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背景介绍

当人类进入近代的时候，欧洲人正处于一场伟大的宗教革命的前夜。宗教改革运动是一次双向革命。它是一场反抗教皇权力的起义，造成自中世纪以来一直统一在教皇治下的宗教帝国中半数欧洲国家与教皇分离开来。这场脱离运动取得了成功，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新教革命（Protestant Revolution）。

但是这场运动绝非仅仅是反抗教会权威的革命。它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宗教中存在的某些邪恶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并引发了对西方宗教和道德思想的伟大革新。因此，称其为改革——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也是恰当的。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这场运动是个双重的运动。只有当人们从这个观点的两面去考虑的时候，它的复杂性才能被巧妙地观察和恰当地解释。本章我们将探讨一下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发生的原因及开始，随后的章节里我们将谈谈其在北欧主要国家所造成的影响和声势。

14.宗教改革发生的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是什么使得一些北欧国家对教会和宗教权力产生不满并试图从古老的基督教会中脱离出来。

首先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场伟大的思想觉醒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代社会的开始。新的人文思想的倡导者和旧的神学思想的守卫者之间的对立，为这场宗教大分裂铺平了道路。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教会存在着最为严重的丑闻和各种滥用职权。对宗教领袖到教会成员展开彻底的变革，成为所有接受新思想洗礼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唯一的分歧就在于这场革新到底以一种什么形式进行，从教会内部还是从外部，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来进行。

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各国君主对教皇权力的嫉妒和教皇统治与各国爱国主义思潮的激烈碰撞。中世纪某些教皇提出的权力至高无上的思想已经无法维持，然而在很大的范围内，比如宗教职位的提名和任命、对牧师和教会财产征税、婚丧嫁娶等，都由作为宗教卫护者的教皇一手把持。因此，很多国家根本没有独立可言。很多我们现在认为属于国家主权的事务，当时实际上都由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世界帝国所掌控。

这种局面可以和当代联邦制进行比较。在联邦国家里，每个人都要对两个权威效忠，一个是州政府，另一个是联邦政府。而在中世纪，每个人也都效忠于两个权威，一个是自己国家的君主，另一个是罗马教皇。正如美国内战之前很多美国人很难决定自己首先要对自己所在的州还是对联邦政府履行义务。在新教革命之前，每个人也是很难确定到底是对自己的国王还是对教皇效忠。对僧侣和其他教会人员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效忠教皇（Papal See），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教皇的教民而不是自己所在国家君主的臣民。

但是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政府经济利益的冲突造成了很多的摩擦和麻烦。作为教会首领，教皇的巨大收入都来自其治下的国家。欧洲很大一部分土地资产都掌握在教会手里，而这笔巨大资产的收益中相当一大部分是以教会职员的圣职年俸和捐赠的形式收入罗马国库的。另外，由于教皇的贪欲，更多额外的税负在欧洲国家征缴。在一些国家，人民直接和间接给教皇的捐赠甚至超过了政府的赋税。令人不齿的是，这笔财富并不总是用来开展宗教活动，而是落在了像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这样的只想满足个人野心和提高教会政治权力的教皇手中。

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民族感情觉醒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这些不断强大的政府希望行使自己管理国家和扩大税收维持常备军及开展公共活动的权力。这样，各国君主的不满和愤恨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毫无疑问，北欧的这些国家更想脱离罗马教皇的统治，而不是渴望宗教自由或者思想变革。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场革命爆发的标志性事件与形势。

15.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和罗伊希林

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可以通过北欧国家人文主义者的思想精神等实例得到最好的诠释。

