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帝国最后的陶器时期是特普时期，从年代上看属于古帝国中期和伟大时期（公元633年—公元987年）。与扎克尔时期一样，研究玛雅陶器的专家们也将特普时期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子阶段。

特普时期的早期在年代上属于古帝国中期。特普时期的中期属于古帝国伟大时期的前2/3，在这段时期，除了建筑艺术，古玛雅人在所有工艺和艺术方面都处于审美巅峰。特普时期的晚期属于古帝国伟大时期的后1/3。特普时期佩滕陶器在佩滕以外的地区也有发现，例如尤卡坦北部的科巴、雅苏那、乌斯马尔、卡巴、拉布纳、萨伊尔和马尼都有这种陶器，而且北部半岛其他地方的考古发掘几乎肯定会扩大这一范围，不过相对更早时期的佩滕陶器来说，特普时期佩滕陶器的分布和数量还是要少一些。

在特普时期，佩滕的城市和奇霍伊河上游地区有非常密切的接触，那里的人们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的彩绘陶器。

在古帝国中期和伟大时期，奇霍伊河上游地区受到了佩滕的强烈影响。这个地区海拔约900英尺，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奇霍伊河、帕西翁河和乌苏马辛塔河，流域这里的动植物种群和佩滕地区的差不多。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特普时期佩滕陶器反过来又受到来自奇霍伊河上游地区彩陶的影响。由于这些地区在文化和地理上如此接近，因此毫无疑问它们之间存在不断的交流。带有浅浮雕人像且雕刻精美的陶器，似乎是紧随着佩滕地区和奇霍伊河上游地区都有的特普中期的精美彩绘花瓶后面出现的。

可以这样设想，佩滕对奇霍伊河上游地区产生强烈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带去了精美的模塑陶器和小塑像，而反过来奇霍伊河上游地区也对佩滕和乌苏马辛塔河流域的大城市产生了文化影响，并带去了精美的彩绘陶器，事实上这个设想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这种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族群内部，在古帝国中期和伟大时期，佩滕地区和奇霍伊河上游地区都是古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除了佩滕和尤卡坦半岛北部低地，特普陶器的分布似乎沿着两条主要的路线：（1）向东南进入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2）向南进入危地马拉高地，在这个地区的上韦拉帕斯省的科班和查马以及埃尔基切省的扎库尔帕都发现了这种类型的陶器。但奇怪的是，在危地马拉高地的卡米纳尔胡尤没有发现任何特普时期的陶器，貌似这座城市与北部低地城市之间的联系在特普时期以前就已经中断，尽管它们在扎克尔时期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在特普时期的众多陶器中，下面这几种是最杰出的：带有条纹、贴花、凹槽、打孔等装饰的敞口光滑陶碗；有把手的宽颈红色陶碗；边缘内翻的三脚陶盘；带底座的橙色雕刻花瓶；不光滑的小塑像，人物和动物塑像都有，还有做成哨子的塑像，其中一些塑像上面有彩绘装饰。造型各异的彩陶令人眼花缭乱，上面的彩绘也非常丰富，有几何图案、从人类到昆虫的各种生物形象、象形文字符号以及描绘古帝国晚期各种仪式和生活场景的图画。玛雅人在古帝国伟大时期（公元731年—公元889年）这158年的时间里制作了大量精美的彩陶，整个新大陆任何其他土著民族在这方面都无法与之媲美，而且玛雅人自己后来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一无与伦比的审美巅峰。

特普陶器被描述为古帝国陶器时期的“边缘内翻器皿阶段”，这种边缘处理方式在古帝国中期和伟大时期的陶器中十分普遍。

从扎克尔时期开始，光滑的单色陶器使用的回火材料与前玛雅时期的光滑陶器相比出现了突变。火山灰突然取代了陶器碎片，除了一些年代最早的扎克尔陶器使用陶器碎片作为回火材料，实际上已经看不到陶器碎片作为回火材料的情况了。在整个扎克尔时期，火山灰一直是光滑的单色陶器使用的主要回火材料，不过有时候也会用方解石。

到了扎克尔时期之后的特普时期，方解石成为主要的回火材料。在这一时期，各种陶器与相应的烧制温度之间出现了一种明确关联的趋势，某些陶器使用方解石作为回火材料，而另一些则使用火山灰。陶器制作真正地成了一门精细的艺术。

回火材料的变化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兴趣，因为这种现象揭示了不断变化的陶器工艺，显示出一个地区的制陶技术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各地间的贸易关系。这种回火材料的变化可能有这几个原因：（1）积极创新的陶工通过实践找到了更优质的回火材料；（2）一个地区的陶工采用了另一个地区陶工的方法；（3）进口了其他地区的陶器。

在某些城市发现了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陶器使用不同的回火材料这一情况，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它们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有一些是本地制作的，而有些是进口的。但为了证明这一理论，首先需要对整个尤卡坦半岛及周边地区的陶器艺术具备广泛而深入的了解，而我们对古代玛雅陶器的了解只是入门阶段。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一领域达到深入研究的高水平阶段，那就必须在玛雅地区进行广泛的考古发掘，而且还要在外围文化中心进行广泛的考古发掘，并对由此得来的陶器文物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