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已过，米夫及其弟子们就忙于六届四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了。是为了避嫌，还是为了向各派做个姿态？米夫不仅要亲自起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而且还把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排斥在筹备班子之外。这样一来，周恩来就变得十分清闲了。
周恩来或许心中只有党的利益，抑或是像中国俗话说的那样，生来就是操劳命，他内心想的事比召开任何一次党的全会都多；因而，他感到自己政治上的责任、精神上的压力也就大得多。举例来说：
既然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按照党的章程，六大以来至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委员都必须参加。可是在这样急迫的时间里，如何才能确保所有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到会呢？再者，在外地工作的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并不清楚党内斗争的实质，就是赶来参加了四中全会，又会起什么作用呢？
既然开的是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何孟雄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的同志不仅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如何进行投票改选呢？米夫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总不能采用指定的办法吧？
既然开的是六届四中全会，除去批判立三路线、批判三中全会调和主义之外，还必须把陷于分裂的党统一在正确的路线之上，并对未来中国革命做出新的部署。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要解决这样多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给予充足的时间讨论，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可是，米夫已经代表共产国际作出决定：六届四中全会就开一天会议。周恩来听后禁不住地暗自问：“这怎么行呢？……”
但是，在国际代表米夫看来什么都行。他在亲自起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之余，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不仅一手确定了出席会议的名单，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而且还指定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五人为主席团委员；他为了能使王明等人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又把王明、博古、沈泽民、王稼祥等人作为列席会员出席四中全会，并赋予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自然，他为了遮丑或是做给别人看，也有意把何孟雄等少数几个既反立三路线、又反六届三中全会，同时还反对王明等人的反对派，作为列席会员出席四中全会。与此同时，他们还确定了大会议程，共计八项：一、宣布开会；二、追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三、推选主席团；四、向忠发作政治报告；五、讨论；六、国际代表作结论；七、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八、闭会。
就在米夫与其弟子们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蒋介石突然赶到了上海。据当时的报刊记载，他是专门偕夫人宋美龄来上海做祈祷的。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掩人视听。为此，周恩来当即把顾顺章、陈赓等人找来。
“为了确保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必须摸清蒋介石来沪的真实目的。”周恩来指示道。
很快，陈赓通过内线杨登瀛以及随行来沪的钱壮飞获悉：一位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女青年，被公安局侦缉队的刘队长逮捕，这个女留学生为了活命，不仅出卖肉体，与好色的刘队长有染，而且还向敌人报告说通过她的男朋友获知，中共内部打得不可开交，近期将举行重要会议，到时她和她的男朋友可以带着有关的人员混进会场，将中共要人一网打尽。蒋介石来沪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亲自部署这一特殊的战役。
“知道这个投敌的女青年是谁吗？”周恩来严肃地问。
陈赓摇了摇头。
“这个女青年还关在公安局吗？”
“不，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已经放出来回到她男朋友的身边了。”
“和她保持单线联系的还是那个刘队长吗？”
“是的，杨登瀛等没有介入这一案件。”
“你知道这个刘队长的底细吗？”
“我太了解他了！姓刘的是黄埔毕业的，是你的学生，我的小师弟。据壮飞同志说，这小子最不讲交情，他当面向我们那位可爱的蒋校长许诺，不仅要借中共开会之际一网打尽你们这些领导，而且还扬言把我陈赓献到蒋介石的面前。为此，他还把我陈赓的相片冲洗放大了许多张，让他的手下每人一张。”
周恩来听后心情越发地沉重了。他凝思片刻，当即指示：一、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要绝对保密；二、要查清自苏联留学归来的男女青年，注意他们的动向；三、六届四中全会开会期间，一定要加强防范措施，确保大会不出问题。最后，他用力握住陈赓的手，深沉地说道：
“你当年是黄埔军校的活跃人物，又是蒋介石东征时的救命恩人，不仅名气大，而且认识你的敌人又多，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你就放心吧！”陈赓犹豫片刻，“说句老实话，我最担心的是四中全会将怎么个开法。”
对此，周恩来无以作答，唯有看着陈赓喟叹摇首。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地点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号（现在的武定路九三○弄十四号）。由于这次四中全会是在米夫一手操纵下筹备的，又是采取临时通知开会日期的突然袭击的办法，“因而有的代表在会前二十分钟才知道要开六届四中全会，有的代表进了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思想上毫无准备，甚至有的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拒之会场之外。如候补中央委员、东北代表唐宏经，赶到上海后竟然没人领他去会场参加会议”。其中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候补中央委员徐兰芝，从另外渠道获悉召开四中全会，她十分气愤地闯入会场，大声责问主席团主席向忠发：“你们开的什么会？”有人从旁代答：“六届四中全会。”徐兰芝气得拍着桌子质问：“我是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被问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为此，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张金保作了如下的回忆：
