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通过内线很快搞清楚：与何孟雄、林育南等同时被捕的还有鲁迅先生最得意的弟子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左联的知名作家。为此，周恩来请陈赓同志找来负责左联工作的潘汉年，让他转告冯雪峰，请冯立即向鲁迅先生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并请鲁迅先生利用他的社会影响，设法营救这五位曾受过他恩泽的党员作家。
当鲁迅先生由冯雪峰的口中获知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青年作家被捕的消息后，万分悲愤，他当即表示：
“雪峰，请转告朋友们，我会忍住悲哀与愤怒，和你们一起营救他们的。”
接着，上海工部局决定公开审讯何孟雄等同志。鲁迅先生请朋友代为请大律师张横海出庭辩护。由于一个女叛徒（即王掘夫在苏联留学时的女友）在幕后指认被捕人员，因而当工部局宣读完所谓罪行之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强行要求引渡，致使张大律师孤堂难鸣。
对此，鲁迅先生唯有怒指苍天了！同时，他清楚国民党监狱中的规矩，既然殷夫、柔石等人已经工部局转到中国的监狱，按照规定，被捕人员的亲属就可以探监了。他经深思熟虑，又对冯雪峰说道：
“如果你们有办法和狱中的人取得联系，请带去我的致意。另外，如果他们可以和狱外的人通信，请他们给我写信来，我会帮助他们做些事情的。”
“不行！”冯雪峰断然地说道，“这对大先生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们为了苦难的祖国的明天，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半百之人，还怕什么危险嘛！”
“大先生的确是很危险的。朋友们让我转告您，必须立即从这里搬走，暂时到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声。”
“为什么？”
冯雪峰望着惊愕不已的鲁迅先生，沉重地道出其中的原委。
柔石在明日书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明日“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店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地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面，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
鲁迅先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大思想家，在他的身上绝少有热血青年所具有的行为。当时，他听后的直感是，“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他事后曾说：“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当天夜里，“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躲在一个客栈里”。
鲁迅先生接受党组织的劝告，暂时躲在一个客栈里避难，但是，他还继续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被捕的同志。
与此同时，顾顺章、陈赓等人在获悉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的消息后，在半路上设伏，准备以武力解救这些被捕的同志。遗憾的是，狡猾的敌人也许想到了“熟路生非”，突然中途改道，致使这次武装解救未果。
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到龙华监狱不久，陈赓就通过内线查到了出卖这些同志的叛徒是王掘夫——当时他改名叫唐虞。案发原因有二：其一，在他管理党的财物期间，被李立三查出有贪污行为，当即把他调离工作单位，并给予了纪律处分；其二，诚如前文所述，他在留苏期间的女友被捕，与侦缉队刘队长有染。也就是在蒋介石上次来沪不久，王掘夫向蒋介石写信邀功的同时，向工部局告密。由于在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周恩来严令加强保卫措施，使得敌人没有得手。不久。王掘夫与他的女友利用拥护罗章龙等派观点的办法，从内部获悉何孟雄等人将在东方旅社召开会议的消息，便化装打入会场，终于导致与会的全部同志被捕。更为可恨的是，他又利用所谓“卧底”的办法，在会后抓获了一些同志。为此，周恩来以命令的口气指示：
“陈赓同志，请把王掘夫叛变一事通知王明等同志。王掘夫是他们留苏时的同学，要采取断然措施，切断一切联系；再者，何孟雄等同志隶属江苏省委，要他调动省委的力量，协助中央营救这些被捕的同志。”
然而，王明在何孟雄等同志被捕前后又做了哪些事情呢？请看刘晓同志的记述：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好像是潘汉年或李竹声来会上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只说，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后来，他又幸灾乐祸地分析：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什么“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等。接着就布置兼管特科的潘汉年同志（注：这时潘汉年尚未调入特科）进一步了解情况。
当大家提到如何处理善后，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解决，叫省委不要管。在以后的省委会议上，王明没有主持过如何营救这些被捕同志的讨论，也没有详细地提到这批同志被捕的原因以及中央准备如何营救他们。只是在有人问起时，他回答说：“正在了解中。”有一次他说：根据现有材料，这次大破坏的原因，一个可能是由于被捕者中间出了叛徒，另一个可能是由于文化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主义习气，使得国民党特务有机可乘。
王明为什么不说明叛徒即是他留苏时的同学王掘夫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为了避嫌。当中央特委会完全掌握了王掘夫叛变投敌并出卖何孟雄等同志的情报之后，他在即将出版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中，又有意加进了如下这段话：
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把一切托陈派分子、开除党籍很久的分子、来历不明的分子等等聚集起来，并且哄骗一部分我们的同志去和那些反动分子一块在旅馆里和其他公开地方开几十人一次的反党会议，把我们党的主要干部的名单，在一切传单小册子上公开散布，结果使得我们二十几个同志（即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五人）在上海被捕牺牲，在北方被监禁（上海东方旅馆的破获林育南等二十五个同志的牺牲为罗章龙派的王掘夫——唐虞——告密，北方大破坏的告密人，便是罗的亲信韩连会等等），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破获我们组织和消灭我们干部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王明写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借王掘夫是罗章龙派的人，避开自己和叛徒有同窗之嫌；其二是借用这段文字栽赃罗章龙等人，回避自己在何孟雄等人被捕问题上的责任。不久，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壮烈殉难于龙华监狱，全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为了掩饰自己那难以推诿的责任，还有意写了一首七绝，诗曰：