来自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是北欧人文主义思想运动的领导者，而南欧的领导者是彼特拉克（Petrarch）。伊拉斯谟著名的讽刺诗《愚人颂》（Praise of Folly，1509）直指社会各阶层的弊病，尤其是鞭挞了“披着神圣外衣的非圣人”的罪恶。不久之后（1516），伊拉斯谟出版了他的从希腊文《新约》翻译而来的拉丁文《新约》。这些作品为北欧人民的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思想和精神基础，并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作为旧经院哲学的卫道者的神学家们和新人文主义倡导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这是进入近代以来，神学与科学长期斗争的第一阶段。双方交锋主要集中在关于学者探索自由和神学理论权威的局限性。这场纷争的焦点人物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约翰·罗伊希林（John Reuchlin，1455—1522）。15世纪末，罗伊希林为了学习希腊文，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了意大利，拜在大师的门下。

双方的敌对情绪不断激化。憎恨犹太人的神学家们提议把犹太人的书籍没收焚毁，理由是这些作品对基督教缺乏友善。罗伊希林是当时最优秀的希伯来语学者，当局问他对神学家们的提议有何看法时，他表示反对，并借此机会表达了很多犹太文学作品对基督教徒大有裨益，值得一读的观点。罗伊希林为此遭到了教权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德国大学和巴黎大学里的很多神学家对罗伊希林的观点予以谴责，而以伊拉斯谟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却给罗伊希林写信表示赞许和鼓励。罗伊希林将其中部分书信结集出版，名为《明士书简集》（Letters of Illustrious Men）。

书简集的出版给罗伊希林的朋友带来很大的触动，其中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骑士诗人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联合其他友人创作了《蒙昧者书简集》（Letters of Obscure Men）。这部书中的信件都是虚构的，挑选“最上等的恶劣拉丁文”集结而成，里边包括了各种荒唐之事，对那些反对罗伊希林的神学家们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挖苦。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这部书简集恰如莫尔（More）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说的那样“绝对的有趣”。

16.人文主义运动向宗教改革运动的转变

人文主义者对神学家们的抨击主要不是出于宗教感情或道德愤怒的刺激，而是由于对求知求学的热爱和对新学反对者的无知和腐朽的谴责。双方的争论现在进入了更为激烈的阶段。它呈现出宗教辩论的特征，成为一种良知，并裹挟着政治事件，最终发展成为双方之间公开的论战。

对于这些在德国展开的事件的简单叙述完美体现了当时情况的特殊，最重要的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和狂热**的伟人的出现，给这场历史运动带来了新的趋势。

17.赎罪券；炼狱

由于这场辩论主题以教皇赎罪券的新形式出现，这里有必要对与这场伟大革命的开端关涉甚大的名词——赎罪券（Indulgences）——进行解释。

赎罪，按照路德时代德国神学家们的理解与定义，指的是对那些基于原罪，其过错被原谅后仍留在人身上的罪恶免于现世的惩罚(12)。它是对虔诚、慈善和怜悯行为的嘉奖，其行为往往包括对穷困者施舍钱和物，从而促进全社会的善行，只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生效，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原罪的供认不讳和真诚忏悔。

由于反对赎罪券主要因其对炼狱灵魂的应用及与之相关的滥用，所以，这里也有必要对“炼狱”（Purgatory）加以解释。

根据天主教教义，来世包括三个地方——地狱（Hell）、炼狱和天堂（Heaven）。这种思想就包含在中世纪伟大的诗人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之中。炼狱指的是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或状态，在这里，灵魂注定历经磨难而得到净化，进而获得永生。这种惩罚的中间地带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根据天主教教义，灵魂在这个净化之所能够得到帮助，而死者活着的友人以他的名义进行祷告和善举都能让死者灵魂因赎罪而让这种磨难期缩短。因此，但丁在净化山上遇到神灵告诉他由于其朋友们的祷告使得他经历的磨难期得以缩短。中世纪的教堂里很多都对捐助者的灵魂安息进行弥撒。但是，不仅现世朋友的祷告可以将灵魂从炼狱中释放，而且因为友人的善举和施舍而进行赎罪也可以让这些灵魂从苦难中解脱。