“通知去开紧急会议，到会后却宣布四中全会。他们设圈子，让我们往里跳，结果把我们骗了。他们学了马列主义，吃的洋面包，却学会资产阶级的一套，他们品质太恶劣了。”
据史记载，由于上述诸原因，向忠发刚宣布开会，“罗章龙一派的韩连会便马上提出会前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坚持要召开紧急会议。接着王风飞表示支持”。怎么办？米夫只好亲自出面，说“四中全会已经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罗章龙等人坚决反对，最后经过举手表决，遂通过米夫的意见。结果，堂堂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竟然会是一个乱得不能再乱的会议。后人怎么设想都不为过分。
对此，周恩来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然而他已经被放在被告席上，就是再表示痛心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每一个与会者的发言，思索着每一个发言的真实用意。当他从王明、罗章龙等人不同用意的发言中，觉察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夺取中央的大权，他那颗对党一片赤诚的忠心禁不住颤抖起来。当何孟雄向大会提议先听听犯错误同志的态度后，他站起来作了有理有据、且出于公心的发言。对此，《周恩来传》作了这样的评述：
周恩来在发言时，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同时仍坦率地针对当时党面对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谈了他的忧虑，强调要维护党的团结。他说：“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立三路线是涣散了党的，现在正要加紧的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对自己，他没有作什么解释，并印发了自己在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注明：“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
说到大会的发言，也是可以想见的。最为荒唐的是每人发言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可是王明等人却不在此限制之列。这又引起了不少与会者的不满。说到具体发言，也是可以想见的，无论是王明宗派集团的多数成员，还是罗章龙的绝大多数的支持者，都是在重复他们在四中全会前的一些意见。所不同的是，四中全会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面对面相互攻讦的场合。当然，也有像何孟雄这样比较实事求是的发言，他首先肯定了“秋白同志已找到了他思想上的错误根源，这是进步的”。继而又指出秋白“对于目前时局的任务没发挥这是缺点”。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虽然同属王明宗派小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但他对王明的一些做法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对此，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同志写了如下这段话：
“我们受到党纪处分以后，尽管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党员个人，思想上可以保留意见，行动上却必须坚决服从，这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纪律所必须的。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每个党员的起码义务。可是王明同志却不是这样。他拒不服从党的决定，不接受新分配给他的工作，甚至躺倒不干，不断和一些同志一起发泄不满，我认为这是他党性不纯的表现，应该引起党特别是他本人的注意！”
说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也是他一贯的“左”倾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如果说他这篇洋洋数千言的结论有什么特别用意的话，那就是通过他这位共产国际权威人士之口，变相地说出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请看：
米夫为了达到轰瞿秋白下台的目的，在会上公开指责三中全会后的领导：“他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特别是秋白的文章，不仅没有揭破立三路线的根源，而且他一句不讲，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他这样露骨批评的终极目的，就是告诉与会者：一定要把瞿秋白从政治局中赶出去。
米夫为了把王明等人拉入权力机关，在会上为了达到借批评瞿秋白高抬这些弟子的目的，颇有情绪地说道：“在组织上三中全会是执行了斗争的，但不是反对立三同志，而是反对那些反对立三同志的同志，如陈绍禹（王明）、沈泽民……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这里记起立三同志说有同志送到莫斯科学习结果就没有希望了，但现在证明这些同志将他们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
米夫为了把何孟雄等同志排除在四中全会选出的领导核心之外，以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语言批评何孟雄。他说：“再说何孟雄同志，他在与我们谈话中说现在没有右倾，因为有国际来信的保证，不管他是有意无意的，但这是错误的，是放松了右倾……结果可以走到右倾的道路上去，这不是站在国际路线来反对立三路线的。”
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完全被放在了“被告”席上。罗章龙等人公开“提议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由于十八人不同意，只有六人同意，才没有被通过”。这一方面说明了周恩来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另一方面也说明罗章龙等人的动议不得人心。由此，米夫也更加证实了他提出的“赶瞿留周”的方案是正确的。为此，他在结论中讲道：
