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农民起义（1524—1525）

一年多的时间刚刚过去，路德就再次陷入了麻烦。一些激进的改革者在布道时言辞过于激烈和暴力，路德不得不离开瓦尔特堡。他突然出现在维滕贝格，给当时**不安的德意志带来暂时的克制。

但过了两三年，麻烦却再次出现，而且更加复杂和严重。德意志士瓦本（Suabia）和法兰哥尼亚（Franconia）的农民被封建领主的疯狂压迫所激怒，再加上宗教狂热的刺激以及宣道者卡尔施塔特（Carlstadt）和闵采尔（Münzer）的鼓动，他们发动反抗贵族、教士等一切权威的起义。(18)城堡和修道院被抢掠和焚烧，并发生了可怕的骚乱。起义最终被镇压，但是10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德国南部大部分地方遭受重创。很多人指责改革者，认为他们的布道才是这次狂热的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19)

26.教会财产世俗化

尽管出现了这么多的曲折，改革还是取得了迅猛的进步。对于世俗的王侯来说，路德认为教会应该受到限制，他们的财产应该被罚没充公并应用到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的维护方面，这样的主张完全赢得了王公们的青睐和支持。(20)

王公们很快采取了行动，并走得更远。在路德发表对德意志贵族的演讲和对隐修誓言的抨击，并指出这样的誓词有违真正的基督教教义的数年之后，所有转变为新教的德意志邦国的教会财产都被没收。

在瑞典，路德的信条很早就获得了立足之地，几乎所有老教会的财产都通过国家议会法案收缴到国王古斯塔斯·瓦萨（Gustavus Vasa）手中（1524）。这笔财富极大地提高了瑞典君主制的权力和威望。

而在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镇压了修道院，并把修道院的大部分财富用于世俗的用途。

然而，在这一时期，教会财产世俗化的经典案例则是条顿骑士团提供的。在新教徒起义的初期，这些修道士骑士统治着二三百万人。当改革运动遍及整个德意志的时候，骑士团大团长(21)（Grand Master of the Order）成为了新教徒，并把原来兄弟会的领地变成名为“普鲁士公国”（Duchy of Prussia）的世系君主国（1525）。骑士们可以结婚并变成贵族。从而在原来的天主教土地上诞生了重要的世俗国家。

27.改革者被称作新教徒

革命的迅猛发展惊醒了古老教会的支持者。1529年，教会再次集会（第二次斯拜尔帝国议会，Second Diet of Spires）商讨对策。议会中天主教占据多数席位，他们通过了法案，剥夺新教王公和城市决定自己的领地信奉何种宗教的权力，并且在议会授权之前禁止宣讲新教教义。

德意志的6位王公和许多帝国城市联合发布对帝国议会法案的正式抗议，不承认在宗教和良知方面的多数约束少数的观点。因为这样的抗议，这些改革者从这时起就开始被称为新教徒（抗议者，Protestants）。

28.天主教反击及其原因和动力

在路德1546年去世前(22)，宗教改革运动在除西班牙和意大利外的大部分西方基督教国家都获得了强有力的立足点；即使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新教的传播也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几大因素的联合作用抑制了新教的发展，使得天主教会得以收复大片失地。这些主要因素包括新教徒之间缺乏共识、天主教采取反改革措施、宗教裁判所的兴盛、耶稣会的兴起、西班牙对天主教的狂热支持。

29.新教徒的分裂

在反抗罗马教皇的开始阶段，新教徒就分为三个相互敌对的教派——路德派（Lutherans）、茨温利派（Zwinglians）和加尔文派（Calvinists）。

路德派教义主要在德意志北部盛行，在丹麦、挪威和瑞典也被广泛接受，也曾传播到尼德兰，但很快就被加尔文派取代。在所有新教教派中，路德派对罗马天主教教义变更得最少。

茨温利派主要是乌尔里希·茨温利（Huldreich Zwingli，1484—1531）的追随者，他们和路德派主要在有关圣餐礼和教会组织上的观点不同。他们的教义主要在德属瑞士流行，并由此传播到德意志南部。

加尔文派是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的追随者。加尔文出生于法国，由于受到迫害，离开法国来到日内瓦避难(23)，并将这里作为该派运动的中心。我们应该了解加尔文派传播的地域之广以及在十六七世纪的影响之大，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苏格兰的圣约派（Covenanters，盟约派）、荷兰的尼德兰人（Netherlanders）（大部分）、英国的清教徒（Puritans）和清教徒前辈移民都属于加尔文派。(24)

