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璆先生从教60年，开设了亚洲史、中西交通史、日本史、明治维新史、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等专题课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他亲自指导的日本史研究硕士生或博士生多达数十人。如今，其嫡传及再传弟子遍布中国各地，“南开日研”已成为国内认可、国际瞩目的学术“高地”。

吴廷璆的大家风范，不只在于卓越的个人研究成果和教书育人，更在于其构建新史学体系的奠基之功，以及组织和统领学术团队开展大型课题研究的非凡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亟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清除旧思想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构建崭新的学科体系。1960年代，中国学界曾围绕如何建立科学的世界史研究体系问题展开讨论，他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主张，其中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的论文《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19]，理论上高屋建瓴，实践上强调操作性，因而在中苏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论文指出：比起自然科学来，历史成为科学显然是晚了，而历史却向我们提出了庄严的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价和总结人类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因为由剥削阶级造成的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被扫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要求全面发展科学，也为科学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为历史科学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

对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论文尖锐地指出：不但许多重大问题还未接触到，就是已经提出的问题也有不少处在不能解决或没有展开讨论的状态。例如世界史的体系问题，奴隶制度的类型问题，城市的起源问题，东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与宗教的问题，亚洲各国的历史分期问题，以及东西方国家某些人民起义和革命性质问题等。现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所遇到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编写一部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而要编好这部教材，就要本着不破不立的精神，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体系。

论文认为，科学体系反映一定的世界观，而社会科学要为社会服务。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原则上必须打破欧洲中心论，坚持整体的世界史研究。论文强调指出：“人类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历史应该是全面的，即使是我国人写的世界史，也不宜因与本国史分工而将中国部分完全略去不提。抽出了中国显然不能对世界史有全面的认识。有人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而主张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我看也没有必要。”“以地区作中心的世界史，无论它从何种愿望出发，都是不科学的，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世界史是要把人类社会作为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具体研究。”

基于上述观点，论文提出的建立世界史新体系方案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将世界史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曰原始、古代、中世、近代、现代五个阶段，采用综合年代法，叙述每个时代总的特征和各国人民的具体历史。分期的基本原则是将最先进的国家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作为一个时代的起点，同时兼顾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性，在世界史的撰写中采取灵活方法处理疑难问题，如对于朝鲜、越南、印尼等古代史分期问题尚未解决的国家，可将其封建社会前的历史部分地放在封建社会中叙述，亦可将非洲、美洲、澳洲等许多国家的早期历史放在近代乃至现代史中叙述。

论文的结论是：“这样的体系，既阐明了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也指出了历史上新的、前进的东西和旧的、没落的东西，鲜明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各国人民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从而大大地发挥了世界历史的战斗作用，从根本上打破了欧洲中心说的世界史体系，保证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一奠基性论述时，不禁为吴廷璆当年的真知灼见所感叹。事实上，当时学者们正尝试撰写一部体现新中国特色的世界史教材，而他也是其亚洲中古史部分的执笔者之一。由此推知，他在四卷本《世界通史》付梓前发表这篇论文，对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总思路和学科建设方向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因为论文清晰地表达了对我国世界史研究现状的忧虑，以及对意识形态上深受苏联影响，写作体例上将中国“开除球籍”等做法的不满。值得欣慰的是，在这篇论文发表30年后，展示了“整体性”研究特点的吴于堇、齐世荣主编六卷本《世界史》的出版，终于为中国及其他“被忽略了的”国家和民族安排了应有的历史位置。

在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吴廷璆领衔撰写的《日本史》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百万字巨著是新中国第一部日本通史著作，其写作始于1975年，199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历时20年，执笔者是南开大学和辽宁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吴廷璆作为主编，不仅亲自撰写了第1卷第9至14章，还对全书进行了终审把关。不难想象，从古代到当代，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所有层面综合把握2000多年的日本历史，着力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谈何容易！笔者从1983年起在先生身边工作，目睹了先生夜以继日、字斟句酌审改书稿的艰辛。这部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日本通史著作，出版后颇受好评并一再重印，已成为专业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敦煌壁画铭刻着古代中西民族交流的印痕，它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0年代末，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进展缓慢，对此先生甚为不安。1981年4月，吴廷璆在京大读书时的同窗契友、日本学者藤枝晃来到南开大学，为我国专业研究人员举行“敦煌学”专题讲座。吴廷璆主持开讲式时，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震惊四座，激发了我国学者的研究热情和责任感，也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近30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加大，与他当年的大力呼吁不无关系。

（本文作者杨栋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注释】

[1] 见李玉主编《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2] 许德珩（1890—1990），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千家驹（1909—2002），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运时期吴廷璆的战友，曾任全国政协常委。

[4] 张勃川，时为北大经济系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及中国驻外大使。

[5] 范文澜（1893—1969），历史学家。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九大代表。时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

[6] 羽田亨（1882—1955），时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长兼史学科长，后任大学总长。

[7] 引文处为吴廷璆语。

[8] 杜斌丞（1888—1947），教育家和爱国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9] 又名李士腴，中共党员，民盟组织者之一。

[10] 马哲民，中共早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11] 吴廷璆语。见《吴廷璆史学论集》前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 原文载于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21日版。

[13] 原文载于《吴廷璆史学论集》第19—7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 原文载于《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

[15] 原文载于《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6] 原文载于《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创刊号。

[17] 原文载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7月号。

[18] 收入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19] 详见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刊于《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