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蛮族皈依

365.导言

占领西部帝国的蛮族，其部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皈依基督教。蛮族进入帝国之前或刚刚进入帝国便皈依基督教的这一情况，使得帝国的臣民免受蛮族异教徒对被征服的敌人施加的极端暴行。阿拉里克未曾染指罗马基督教堂的宝藏，因为他自己也是基督教徒（第329条）。出于同样的原因，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也对教皇利奥一世（Pope Leo the Great）的祈求作出让步，放了帝国都城居民一条生路（第334条）。比起不列颠的艰难命运，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的命运相对平和，是因为或部分因为这些占领该地区的部落绝大多数都已经在进入帝国之前皈依了基督教，但当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之前，他们还是野蛮的异教徒。

366.法兰克人的皈依；法兰克人皈依的重要性

当法兰克人进入帝国之时，就如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刚刚登陆不列颠时一样，都是异教徒。基督教在他们中间发展缓慢，直到他们在一次战争中据说得到基督教徒信奉的上帝的帮助而获得胜利，法兰克国王及其子民便抛弃旧的信仰转而皈依基督教。

历史学家米尔曼（Milman）说：“法兰克人的皈依对欧洲历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原因是，当几乎所有其他的日耳曼部落都信奉阿里乌斯派教义时，法兰克人接受了正统的天主教信仰。这样一来，他们就得到了罗马臣民的忠诚与罗马教会的官方支持，为西部法兰克国王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367.奥古斯丁在英格兰传教

公元596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派遣奥古斯丁（Augustine）携40名随从到英格兰传教。格里高利因其在罗马的奴隶市场看到了来自该地区面容白皙的俘虏，遂对去该地区布道产生了兴趣。

修道士在英格兰受到了热烈欢迎，英格兰人认真倾听了陌生人讲述的故事，并被说服此为大势所趋；他们便焚毁了沃登（Woden）与托尔（Thor）(6)的庙宇，大规模地皈依了基督教。(7) 不列颠的皈依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便是重建了因5世纪的灾难而断绝的与罗马文明之间的联系。正如历史学家格林讲到圣奥古斯丁使团时所言：“修道士们吟唱庄严的祷文行进，在某种意义上是听到阿拉里克号角而撤退的罗马军团的回归……实际上，奥古斯丁的登陆恢复了被亨吉斯特登陆所毁掉的统一，新的英格兰被老的国家联合体所接纳。在征服者的刀剑面前逃走的文明、艺术、文学随着基督教的信仰而归来。”

368.爱尔兰的皈依；爱奥那岛

对爱尔兰进行精神征服始于一个名叫巴特利西乌斯（Patricius）的热情主教，后来他以爱尔兰的守护神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为人所熟知。由于他的辛苦努力，到大约5世纪末他去世之时，岛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基督教徒。没有任何种族接受过如此热情的福音（Gospel）。爱尔兰教会派出忠诚的传教士到皮克特（Pictish）高地、德意志森林、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的荒野。在凯尔特传教士建造的修道院中，有一所由爱尔兰修道士圣科伦巴（Saint Columba）于公元563年在皮克特海岸不远处的爱奥那岛（Iona）上修建的最为著名。爱奥那岛成为基督教知识与传教热情的著名中心，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发散着光芒，穿透着周遭异教的黑暗。

369.德意志的皈依

德意志的伟大传教士是撒克逊人温弗里德（Winfrid），以圣波尼法爵（Saint Boniface）为人们所知，生于约公元688年。在紧张而忙碌的漫长岁月里，他建立学校和修道院，成立教会进行布道与洗礼，最后于公元753年殉道。正如米尔曼所言，撒克逊人对英格兰的侵略回流到了欧洲大陆。

德意志部落的皈依使得西欧日耳曼人免受其野蛮同胞的屠戮，并在中欧建立起了强大的屏障，抵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极大地威胁着德意志东部边境的图兰异教和伊斯兰教的前进浪潮。(8)

第二节 隐修制度的兴起

370.隐修制度的定义；助长隐修制度的教义

在3到6世纪之间，教会逐渐形成了一种隐修制度（Monasticism）。这一术语在广义上，指的是一种以达到提升灵魂为目的的自我否定的苦修和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样的定义表明该制度包含两大类修道者：（1）独居修道士（Hermits/Anchorites）——与世隔绝，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独自生活的修道者；（2）住院修道士（Cenobites/Monks）——形成团体，过群体生活的修道者。

