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原本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青年人。假如他不是那样早地涉足政坛，而是置身于西方文化的介绍，或者从事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有可能做出些贡献。但是，由于他的叔父陈其美是蒋介石早年仕途中的恩人，使他自美国留学归国之后，就成了蒋介石身边最受宠信的嫡系干将。也许是他与其兄陈果夫都有着超人的从政精明和才干，如从陈立夫一九二六年夏出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算起，至一九二八年，他相继升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科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待到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前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已经升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此时，他的兄长陈果夫是国民党组织部代部长。因此，从三全大会始，实质上已经初步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

三全大会期间，陈立夫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完成党务调查科改组之后，就带着张冲、徐恩曾等赶往上海，会同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并邀集有关军警宪特诸方面的头面人物，其中自然也有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第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等人。京沪双方新老人员相互认识之后，熊式辉以主人的身份发表了简短的致词，最后，他又操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我再重申一次，今天，我们几方的代表坐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落实蒋主席指示，消灭共产党，主要是一网打尽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首脑机关。下边，请陈部长给大家作指示。”

诚如前文所述，时下的陈立夫只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他的兄长陈果夫才是组织部长，为什么堂堂的淞沪警备司令会称陈立夫为陈部长呢？这其中有一个时人皆知的原因：陈果夫害着很重的肺结核病，很少出头露面，不少官场中的事，多由其弟陈立夫代为应酬。所以，国民党上层官员都清楚：陈果夫是蒋介石的代部长，陈立夫是其兄长陈果夫的代部长。有意思的是，陈立夫这位刚刚届满而立之年的党棍，竟也坦然担之。他听完熊式辉的话后，肃然起身，学着蒋介石的样子巡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方操着一种权威的口气，说：

“桂系在武汉等地发难，用蒋主席的话说：共产党就一定会借机蠢蠢欲动。对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而言，恰好是引蛇出洞的良机。蒋主席要求我们：一、不要打草惊蛇；二、打蛇就要打蛇头；三、我们不分部门和单位，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共产党！我们下一阶段行动的重点，主要是对准中共的核心人物。谁要能抓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这些领袖级的大人物，我和熊司令将代表蒋主席给予重赏！……”

俗话说得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陈立夫发下重赏的话后，上海的军警宪特，包括外国工部局管辖下的各国租界巡捕、帮办等，都一齐行动起来，妄图借蒋桂混战之机，在上海打一场“围剿”中共核心机关的歼灭战。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有极少数软骨头，趁机变节，把献出中共领袖人物当作一种卖身投靠的手段。一时间，大街小巷中布满了各种类型的神秘人物，刺耳的警笛声此起彼伏，就连申城的各类报纸，也大大地增加了捕获中共党员的消息……因此，这座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又笼罩在令人发指的白色恐怖之中！

历史也可能是有意在捉弄李立三同志。正当他与周恩来争辩如何利用蒋桂之战，迎接中国大上海新的革命**之际，陈赓同志通过第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获悉，内部出了叛徒，向宋再生供出了李立三同志。为惜墨存史，现摘抄公开发行的《陈赓大将》一书中有关内容如下：

又一天，宋再生在南京路游逛，走到三友实业社门口，碰见法租界探目范广珍，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经过介绍，这年轻人姓顾，可是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宋再生并不清楚。然而当这个年轻人听说宋再生是个政治密查员后，如鱼得水，不肯离开，一直跟到浙江路迎春坊——宋再生的住处。这个年轻人一路上大献殷勤不说，进屋就问：“捕获李立三奖赏多少？”当他听说“赏格五万”，就求宋再生带他见熊式辉。第二天，这人到约定的地点会面，拿来一张李立三同志在外国拍的照片。宋再生遂将此事报告陈赓。

周恩来作为中央特委会的负责人，深知特委会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当他获悉内部的叛徒正在寻找门路向敌人出卖李立三同志以后，当即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请陈赓同志迅速查明叛徒。对此，《陈赓大将》一书记述道：“陈赓迅速查明：原来这个姓顾的是铁路工会秘书，同李立三朝夕相见，关系匪浅。如今财迷心窍，干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了。在这到处布满白色恐怖的上海，对于这样一个叛卖革命的败类，是不能容忍的！陈赓便采取断然措施，为党和人民除掉了这一祸害。”