“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政治家都懂得，发言是为夺权造舆论，选举才是真正的夺权。因此，六届四中全会的选举则成了各派争吵的**。诚如前文所述，米夫等在会前已经拟好了如下名单：
1．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应退出的：罗迈、贺昌；
2．新加入的中央委员：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夏曦、陈绍禹、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
3．政治局应退出的：李立三、瞿秋白、罗迈；
4．新加入政治局的：陈郁、卢福坦、陈绍禹、王克全、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
上述名单一公布，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就群起而反对，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名单，简单地说，不仅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成员全部拿掉，而且也把王明、沈泽民排除在外，清一色是他们一派的人。争论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只好付诸表决。可以想见，罗章龙等人居少数，米夫的方案获得通过。当时，罗章龙愤而起身，威胁地说：
“如果按照你们的名单付之表决，我将以退场抵制！”
对此，米夫也来了火气，严厉地说道：
“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绝不允许的！”
结果，米夫预先拟定的名单以简单的多数获得通过。
在这场争权夺势的吵闹中，周恩来只是一个暗自生气的旁观者，他没有表态支持哪一方。但是，当以举手表决通过了米夫等人提出的名单之后，他以公心向大会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
米夫听后当即表态否决了，因为他清楚周恩来指的是何孟雄等同志。
四中全会之后，中央政治局于一月十日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分工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等问题。共产国际远东局与米夫十分清楚，这是把王明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机会。但同时，他们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又亲眼看到了王明在党内是何等的不得人心。时下，罗章龙、何孟雄等同志在下边还在积极活动，不仅要推翻六届四中全会的一切决议，而且还要把王明，甚至米夫都要拉下马，如果一步把王明推到权力的极点，一定会引起更大的逆反行为。他们经过审慎研究，米夫躲在幕后，由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陈绍禹为候补常委。对此，周恩来自然清楚这一提议的真实用意，为了确保党的实权不落入王明之手，周恩来当场反对，并提议：“陈绍禹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
由于周恩来的这一提议，王明暂时没有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这次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总书记一职仍由向忠发担任。
周恩来虽然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并被选为三人常委之一，但是党内的领导同志都清楚，继任总书记向忠发没有多大的工作能力，另一名入选的常委张国焘才奉命回国，尚在路途之中，因此，四中全会后中央的担子仍然由周恩来挑着。与四中全会以前所不同的是，已进入政治局的王明仗着米夫这个太上皇，为所欲为，明目张胆地把手伸进了中央常委，一步一步地使总书记向忠发成了他的代言人，且窃取了党的最高权力。此乃后话。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由此可见，六届四中全会近似一场闹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任何积极意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作的这段结论是公允的：
“本来，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周恩来作为一位政治家，深切地知道，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是难以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他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留在中国一天，一切重大的问题都由他决定。换言之，中央政治局处理任何问题，事先都必须要请示他。另外，王明是米夫的得意高足，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大事，王明必然先于政治局知道米夫的态度。如此一来，就很自然地形成了这样一种领导格局：米夫是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王明是米夫这位太上皇的传令官，中央政治局就变成了毫无主动权的办事机构了。再者，周恩来十分清楚：“在中国共产党内，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派别活动频繁，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于进行……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共产党正处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下，一旦出现这种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正当周恩来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势自问该怎么办的时候，又获悉已正式转正为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对坚决反对他的何孟雄等同志展开无情的打击与批判。对此，时任秘书长的刘晓同志回忆道：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接着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会上王明宣布：上海党组织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时，首先要集中力量开展反对何孟雄等人的斗争；要把这一斗争与反对罗章龙的斗争结合起来。