基督教的隐修制度源自《圣经》的文本教义。因此使徒圣保罗（Apostle Saint Paul）说：“没有娶妻子的人，挂念的是主的事；……但娶了妻子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9) 基督自己也宣称：“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10) 而且，他对有钱的年轻人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11) 这些文字同其他类似的一样，从字面上看，很大程度上认定了遁世、苦行和节欲的禁欲主义理念，认为这才是最完美的生活和最可靠的救赎方式。

371.西部的隐修制度

4世纪时，禁欲的隐修方式受到了拥有温和气候的东部，特别是埃及的青睐，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修道院模式；也就是说，某位著名隐士吸引了一批门徒，他们的简陋小屋构成了修道院的核心（laura）。

隐修制度在东部建立不久便传入了欧洲，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所有基督教为主的西部国家。这里的主流生活与隐修模式格格不入，可东、西部的修道院仍在不断兴建。选择遁世的人大多是因蛮族入侵带来的混乱与恐怖以及西部帝国的瓦解。

372.圣本笃会规

为了为修道士的隐修与苦行引入某种规则，教规便被制定出来供其遵守。修道士的“三绝誓言”包括绝财（Poverty）、绝色（Chastity）、绝意（Bedience）。

最伟大的修道士教规制定者要属努西亚（Nursia）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480—543），著名的卡西诺山修道院（Monastery of Monte Cassino）的创始人，该修道院位于意大利的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其会规对于宗教世界来说就如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第346条）对于欧洲的世俗社会一样举足轻重。会规中的很多规定都是最明智、最实际的，例如，一条将体力劳动作为神圣的义务，而另一条则要求修道士每天花一定的时间读圣贤经典。

接受圣本笃会规的修道士被称为本笃会修士（Benedictines）。这一会规变得极受欢迎，一度有约4万座修道院采用该会规。

373.修道士为文明作出的贡献

教会中这一早期修道制度的建立，给正在从旧世界的废墟中重塑自我的新世界带来了巨大利益。修道士，特别是本笃会修士，成了农耕者，将国王和他人赠予的荒野沼泽通过悉心开垦转变成丰饶良田，从而挽救了欧洲一些最荒芜的地区。

修道士也成了传教士，教会对蛮族取得的迅速而显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热情与奉献。

修道士也成了教授者，修道院里宁静的空气既培养了虔诚也滋养了学识。在修道士的庇护下建立了学校，这些学校是中世纪早期学习的场所，也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最佳知识生活的中心。

修道士也成了抄写员，用极大的艰辛和勤勉收集、誊写古代写本，从而令古典学术与文学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几乎所有现有的希腊和拉丁经典都是通过修道士之手传下来的。

修道士也成了记录者，他们将自己时代的事件写成编年史，能学到中世纪早期的知识均得益于此。因而，修道院中的缮写室或写字间在中世纪社会中的地位相当于近代的大印刷厂。

修道士还成为了赈济者，帮助虔诚和富裕之人向贫穷与需助之人分发其捐赠的物品，各处的修道院都向疲惫、虚弱和沮丧之人敞开了他们的好客之门。总之，这些隐居处在中世纪时期成了旅馆、收容所和医院。

第三节 神权崛起

374. 帝国内的帝国

早在罗马衰亡之前，神权国家便已经在罗马帝国内部滋长，而无论其制度还是其管理体系都脱胎自帝国模式。这个属灵帝国像其他世俗帝国一样拥有包括助祭（Deacons）、司祭（Priests/Presbyters）和主教（Bishops）为主的各级执事人员。主教们共同组成了主教团（Episcopate），有四个等级：区主教（Country Bishops），市主教（City Bishops），都主教（Metropolitans）或总主教（Archbishops）和宗主教（Patriarchs）。四世纪末时共有五个宗主教区（Patriarchates），分别以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这五大城市为中心。

在所有宗主教区之中，罗马宗主教区在权力和地位方面被赋予了普遍的优先权。其进一步宣称在行政和司法管理方面同样具有优先权，并已得到广泛认可。在八世纪结束前，基督教世界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神权君主制度。

除了坐上圣彼得宝座的大人物如利奥一世（Leo the Great）、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历史事件促成了罗马主教至高权力的实现，并极大地帮助他们建立了中世纪神权的普世权威。下文将列举几个神权崛起与发展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375. 坚信圣彼得为首席主教及罗马教会缔造者

人们开始相信基督在所有门徒中授予了彼得某种无上地位。这种说法的根据源自《圣经》文本。人们也认为罗马教堂便是彼得本人所建。他极有可能是该教堂的建设者，且在尼禄（Nero）皇帝时期殉难于此。这些历史信条和解读使罗马主教成为第一使徒及其教职的继任者，当然极大地提高了其声望，并佐证了其首席主教的主张。