二、为了李立三同志的安全，周恩来请他这位古玩店老板改行，并为他重新安排了一个更为隐蔽的工作住处。

这天，为了办移交手续，周恩来又叩开了这座古玩店的大门。一见面，他就正式通知李立三同志：

“你这个古玩店老板不能再当了，立即改行、搬家。”

李立三听后欣然从命：

“我服从组织安排。请问这座古玩店呢？”

“我已经盘给了别人。”周恩来说罢看了看表，“买主就要到了，你只需在契约上签个字就行了。”

“买主可靠吗？”

“放心，我找的买主是绝对可靠的。”

就在这时，那位习惯拿着鸡毛掸子驱赶蚊蝇的小伙计悄然走进，小声报告：

“掌柜的，有位很特别的买主说来找胡公。”

李立三看了看微微点头的周恩来，说道：

“有请！”

这个小伙计走出门去不久，领着一位中年牧师翩然走进。未等这位牧师说话，李立三就惊愕地问道：

“胡公，这位牧师……”

“就是买主。都是场面中人嘛，我看就自报家门吧！”

这位中年牧师叫董健吾。由于他在这部拙作，以及在中国现代史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尽管有不足为训的晚节之议，笔者仍觉有必要简介如下：

董健吾，原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的学生。曾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他毕业以后，受基督教圣公会的派遣，到基督将军冯玉祥所部担任牧师，负责宣讲教义。就在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的前后，自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身边又来了一名新牧师浦化人。浦牧师真正的政治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和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一道辅佐冯玉祥将军，使之坚定地执行孙中山先生亲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努力完成北伐大业。就在这期间，由于浦化人和董健吾有同乡之谊，在一道宣讲基督教义的过程中，很快转变了董健吾的政治信仰，并于一九二八年由浦化人、刘伯坚介绍，董健吾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董健吾脱离西北军回到上海，利用他的声望和人际关系，在一座教堂中又谋了一个牧师职位。接着，浦化人也回到了上海，他以神职人员身份做掩护，在中央宣传部供职，并继续领导董健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是为了保住古玩店这个情报据点；再是为了使董健吾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更好地从事情报工作，经过审慎考虑，决定由他“盘”过李立三同志这座古玩店。自然，董健吾是不会作上述介绍的。他只是心照不宣地说：

“我姓董，名健吾，早年在美国教会中读书，曾与宋子文等人有同窗之谊；后供职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属下，与刘伯坚、李守常等先生相交素笃；国共分家之后，我回到上海边当牧师，边做古玩生意。是这位胡公请我盘过你的古玩店的。”

李立三一听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因而他拱抱双手，举在额前，客气地说道：

“好，好！我愿拱手相让。”

“既然是在做买卖嘛，今天，”董健吾看了看周恩来，“我是一定要答谢你这位中间人的。”

“我虽不是上帝使者，可我也从不干损友肥己的事。”

周恩来的戏言把李立三、董健吾全都逗笑了。周恩来就是这样稳妥地保护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同志的安全。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苏联国内大反布哈林所谓右倾主义，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指示中国共产党结束六大决定的反“左”路线，要求跟着苏联开展反右倾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当客观形势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特别是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内战爆发后，红军的力量有了显著的发展，党内不少干部又兴奋起来，对革命形势作出过高的估计，‘左’的急性病重新抬起头来”。其中，以李立三同志最为热衷反对右倾。或许这些害“左”的急性病的同志，急切希望在中国早一天出现十月革命的胜利，也许当时中央希望利用业已开始的新军阀混战，在全国造就一个新的革命**，所以在敌人军队中策动士兵起义的运动，一下提到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日程上来。就在蒋桂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三月三十一日，经由周恩来修改审定的有关指示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了各省委。大意谓：

士兵运动必须根据目前党夺取群众的总路线，去做夺取广大士兵群众的工作。各级党部应尽量在各军队中找旧有线索，或选送自己的同志到军队中去当兵或任其他职务，设法组织发动兵变，领导他们走入农民斗争区域发动游击战争或投入红军。