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赎罪券经常被教皇们以各种目的发放。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大赦(13)（Plenary Indulgence）经常被授予所有戴上十字架的人。授予赎罪券经常作为修建和维护教堂、修道院、桥梁和为了促进其他地方公共事业募集资金的一种方式。修建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大部分资金就是如此得来的。

18.台彻尔及他对赎罪券的宣传

利奥十世（Leo X）1513年当选为教皇后，发现教会的财库几乎空空如也，他急需资金来开展自己的各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修建圣彼得教堂，而他能利用的权宜之计就是兜售赎罪券。他将在大部分德意志地区发放赎罪券的权力授予美因茨的大主教阿尔伯特（Archbishop Albert of Mainz），而阿尔伯特任用了来自多米尼加的修道士约翰·台彻尔（John Tetzel）为其代理人。

大主教在选用自己的代理人上是不幸的。台彻尔执行大主教委托的方式却引起了巨大的丑闻。他和下属在规劝人们遵从赎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捐钱——时所使用的语言有失得体且夸大其词。

结果就是，关于赎罪券效果的错误观点开始在无知而又盲信的人群中传播开来，许多人受到了台彻尔及其手下宣传的误导，以至于认为只要他们为罗马圣彼得教堂的修建捐款，就可以免于所有原罪的惩罚，而根本不用考虑其他条件，比如悔过和弥补罪恶的目的等。因此，正义之士发动起来，反对狂热的修道士的做法。这些抗议活动如同长期积累的暴风雨的低语，很快就席卷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欧洲。

19.马丁·路德和他的罗马朝圣之旅

站在反对和谴责台彻尔兜售赎罪券这种方式最前列的就是奥古斯丁教会修道士同时也是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师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1483年出生于德意志的萨克森。路德出身卑微，父亲是一名穷苦的矿工。父亲为他规划了一条从事法律职业的道路，但是他却断然转身离开俗世进入了修道院。

在台彻尔出现在德意志之前，路德已经由于其学识和虔诚而声名远扬。在此之前几年，路德为了教会利益已经进行了罗马的朝圣之旅（1511）。他当时对罗马和教皇的虔诚不容亵渎。在他的眼中，罗马就像耶路撒冷一样神圣，而罗马教皇在他心目中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对炼狱毫无怀疑之心，他甚至对自己父母还在世间感到遗憾，否则他就可以在神圣的罗马古城为父母的灵魂祈祷并使其脱离所受的折磨。

但是路德在罗马所见到的一切却给了他的虔诚当头一棒。他曾设想罗马所有人都“沐浴在这里神圣的氛围之中，对上帝永远的敬重与虔诚”。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奢华和怀疑，对于神圣的宗教教义毫无敬意，生活荒**无度。所有这一切都给心情沉重的路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已经播下的种子，注定要收获。

20.《九十五条论纲》

路德罗马之行6年后，台彻尔开始在维滕贝格大学进行他的赎罪券宣传。我们前文已经讲过宣传的形式简直是丑陋不堪，但是当地的民众却趋之若鹜。路德为此大为沮丧。他无法让任何权威对这样的丑闻进行干预，便决心自己亲自处理。于是他起草了关于抗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并把这些论纲钉在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之上。这在当时是学者们的常见做法，将自己对所有外来思想的不同意见形成自己的主张并张贴出来。

通过出版，《九十五条论纲》传播开来。所有阶层，尤其在德意志地区，都渴望对这些论纲进行阅读和评价。台彻尔针对这些论纲也提出了自己的反驳论纲。神学家们也加入了论战，空气中弥漫着双方辩论的味道。刚开始时，教皇利奥十世本打算对整个事件轻描淡写地处理，宣布这“只是修道士之间的争辩而已”，但是最后，教皇感觉到了压力，决定对路德采取措施。教皇颁布诏令，禁止路德在各个场合发言。