廿五英雄同遇难，
而今“二七”更怆然；
育南师辈孟雄友，
泪洒春风泣杜鹃。
说到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被捕与遇难，除却王掘夫与女友叛变投敌以外，王明是难辞其咎的。除去当事人刘晓同志记下了他在江南省委的言行外，李海文等同志撰写的《东方旅社事件》一文也提供了证据：
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逮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
何孟雄等同志被捕之后，在王明看来，等于为他除掉了一个最大的反对派。为了巩固既得的权力与地位，继续把他的“左”倾错误推向全党，遂又“残酷打击”与他持不同政见的同志。其中最典型的是打击虽已下台，却在党内有着相当威望的资深领袖人物瞿秋白。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瞿秋白被清除出中央领导核心后，为了党的整体利益，还遵照党的要求，违心地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在表明承担责任的同时，接受所谓“指斥”，说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就常理而言，米夫与王明等人就可罢手了。然而，王明为了确立自己在中央的绝对权威，或为了达到所谓以儆效尤的目的，就在何孟雄等同志被捕并在狱中英勇对敌之时，他们一伙又在米夫的帮助下，迫使党中央于一月二十七日作出决定，在警告“立三主义者”必须真正认识自己错误的同时，还特别点名要瞿秋白“须写声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这时，已走下领导岗位的瞿秋白同志，其身心的摧残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他那久治未愈的肺病犯得十分严重，急需卧床全休，加强药物治疗与营养保健。但是，当他接到中央的决定以后，出于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对党的忠诚，忍着各种难以诉说的苦衷，又被迫于翌日——元月二十八日写了第二次声明，特作如下三点表示：
1．我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间之调和主义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
2．反对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反对罗章龙等右派小组织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揭破并打碎立三主义者和右倾小组织的联合企图，是现在为着党的布尔什维克及真正执行国际路线所万分必须的。
3．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与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以致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
但是，王明等人对瞿秋白的迫害并未就此停止。他们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所谓清白，又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作出《关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宣称李立三处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响的结果。反过来，瞿秋白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绝不是偶然的”，简而言之一句话，是一脉相承的。为了彻底把瞿秋白所谓搞倒、搞臭，正式发表国际决议，在全党展开对瞿秋白的斗争。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对瞿秋白实行政治打击、组织处理的同时，还在经济上作出决定，减发瞿秋白的生活费，每月只象征性地发给他十六七元。
对此，周恩来是绝不赞成的。他清楚，当时“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五十元到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到十五元。给瞿秋白这点儿生活费，仅能维持他们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能求医治病了”。因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
“秋白同志虽然离开了中央，但他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加上他又有较严重的肺病，我建议保留他的原待遇。”
“我坚决反对！”王明盛气凌人地说道。
对此，周恩来能说些什么呢？唯有愤然不语。
另外，这些天来，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几位党的骨干成员被捕，看来极少生还的可能，搞得他痛苦不堪；与此同时，罗章龙等人坚决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对抗到底，搞得本来就面临分裂的党更加危险，不得不作出开除罗章龙等人党籍的决定，这又加重了他内心的痛苦；当他看到王明等人借着米夫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搞苏联肃反那一套，他内心的痛苦真是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了！因此，他每天回到自己的住处，一言不发，经常一人伫立窗前，望着那沉沉的长夜陷入沉思。今天也就是在中央作出对瞿秋白减少生活费的那天，他回到住处后依然独自站在窗前，无限怅然地望着星空，听着不时传来的警笛的响声，他真想大呼一声“为什么？”
邓颖超非常理解周恩来这段时期以来的痛苦心情，但她也清楚自己没有良药帮着解除其痛苦，唯有默然相伴、暗自分忧而已。今天晚上，她看到周恩来实在是痛苦到了极点，遂悄然走到周恩来的身旁，侧首一看那双就要冒火的怒眼，刚要说句安慰的话，只见周恩来蓦然转过身来，紧紧抓住邓颖超的双手，近似啜泣地说了这句话：
“我内心充满着痛苦！……”
就在这时，室外传来了信号似的敲门声，周恩来忙小声说道：
“秋白同志到了，快开门去。”
邓颖超开门迎进微然作笑的瞿秋白。周恩来一见先是一怔，接着又惨然一笑，说道：
“我一看你的表情，就放心了。”
瞿秋白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带书生气的革命家，他自幼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崇尚中华民族的气节，而且还有着历代文人重视名节的气度。因此，他在敌人面前是可以做到慷慨陈词，从容就义的。但是，当他看破他终生追求的理想的代言人是如此无耻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也就绝非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了！可是当他把这一切看得明明白白的时候，他自然也会有着另一种人生感悟——那就是如释重负的解脱感。所以，他是微笑着走进周恩来的住处，且说道：
“对一个没权欲的书生来说，放弃手中的权力，等于是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解脱。因此，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精神上有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感。”
或许周恩来与瞿秋白有着某种相通的心理，他非常理解瞿秋白说这句话的内涵，遂不无感慨地说道：