这些新教教派最后分化成诸多的宗派，每个宗派都固守着不被其他宗派认可的教义的某些次要点或坚持某些礼拜仪式，然而所有宗派都信奉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教义——“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现在，这些教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思想解放的改革者现在有机会去哀叹基督教早期困扰使徒保罗的同样的状况。一个说我是路德派，一个说我是加尔文派，另一个说我是茨温利派。甚至路德自己都称茨温利为异端，而加尔文派则不愿和路德派有任何瓜葛。

这些宗派之间的斗争和分歧给改革运动带了相当灾难性的影响。面对团结一致而又虎视眈眈的敌人，这些纷争大大削弱了新教的实力。他们的不和与纷争给了天主教强大有力的证据来反对整个改革运动。

30.天主教反改革；特伦托会议（1545—1563）；卡罗·巴罗梅奥

天主教会过去的邪恶和丑闻大大削弱了它的权威性以及对人们敬畏和良知的掌控。而对这些邪恶的纠正和丑闻的消除又使它重新恢复了失去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这种改革早在新教运动兴起之前就已经在罗马天主教中开始，而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值得纪念的特伦托会议展开。特伦托会议是自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以来最重要的宗教集会，会议上讨论了改革者提出的所有观点。会议宣布天主教的经外传说在权威性上等同于《圣经》；它再次强调了教皇权力神授的观点；谴责路德派提出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它让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甚至连徒步旅行者都不会对教义产生误解。它还要求所有的牧师和主教的生活都应该是基督教的纯洁和美德的典范。

会议的这些举措极大推动了对新教运动的抵制。对滥用职权这个引起教会大分裂行为的纠正也为成千上万“迷途羔羊”回归天主教会铺平了道路，并摆脱了过去教会传统信仰和权威松散化的危险。

特伦托会议精神在意大利改革者卡罗·巴罗梅奥（Carlo Borromeo，1538—1584）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会议的改革精神在他那里得以实体化。巴罗梅奥成为米兰的大主教，他把12个世纪前罗马帝国衰退时期的圣·安布罗斯作为自己的偶像，并且也获得了圣徒的地位。巴罗梅奥革新并恢复了已经四分五裂的教会，改革了牧师们涣散**的生活方式，重新在教会中恢复了严明的教规，建立了一批教会学校和大学。正是因为他的辛勤工作和言传身教使得米兰城和周边地区诞生了新的精神生活，过去对罗马教会的普遍敬重重新被唤起，新教在意大利前进的步伐被遏制，而对罗马教皇的膜拜由摇摆不定再次虔诚坚定起来，很多被新教“异端邪说”带走的教徒重新皈依到天主教门下。

31.宗教裁判所

经过重新净化自身和清晰定义自己教义信仰，罗马天主教要求所有信徒从今以后绝对的服从。宗教裁判所开展了新的活动，异端邪说受到严酷的镇压。在所有拉丁国家，宗教裁判所裁判的决定都得到了世俗王公的支持，而在这些地方之外，当时的王公并不认可这样的宗教裁判，尽管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地方在一定时期内也建立了这样的宗教裁判所。对顽固的异端分子，死亡——烧死和剥夺财产是最常用的惩罚方式。毫无疑问，宗教裁判所对在欧洲南部遏制宗教改革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帮助意大利和西班牙保持了对古老教会的忠诚。

在此，关于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我们不应忘记，在16世纪，拒绝服从既定的信仰会被大多数新教徒及天主教看作是反社会的行为，并因此受到惩罚。在日内瓦，我们发现加尔文不遗余力地对塞尔维特（Servetus）进行审判并将其烧死，因为他发表了一些加尔文派认为属于异端邪说的思想；在罗马，我们看到布鲁诺（Giordano Bruno）因为不信仰天主教的教义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在英格兰，我们看到英国国教教徒（Anglican Protestants）不仅对天主教教徒，而且对所有拒绝遵从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发动了最为残忍、激烈而又持续的迫害。

32.耶稣会；伊格纳修·罗耀拉；圣方济各·沙勿略

耶稣会（Society of the Jesuits）是另一个强大的重建教皇权威的附属机构。其创始人为西班牙人伊格纳修·罗耀拉。伊格纳修是西班牙宗教狂热的化身。他的目的是成立一个宗教团体，团体的成员无比忠诚且精力充沛，足以应对改革者的热情。1540年，教皇颁布诏令建立耶稣会。

在成为牧师之前，伊格纳修是一名士兵，因此他赋予耶稣会以军事色彩。实际上，耶稣会的军事特征非常明显，以至于被称作是“为宗教目的而成立的军事机构”。我们在研究耶稣会士的性格及其行动时，应特别牢记军事原则在其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耶稣会的每个成员都被要求像士兵顺从上级的意志，并被教育自我牺牲和绝对服从是他们的基本美德。