从上述这封信的内容看，周恩来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周恩来没有受共产国际反右倾的影响。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曾公开说道：国际训令的精神是正确的，指出目前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了右倾的危险。他与那些犯“左”倾急性病的同志的区别是，在指导具体革命的实践中，又表现出了那特有的稳重个性。例如，向忠发代表中央起草给毛泽东、朱德转中共红四军前委全体同志的指示信中，就认为蒋桂战争“是促进革命**的条件之一”，要求红军扩大战争范围，深入土地革命。但经过周恩来修改后的信中又明确指出：“军阀战争客观上应当是助长革命发展的一个条件，但它本身并不是革命**。”再者，由于战乱环境的阻隔，致使中央二月发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尚未收到回音。到四月间，周恩来的看法已经改变，他在信中再次强调：“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与此同时，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为了纯洁、发展党的各级组织，还于四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问题的通告。在他撰写的《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阐释了这一通告的内容。在分析了当时党内的思想、组织状况，在批评党内存在的和平发展、合法运动、公开主义等倾向后，又对党内的思想倾向作了这样的分析：

党内左倾危险，也还易凭着党的组织弱点而存在，还需要党以极大努力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获得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并使之革命化，以战胜党内左倾的危险。然反对党内左倾危险不能掩盖了党内右倾危险的特别严重。

在当时党内，尤其是中央核心层中公然打出反右的旗帜的时候，周恩来还敢于写出上述这段在组织方面要反“左”的文字，足以看出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这前后，周恩来作为组织部长，除了关注各省委的组织建设，最棘手也是最需要的工作，就是合理地分配、使用自苏联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事后追论，绝大多数留学生是服从中央组织部的安排的，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贡献，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但是，唯有一个个子矮矮的留学生，因自恃有共产国际做后台，却公然向党组织伸手要名义、要地位，他就是被有些人捧作大理论家的王明。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省六安县人。他生于一九○四年，在家乡读完高中，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的成绩名冠六安，被武汉商业大学录取。在校期间，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并在大革命洪流的裹挟下充当弄潮儿，于一九二五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为了达到留苏目的，几乎跑断了双腿。最后，在上海靠顶替空缺名额的办法，才得以赴苏入中山大学读书。同行的有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沈泽民等六十余人。在莫斯科读书期间，他起了一个俄国名字：克劳白夫。或许他读书的聪明博取了好的名声，也或许是他有着非同一般的从政机警，总之，他得到了校长米夫的青睐，一步一步地成了米夫掌上的明珠。他在米夫的支持下，在同学中大搞宗派主义，把反对他们的人打成各种派别，并一手制造了“江浙同学会”事件。诚如前文所述，在周恩来等人的调查下，才宣布“江浙同学会”事件是不存在的。王明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动身回国，是米夫有意插手中国革命掷出的一着绝棋。换言之，王明是带着恩师米夫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厚望，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被派回来的。请看如下事实：

米夫在王明回国之前，就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电告中共中央，不仅介绍了王明在苏联学习的情况，而且还公然指示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

王明回国，“上火车坐的是一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这在苏联只有中央委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中国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数政治局委员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到海参崴换轮船时，王明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家都坐三等舱”。

王明被米夫等人捧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无冠之王”，如今他又驾着米夫等人赐给的朵朵祥云回到阔别四载的祖国，其情其景，恐怕只有与大闹天宫后的孙悟空重回花果山时的心情相比。因此，当他乘船就要安抵上海码头的时候，禁不住写下了一首不知是何体的诗：

抵上海

方酣春意独还乡，

别意高怀万里长。

西问天鹰歌织女，

东听河鼓笑牛郎。

域中乡市争红白，

沪上风云搏暗光。

到此一心为战斗，

冲霄壮心正昂扬；

正昂扬。

由诗句“冲霄壮心正昂扬”可知，王明此时此刻的心情的确是“方酣春意独还乡”。换言之，王明真是春风得意啊！只要他一到上海，即可出现“沪上风云搏暗光”的新局面。一句话，上海正是他耀武显威的好地方。

但是，中共中央对于王明的到来，绝不像米夫和王明想象中那样器重，因为人们一致认为王明是一个毫无国内斗争经验的留学生。当“接到关于王明回国的电报之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安排王明等人的工作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王明的工作按照中央历来对回国留学生的安排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安排”。也就是说，由周恩来负责安排王明的工作。