“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你这种轻松感呢？”
“看来，你此生此世是办不到了！”瞿秋白坐在沙发上，呷了一口邓颖超刚刚端上的香茗，做出一种完全置身事外的样子，淡然一笑，又补充道，“借用文艺家的话说：这叫性格使然。”
周恩来听后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当他再一看瞿秋白那惨白的面色，思忖方才他说的那些话，似又觉得他是有意做给自己看的。当他想到中央已决定减少瞿的生活费时，遂又转身取来一沓钞票，很是沉重地说道：
“我手里也没有更多的钱，你拿去一解燃眉之急吧！”
“你这是干什么？”瞿秋白愕然地问道。
“从下个月起，你的生活费就减少了啊！”
瞿秋白听后十分坦然，他摘下自来水笔，在手中掂了掂，说：
“我本来是靠它起家的，而且也是靠着它维持我的生活。今天，他们帮着我拿掉了压在我肩上的担子，我嘛……”
“你又要拿起它重新起家？”
“不敢口吐狂言，但解决生活是不成问题的。”瞿秋白似早已想到了他未来的出路，“开始嘛，可能会有些困难，我可以向老友沈雁冰求救，他是不会拒我于门外的。”
周恩来听了这句话，心里更不是个滋味，忙把手中那不多的钱塞到瞿秋白的手里：
“开始嘛，你就先用我的这点儿钱吧！”
瞿秋白看着手中的钱，久久没有移开视线，他又似想了很多很多，当他再想到何孟雄等同志被捕之后，王明一伙强行断掉他的生活费，遂又显示出书生本色，感慨系之地说道：
“钱，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在关键的时刻，也能道出人情的冷暖。为营救何孟雄等同志，听说鲁迅先生都捐了一百元，可我们这些人呢……”
“不要再说下去了。”周恩来也感到一股异样的情感在心中翻卷，“秋白同志，我已经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做工作，希望蒋介石能够多释放几个同志。”
对此，瞿秋白无比悲愤地摇了摇头。
蒋介石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对被捕的共产党要人向来是杀无赦。但是，当他听说这次被捕的二十多人均为打入“另册”者，为了扩大战果，曾让陈立夫代为出面，向林育南等人劝降。结果，被林育南等同志的凛然正气震慑得慌了神。蒋介石闻悉之后，遂下达了立地处以死刑的命令。
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下达枪决的命令。据同狱的难友回忆，这天深夜，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从牢房中被押出，他们低声唱着《国际歌》，昂首走出牢门。不久，狱外的夜空先是传来烈士们齐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接着，又传来一阵罪恶的枪声。也就是在二十五烈士慷慨就义的当天，龙华监狱中的难友忍着极大的悲愤，在狱中举行了悼念活动。不知是哪位难友写了一首七绝，题在墙壁上。诗曰：
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内血，
一般鲜艳一样红。
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五位烈士殉难的消息传出以后，在党内党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其中，住在客栈避难的鲁迅先生时时都在关注这一案件，当由冯雪峰等同志处获悉左联五烈士遇难的消息后，他是很悲哀的。两年之后，他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记下了他当时的心情：
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五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与此同时，鲁迅先生为了声讨刽子手杀人的罪行，还用手中的笔写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他还主动地问冯雪峰：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冯雪峰当即告知：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五烈士遇难之后，敌人千方百计地封锁杀害烈士的消息，党又没办法在敌人控制下的报纸上抗议声明，为此，希望鲁迅先生能借用新闻媒介，把消息公布于世。鲁迅先生听后沉吟片时，答说：
“放心，我请袁殊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这则消息，是不会有问题的。”
就这样，袁殊按照鲁迅先生的意思，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第一个向社会报道了何孟雄等二十五烈士遇难的消息。
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五烈士遇难之后，王明等人又是做何表示的呢？请看刘晓同志的回忆：
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王明的冷淡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出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地，还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继续攻击诬蔑他们。他胡说什么他们的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并提出要以此为教训来警告、争取那些何孟雄的支持者们，乘此时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恶狠狠地布置：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并罗列了何孟雄的若干错误，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他还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和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
周恩来是一位爱憎分明的共产党人。他获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五人在龙华就义之后，很是悲痛。据史记载：本日，周恩来为《群众日报》撰写社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他在该社论中写道：何孟雄等二十五位同志，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巨大的损失”，“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死亡的进程”。
这篇社论不仅表达了周恩来对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最深沉的哀悼，同时也廓清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与一个野心家王明的本质区别。
与此同时，为了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新的军事“围剿”，中央政治局于一月三十日成立了中央军委，由周恩来、陈郁、聂荣臻、陈赓等七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聂荣臻为参谋长。周恩来指示陈赓：转告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要密切注视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动向，及时向中央提供有关的情报。
从此，周恩来又进入了另一个更大的风暴考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