耶稣会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他们的目的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学校和大学，就像征服一个国家首先要派驻军队一样。伊格纳修生前成立了100多所教会大学和神学院；在他死后150年的时间里，耶稣会建立了超过700所神学院。

新教曾经纪律严明、时刻警觉并毫不妥协，现在却分裂成相互敌对的派系，耶稣会在对新教的反击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麦考莱（Macaulay）曾经宣称：“耶稣会的历史就是天主教反击新教的历史。”正是因为他们在匈牙利、波兰、波希米亚和德意志南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曾经被新教侵袭并或多或少地远离旧信仰的地区再次回归罗马天主教的怀抱，比在教皇的统治下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到16世纪末，天主教收复失地的工作已大体完成。在这些曾经的天主教国家重新恢复天主教构成了欧洲宗教史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耶稣会的努力不仅促成了天主教在欧洲的恢复，而且把天主教的教义和权威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异教徒的土地上建立的所有神学院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圣方济各·沙勿略（Saintly Francis Xavier，1506—1552），人称“印度使徒”。沙勿略在印度、日本和远东其他地区的活动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效果。

33.西班牙对天主教的狂热支持

正如英格兰成为新教的捍卫者和堡垒一样，西班牙也成为天主教在欧洲的坚固堡垒。西班牙的君主们将自己看作是天主教正统信仰的守护者，不仅在自己的领土上尽其所能地根除新教的影响，并且还将这样的举措推广到其他地区。他们重建天主教的统一的努力，让他们成为天主教收复失地的最重要的工具。

34.百年宗教战争

特伦托会议通过的法案使得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双方的争论在16世纪中叶上升到武力层面，随后爆发了百年宗教战争。在此期间，双方谁都不想退让半步。新教为了生存而竭力死战；而天主教会为了消弭分裂力量，让脱离而去的国家重新回到教会帝国的怀抱，修复基督教世界受损的统一，也是全力以赴。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会粗略地追寻敌对的教义在主要欧洲国家的命运变迁。而作为本章的结束，我们简要地谈一下宗教改革运动所造成的影响。

35.宗教改革运动的政治影响：脱离罗马及其意义

新教革命作为一场革命，广而言之，其后果就是德意志北部、丹麦、挪威、瑞典、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瑞士和尼德兰的部分地区，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基本上都是日耳曼种族或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主要的拉丁国家，即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连同德意志南部、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爱尔兰等，还是信奉古老的天主教，即使在某个时期曾经有过动摇，但最终还是返回到天主教阵营中来。(25)

脱离天主教在政治上的影响，在历史学家泽博姆（Seebohm）的阐述中可见一斑：“曾经教皇作为宗教帝国的首领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被各国君主夺走。牧师和修道士们作为教皇的信徒被看作外来分子——因为他们是教皇教会帝国的臣民。凡是反抗教皇统治的地方，向教皇效忠的思想都被废除，而君主们则取得了绝对的统治权。有关婚姻和遗嘱的事宜主要还是由教会管辖，但是宗教法庭已经成为国家法庭而不再向教皇负责，所有这些事务都已由各国君主掌控。”

总之，教政分离意味着国家已经完全从罗马教皇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并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这时的国家政府已经在宗教和政治事务上实现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管理的政体，这在中世纪时期是从来没有过的。

36.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和道德影响

从宗教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北欧国家脱离教皇统治意味着这些国家从向教会效忠转向《圣经》。教皇法令和教会决定不再被看作是神授和具有约束力的；而《圣经》则被看作是神圣的并拥有无上的权威。从理论上来讲，每个人都可以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拥有自己的解释。

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让这个世界走向了宗教宽容。改革者虽然坚称自己有权对宗教事务做出自己的判断，但在实际上，他们却不容许别人拥有这样的权力。当他们拥有了这种权力之后，他们又前后矛盾地成为了疯狂的迫害者。他们认可天主教教义中的异端思想应该受到惩罚，只不过他们对异端有着不同的定义。在整个16世纪，宗教的不容异己的原则，用历史学家林加德（Lingard）的话来说，是“基督教世界国家公法的一部分”。不过，宗教事务的自我判断思想从逻辑必要性上给宗教宽容带来了有利的影响；因为你无法授予个人宗教事务权力的同时又对其宗教结论给予惩罚。因此，近代科学的发展、世界思想总体的进步、国家之间联系的紧密等，都在过去3个世纪里给宗教宽容带来了有益的影响，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必须要在宗教宽容史上给予一个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