早在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开会期间，周恩来就认识担任翻译工作的王明；党的六大结束之后，周恩来为解决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也曾与王明打过交道。可以想见，王明纵论天下的辩才，倒背如流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一定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诚如史家所论，那时的中央领导，也包括周恩来同志，都认为“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战争年代，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学生出身干部确实需要到基层锻炼，逐步了解和掌握革命斗争的特点与规律”。因此，周恩来认为中央对王明的决定是正确的。据史记载，根据中央的规定，当时兼任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专门研究了王明的工作安排。待到作出安排王明到基层工作的决定之后，周恩来又以组织部长的身份约王明谈话。

“王明同志，关于你的工作，我和有关同志商议过了，你先到基层锻炼一个时期，然后再调回中央宣传部，发挥你这位理论家的才能。”

王明听后愕然，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因为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去干基层工作。他终于平静下来，十分傲气地问道：

“关于我回国工作一事，苏联的米夫校长写给我党中央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中央开会作了专门的研究。”周恩来看着由愕然变为激动的王明，讲了一番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后，又关切地说道，“这是中央对你们的爱护，唯有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才能指导全面的革命工作嘛。我看，就谈到这里，你还是先到基层去锻炼一个时期吧！”

王明兴致勃勃而来，很快又垂头丧气地离去。不久，他就在组织部的安排下去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

实事求是地说，周恩来对王明的工作安排和使用是十分周到的。不久，他考虑到沪东区委书记是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具有深厚理论修养的老共产党员何孟雄同志，遂又将王明从沪西区委调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做党刊《红旗》的通讯员。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年多以后王明竟然在米夫的支持下，借批所谓调和主义，逼得他请辞本兼各职。此乃后话。

周恩来是位善解人意、关心他人的共产党人。由于他有着这样高尚的品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朋友，都愿意把心里话对他讲，使他在党内有许多可以**心迹的战友，在党外也有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朋友。诚如前文所述，自从大革命失败之后，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影响下，惩罚主义开始在党内滋长，使得许多党的优秀干部都受到过党内警告处分。为此，他作为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经常要分出很大的精力，把党的温暖带给那些受到错误处分但一时又没有办法纠正的同志。

不久以前，负责文化战线工作的潘汉年向中央反映，杨匏安同志自南洋回到了上海，希望中央负责同志能找他谈一次话，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听后当即通知陈赓：

“请转告潘汉年同志，我要尽快拜访杨匏安同志，请安排好时间和地点。”

潘汉年，生于一九○六年。他的故乡宜兴素有“文化之乡，教授摇篮”之美誉。潘氏是宜兴陆平村的望族大户，上三代均有功名之士，可谓是享誉村里的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早年虽然也考取秀才，但不久宣布废科举，断了仕途。辛亥革命之后，其父因涉足政坛，染上吃喝之风以及吸鸦片的恶习，致使家道中落，入不敷出。这就是潘汉年自称出生在“没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原由。也正是这种书香遗风的熏染，父亲的严教，为潘汉年打下了较好的旧学根基，使之在未成年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并熟谙古代诗词歌赋的写作。

一九二五年，十九岁的潘汉年走出宜兴，投身于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闯**天下。翌年三月一日，他参加了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自称是“创造社的小兄弟”。从此，他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同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郭沫若、秘书长李一氓之邀西下南昌，出任《革命军周报》总编。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根据党的需要，自南昌回到上海，一直从事文化战线方面的工作。他先后创办《幻洲》、《十字街头》等刊物，写下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他先出任以李富春为书记的江苏省委宣传部属下的文化党组书记，后出任以李立三为宣传部长属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也就是在他上任不久，他与曾和“太阳社”有关系的杨匏安接上了头，并把杨的请求转告了中央。

杨匏安，广东省香山县人氏，与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是同乡。他早年在本乡恭都小学堂读书，后入两广高等学堂附设中学深造，这不仅为他打下了旧文学的深厚根基，而且也受到了洋务派张之洞所倡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自然也接受了康、梁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他又为寻求救国真理东渡日本留学，“埋头钻研有关政治、经济、哲学、美学和文艺等方面的书籍，认真探究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和社会思潮”。回国后他从事教育工作，间或写一些小说和诗歌，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苦闷。五四运动之后，他努力介绍西方各种学说，尤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后从事工人运动，并积极推进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之后，他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被英国警察逮捕入狱，后又被无理“驱逐出境”。接着，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为九位常委之一。实事求是地说，他为中国革命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遭到了批评。接着，于是年十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受到撤销中央监委委员的处分。