376. 世界政治中心的地理优势

最初几个世纪里，罗马主教的主张极大地得益于罗马帝国良好的名声和威望。因为已经习惯于接受那里所有世俗事务的命令；那么自然而然，属灵事物也寻求其命令和指引。因此，占据世界地理和政治中心的罗马主教便拥有了高于所有其他主教和宗主教的一大优势。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里，聚集在永恒之城（Eternal City）(12)上的光辉，自然也赋予了基督教主教头顶的光环。

377. 皇庭迁至君士坦丁堡的影响

都城从罗马东迁并没有使罗马主教失去其原有的地理优势。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将皇庭东迁，不但没有削减罗马主教的权力和威严，反而大大提振了其权力与主张。正如但丁（Dante）所言，它“给了牧羊人空间”。这使得罗马教宗成为了罗马最重要的人物。

378. 牧师成为罗马守护者

当蛮族袭来，罗马主教迎来了扩大影响和权势的又一次时机。罗马的不幸便是他们的幸事。因为，当阿拉里克攻陷罗马之时，教皇英诺森一世（Pope Innocent I）通过调解使得罗马教堂免于遭受其他异教圣殿同样的命运；虔诚的教皇利奥一世通过斡旋，劝说凶猛的匈奴王阿提拉放过罗马打道回府；而且他还于公元455年想方设法平息了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的愤怒，使罗马居民免受蛮族士兵带来的沉痛苦难（第334条）。

因此，当皇帝作为理所应当的守卫者却无法保卫都城之时，手无寸铁的牧师却通过神职赋予其的敬畏与威望尽力而为其难为之事，结果却为罗马教廷带来了更多的荣誉与威严。

379. 罗马帝国衰亡对神权的影响

但是，如果帝国的不幸趋向于提高罗马主教的名声和影响的话，西罗马帝国最终衰亡所带来的好处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当西罗马帝国的主权落入东罗马皇帝手中之时，因罗马远离君士坦丁堡的皇庭，主教便成为了西欧最重要的人物，事实上逐渐承担起了君权。他们成了蛮族首领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仲裁者，而城市、国家和国王之间出现纠纷也诉诸罗马教廷决断。尤其在对抗阿里乌斯派的野蛮统治者之时，西部的主教和总主教都向罗马寻求建议和帮助。这些事务如何直接而有力地强化了罗马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则显而易见。

380. 罗马的使团

罗马教堂早期的传教热情使其成为众教堂之母，所有的教堂都怀着深厚之情和感激之心仰望于她。因此，通过罗马传教士皈依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对神圣的教廷充满崇敬并成为其最忠实的孩子。英格兰基督徒最常去罗马朝圣，将他们的彼得便士(13)（Saint Peter’s Pence）送去作为贡金。当撒克逊人成为传教士向欧洲大陆的异教亲族布道之时，他们将同样的依恋与热爱移植到了德意志人的内心。

381. 萨拉森人攻陷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影响

公元七世纪，所有东方的大城市都落入穆斯林之手。(14) 这给罗马教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为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都城，都有或者可能会有一位罗马主教的敌手。事实上，在基督世界的版图上，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已经被抹除，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可能滋养着罗马教会的对手。因而，基督教世界的大灾难却再次巩固了罗马主教不断增长的权力。

382. 教皇成为世俗君主

关于圣像崇拜的争论，在教会史上被称为“圣像破坏之争”（War of the Iconoclasts）(15)，在八个世纪时爆发于东部的希腊教会和西部的拉丁教会之间，对罗马教宗的权力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利奥三世（Leo the Isaurian）于公元716年登上了君士坦丁堡的宝座，是一位最热情的偶像破坏者。东部的希腊教堂圣像均被清除，皇帝决定也要清除西部拉丁教堂里的这些“偶像崇拜的象征”，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使用圣像。教皇格里高利二世作为罗马主教，不仅反对该法令的执行，还发布教令将东部皇帝开除教籍，并禁止所有破坏圣像的教堂参加正统天主教会的圣餐仪式。尽管在公元842年东部教堂恢复了仅包括绘画和拼图在内的圣像，但此时，日积月累的原因疏远了两个地区的基督教世界，使之产生了至今也无法弥合的裂痕，导致了十一世纪下半叶永久分裂为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

在这场与东部皇帝的论争中，罗马主教与加洛林家族的法兰克君主结成同盟。这是难得一见的管鲍之交。教皇帮助法兰克君主神话其政权、巩固其权力和威严；知恩图报的法兰克国王帮助教皇抵御所有帝国和蛮族的来犯之敌，并为其献土，为建立世俗国家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神权崛起的大体途径，其在西部基督教世界里鹤立鸡群，注定成为中世纪时期塑造未来、引领发展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