1．他强调何孟雄等反对四中全会，不服从新的中央，是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障碍。他诬蔑攻击何孟雄同志是“老机会主义者”、“长期对党不满”、“有个人野心”、“与罗章龙右派同流合污”等等，把何孟雄同志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当前的主要危险，强令大家对何孟雄等同志要“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
2．他要求各区委紧急布置上述工作，把这一斗争从党内扩大到赤色群众组织和党的外围团体中去。他宣布何孟雄等同志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他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同志组织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和区一级干部就有二十余人之多。
3．他要检查各级组织、各级干部与何孟雄等人之间的关系，宣称对那些坚持不与何孟雄等划清界限的干部要清洗出党。对于那些一时不能与何孟雄割断联系的组织，要省委主动与这些组织切断联系。
4．他还派人对何孟雄等同志进行“分化”工作，并密切注意他们的动态。王明决定：江苏省委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等发生联系；江苏省委还停发何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正当周恩来陷入痛苦的思索——如何阻止王明这种不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时候，他又获悉：罗章龙、何孟雄等十六位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代表，因对米夫在会上采取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遂在罗章龙的领导下，于四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元月八日，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该会议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很快，周恩来收到了这份反对四中全会的纲领性的文件，认真地逐条研读，分辨是非。
但是，罗章龙等人以反对四中全会为名，竟然“派人四出，到处串联，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并悍然成立了一个第二党的组织，叫“非常委员会”，江苏搞了一个“第二省委”，上海的一些区搞了“第二区委”等等。这样的做法是分裂党的行为。诚如李维汉所说：“党内斗争，搞分裂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大局，同时也为了挽救罗章龙等已经走到自绝于党的边缘的同志，他代表党中央与他们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四天内作出答复”。
罗章龙、王克全等对周恩来的劝说和正告置若罔闻，继续沿着分裂党的路走下去，终被党所抛弃。
与此同时，米夫为了慑服反对王明的代表，于一月十三日，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反对王明上台的部分同志开会，极力美化王明，吹嘘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执行国际路线的。他还严肃地说：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米夫召集这次会议，不仅增加了反对王明派的人对米夫的反感，同时也加重了每一个反对王明的同志的精神负担。为了研究对策，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以及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决定：一月十七日在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开会。
恰在这时，陈赓等从内线获悉：投敌变节者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有些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周恩来听后当即作出决定：中央各单位相互联络，必须严格遵循白区工作原则；要调动一切力量，设法尽快地查出投敌变节者。另外，由于设在上海的江南省委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再加之何孟雄等同志与王明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从客观上势必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而，周恩来又指示陈赓：通知王明同志，要江南省委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获党的机关；同时，也请王明同志转告仍然隶属江南省委的何孟雄等同志，敌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对此，陈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向王明做了通报。但是，王明又是如何对待这一极其严峻的事件呢？请看刘晓同志的回忆：
王明在江苏省委不止一次地诬蔑何孟雄同志，说根据中央特科的消息，国民党特务已打进何孟雄等人的内部。他还说，国民党特务也是通过文化人的关系混到何等人中间去。他布置省委和区委都要提高警惕，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牵连。记得有一次在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还一再声称何等人情况复杂，活动暴露，有可能遭到敌人破坏，要省委和各级组织都提高警惕；并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一月十七日，正当何孟雄等人在东方旅社开会研究对策的时候，周恩来刚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在发言中严厉“批评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完全停顿一切实际工作，是帮助敌人和托陈取消派”。接着，他又指出，“这是极严重的问题，前方血战，后方这样，一面反对立三路线，一面离开实际工作，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会议尚未结束，陈赓等快步走进，严肃地报告：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几位同志在东方旅社被敌人逮捕了！”
“知道是谁出卖这些同志的吗？”周恩来严肃地问道。
“还没查出。”陈赓答说。
“一、要设法营救所有被捕的同志；二、一定要尽快查出打入我们内部的敌人！”周恩来以命令的口气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