一九二八年春天，蒋光慈、阿英等在上海发起组织革命文艺团体“太阳社”，杨匏安与瞿秋白等曾参加成立大会，并用笔名为“太阳社”写过小说。不久，他被派赴南洋，先后在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做党的工作。在这期间，他借诗抒怀，写下了许多言志的诗篇，其中“故乡回首战云深，漏刃投荒万里临。余日可消行坐卧，感怀休问去来今”等佳句，为时人所称道。一九二九年，杨匏安一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并参加编辑党的刊物。他作为一位建党初期的老党员，对分配做任何工作都毫无怨言，只是希望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问题。他历经深思熟虑，决定请潘汉年向中央反映自己的请求。

周恩来西渡归来不久，即在广州结识杨匏安。他不仅敬仰杨匏安的学识，更是尊重他不计名利、不讲排场的作风。当他获悉杨匏安已回到上海，就想登门做彻夜谈。这天晚上，他在去拜访杨匏安的路上对潘汉年说道：

“你知道吗？杨匏安是我们党的老同志了，他不仅是省港大罢工的负责人，而且还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常委，和宋庆龄、何香凝二位夫人有着很深的友谊。就连蒋介石也非常器重他，可他就是不领蒋介石的情，绝不与蒋同流合污！”

“为此，我曾问过杨老是怎么想的。他说，你去问恩来吧，他比我回答的更准确。”潘汉年说道。

对此，周恩来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他从南洋回到上海以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团结了很多文化人，默默地为党做了很多工作。”

“你们大概都不知道吧？他的肺病十分严重，家庭负担也不轻。可他……从不说一声。”

杨匏安回到上海以后，基本上是靠手中的笔养活全家。因此，用举步维艰来形容他当时的处境是绝不为过的。他一家三代挤在很小的两间房子里，就连他那张堆满文稿的破旧的写字台，也只好摆在又黑又暗的墙角。大大小小的五个孩子挤在这间所谓的书房里，有的看书，有的在玩过家家，有时还为所占地方不均而发生“冲突”。可杨匏安同志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边调解儿女们的战争，一边翻译或写作战斗性很强的文章。

“匏安，快停笔，看谁来看你了？”

杨匏安闻声回头一看，只见年迈的母亲引着周恩来、潘汉年走进屋来，正冲着他笑呢。他当即掷掉手中的笔，疾步走到周恩来的面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周恩来。似乎千言万语都在这一抱中了。等到他与周恩来恢复了平静之后，年迈的母亲已经带着五个孩子离开了，这间破旧的屋中就剩下了他和周恩来、潘汉年三个人。他望着颇动感情的周恩来，感慨万端地说道：

“我特别想念大家，尤其是想见到你。可我知道你实在是太忙了，没想到你还来这寒舍看我……”

“这说明我应当受批评，但我打心里……”

“从未忘却我这个形同掉队的老朋友。”

对此，周恩来只能沉重地点点头。接着，他们二人又进入情同手足般的谈话，从过去谈到未来，谁也没有触及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对受了很大委屈的杨匏安来说，有周恩来这样的同志前来看望就够了。但是，周恩来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听取杨匏安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在他诚恳地请求下，杨匏安才启口说道：

“我只想问一句话：党的六大作出了决定：秋白同志自八七会议之后犯了盲动错误。我这个受到迫害的老同志，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平反呢？”

对此，中央并未作出相应的决定，就连周恩来的处分也没有得到平反。他向杨匏安讲了有关的情况之后，深情地说：

“现在，我也只能这样说：母亲做错了事，当孩子的不应该揪住不放。”

杨匏安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听小开（潘汉年）说，你在文化战线上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我想请你谈谈文化战线方面的意见。”

杨匏安扼要地讲了文化战线上的情况，其中着重讲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先生的论战。最后，他从桌上拿起一沓剪报交给周恩来，严肃地说道：

“你带回去看吧。我的意见就一句话：要想在文化方面结成统一战线，必须停止对鲁迅先生的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