盖以大石块或石板，即所谓棋盘形支石墓或南方式支石墓。此外将埋在地下的支石换成石棺或瓮棺，即所谓变形支石墓。这种支石墓从山东半岛到辽宁东部的山岳地带都有发现，特别山东荣成、文登一带发现的支石墓，与朝鲜全罗道和辽东半岛的支石墓几乎一致。可见山东沿海氏族社会的先民通过庙岛列岛，用逐岛漂流的方式将文化带到朝鲜，再传到日本。

还有一种瓮棺葬在北九州流行，特别是福冈县须玖、冈本遗迹的特大瓮棺群。瓮棺在中国本来是埋葬幼儿的，日本却是埋葬成人，而且从大量细形铜剑、铜矛、铜戈、铜镜等副葬品来看，是埋葬族长之类的氏族领袖。福冈县丝岛郡前原町三云遗迹的瓮棺群内发现了约30面前汉镜、璧、细形铜剑、细形铜矛（文政五年即1822年发掘）；福冈县冈本D地点的瓮棺群内发现了30面前后汉镜、璧、细形铜剑、细形铜戈等（明治三十二年即1900年发掘）。这些瓮棺都是属于弥生时代后期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