21.路德《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1520年7月）

路德听说了教皇很快就会针对他颁布诏令，他对德意志贵族阶级发表了著名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Address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来迎接诏令的到来，这篇演讲被称作“宗教改革宣言”。这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论纲和反驳、诏令与禁令、宣言和呼吁。实际上，它就是德意志民族向罗马教皇发出的独立宣言。

路德主张，王公、贵族和市民都应该停止对教皇支付圣职者首年捐(14)（Annates），或者首年捐全部被废除；“所有任命都不应由罗马教皇确定”；除了涂圣油和加冕，教皇没有任何高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俗教士（不受出家戒律约束的教士）有结婚或不婚的自由(15)。

22.路德焚烧教皇诏令（1520年12月10日）

最终，罗马的诏令（Papal Bull）传到了路德手中。诏令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中选取了41条并冠以“异端”或“诽谤”的罪名，禁止所有人阅读他的著作，并命令将他的书籍烧毁；如果他本人在60天内无法改正自己的错误，他和他的支持者都将“因异端邪说而遭受惩罚”。

路德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他决心焚烧教皇的诏令。在维滕贝格大学校门外燃起熊熊大火，面对聚集的医生、学生和市民，路德将诏令连同罗马教皇的教令还有反对者的书籍统统抛入烈火之中。这一大胆的举动引起了狂风暴雨，其声势“响彻天宇，通达八方”。路德写信给自己的一个朋友说，自己相信这场风暴绝不会平息，直至审判日的到来。

23.沃木斯议会（1521）

局面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整个德国都在抗议，教皇的权威受到了威胁。教皇的禁令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教皇利奥现在寻求刚刚登上皇位的查理五世的帮助来终止路德异端邪说的传播。教皇希望能够把路德送到罗马进行审判，而路德的友人却劝说查理不要听从教皇的要求，而是允许路德在德意志陈词。因此，路德收到皇帝的诏令，要求他前往沃木斯参加由王公、贵族和德国牧师组成的会议，仔细研究国家事务，尤其是关于当前巨大宗教争议的事务。

路德的沃木斯之行是一种胜利和进步。所有德意志人的视线都投向了路德，民众聚集在他经过的街道两旁，这表明了整个德意志的心脏都被搅动了。当路德来到沃木斯的时候，其所到之处都聚集着大量的他的同情者和支持者。(16)

当路德第一次出现在庄严的议会上时，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但是他很快恢复了镇静。他的著作就摆在身前，在被问到是否愿意撤回自己所写的东西时，他要求给自己一天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回答。第二天，路德再次被带到议会，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撤回这些论纲将会给罗马暴君新的力量和勇气。我不能，也不会收回自己写过的任何东西，除非能够证明我写的一切违反了《圣经》或绝对的理性，因为违背良知的事情既不安全也不正确。”他的结束语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义无反顾；我站在这里，上帝与我同在。”

尽管一些人希望把路德投入烈火中烧死，然而皇帝发给他的让他能够来到议会的安全通行证保护了他。路德虽然得以安全地离开，但是帝国的禁令也随之而来。

24.路德在瓦尔特堡（1521—1522）

庆幸的是，路德有很多有权势的朋友，他自己母邦的领主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担心路德的安全，选帝侯命令一队骑士戴着面具在路德离开沃木斯议会后就开始护送他一直到达瓦尔特堡（Wartburg）。路德在瓦尔特堡隐居了一年的时间，只有几个朋友知道这个秘密。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路德忙于撰写宣传册和翻译《圣经》。当时德国的改革者经常用《圣经》经文来挑战反对者，“《圣经》里可以得到证明”，“《圣经》里就是这样写的”，改革者时不时搬出这样的话语来反驳不同意见的人。因此，有必要使圣经能够让所有人都能读懂。(17)正如路德所言，让那些古代先知说德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路德做到了，直到今天整个德国仍然为此骄傲。

路德给了德意志德文版的《圣经》，他对德语的贡献堪比但丁凭借《神曲》对意大利语的贡献。凭借翻译《圣经》，路德最终从各种德意志方言中创造了统一的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