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在蒋介石一手把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召开。
蒋介石召开这次大会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诚如前文所述，张学良宣布东北三省易帜，这不仅标志着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结束，而且也说明蒋介石完成了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统一全国的未竟大业。然而，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政治家，他清楚时下所谓统一的中国只是形式，莫说国民党中还有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国元老与之分庭抗礼，就说在大江南北还盘踞着手握重兵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他们时时都想问鼎中央，夺取最高权力。怎么办？遂学着古之圣贤的样子，于元月一日在南京召开旨在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编遣会议，妄图借统一军权之机，进而完成党权、政权的统一。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均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地盘，个个都笃信“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遗训。自然，他们也很清楚蒋介石此次召开编遣会议的目的，因此，他们找出各种借口抵制编遣会议，借以保住自己的军事实力。由此，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闹剧。
首先，冯玉祥因直言有利于自己的编遣方案而获罪蒋介石，遂负气走出会场。他回到下榻处后与亲信、高参、谋士密商，决定称病请假，派代表鹿钟麟出席编遣会议。待到蒋介石发布《国民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后，冯玉祥认为这是蒋介石玩的“杯酒释兵权”的阴谋，他担心自己被蒋介石软禁在金陵，便学着当年蔡松坡逃离北京的样子，于二月五日夜悄然乘车离宁赴豫。行前还给他的盟弟蒋介石写了一封客气的辞别信，大意谓：近来身体欠安，不愿留居京城，决意回河南百泉村养病，匆匆成行，未能面辞，留书补过，尚乞见谅云云。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也认为上了蒋介石一个大当，就在冯玉祥出走的前后，他也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做逃离南京返回三晋的准备。由于冯玉祥出走在先，他不想给冯玉祥留下蒋阎结盟打冯的借口，从而趁他不在太原，一举而占领他的发祥地山西。为此，他必须尽快回到太原坐镇。另外，由于他出走在后，蒋必有安排，走陆路绝无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必须做得更为隐蔽、更为自然。最后，他以大智若愚的办法骗过多疑的蒋介石，在上海包租了两艘客轮，悄悄地登船北去，经过天津安然回到了他的发祥地山西。
诚如李宗仁回忆的那样，“冯玉祥出走之后，蒋先生极为愤慨，一再向我表示要对付冯玉祥，并试探我的反应。后来并派吴忠信来向我疏通，以便对冯一致行动。”对此，李宗仁清楚蒋介石此举搞的是“近交远攻”之策，击垮兵力雄厚的冯玉祥集团之后，再迫桂系臣服中央，向蒋介石交出兵权。所以，李宗仁“力持不可，认为党内干戈千万不可轻动”。这样一来，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就表面化了。
蒋介石作为一代枭雄，自然知道谁得北平、南京、武汉、广州四城市，谁就能得天下。时下，桂系的势力占据着广州、武汉、北平三座城市，而他蒋某人仅仅占据首都南京一地，使他不能不设防于心。加之，李宗仁拒绝攻打冯玉祥，这就越发地加重了蒋介石的疑虑，遂生出联冯打桂的远交近攻策略。或许是事出偶然，也或许是天意，正当蒋介石找不到对桂系下手的借口时，桂系把持的武汉政治分会，在没有征得李宗仁同意的情况下，罢免了亲蒋介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派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同时，又派桂系大将夏威、叶琪两部入湘，逼得鲁涤平仓皇出走，由此掀起轩然大波。自然，也就等于授蒋介石以柄，得以堂而皇之地征讨桂系。
如果说元月一日召开的编遣会议，是蒋介石为了统一全国的军权，那么三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为了把一直把持在元老派汪精卫、胡汉民等手中的党权拿过来。换言之，把蒋介石捧上最高权力的宝座。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击党内的反对派了。为此，他要求三全大会通过宣言，修改党章，决议“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其目的是“以《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代替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他蒋某人建立独裁统治提供理论依据。
也就是在三全大会期间，蒋介石与其亲信精心制定了消灭桂系的计划：首先，他利用湘籍老将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把桂系势力占据的北平、河北的地盘夺过来；接着，他利用金钱、地位收买粤系，拆散所谓粤桂联盟，把广州从桂系的手中夺过来；同时，他利用开三全大会之便，把倾向桂系，且又是建立粤桂联盟的领袖人物李济深软禁在南京汤山，造成蒋桂尚未开战，桂方已失主帅的被动态势。就在蒋介石完成上述部署，且三全大会就要闭幕的前夕——三月二十六日，遂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讨伐桂系。在历数了桂系所谓叛逆罪行之后，又明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从此，一场新军阀混战——史称“蒋桂战争”在长江两岸打响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一直静观蒋介石统治集团中的各种矛盾，他认为“国内军阀战争主要是蒋桂的冲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时的周恩来比较看重“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资产阶级只能采取摇摆于几大帝国主义之间的政策，同时与封建阶级既存在矛盾也存在妥协，这是决定资产阶级不革命的根本点”。由此可知，他的认识虽然由单纯的军事行为转向了经济和政治，但他依然是站在党的六大决议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还缺乏正确的分析。
也就是在这前后，苏联国内掀起了批判布哈林的运动，因此在中共党内反对右倾变成了主要的政治倾向。其中，李立三等同志主张：“当前应特别注意右倾危险。”对此，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他起草的政治通告时指出：党内的右倾来源不单是对资产阶级估量过高，还在于对工农革命斗争估量太悲观。这种动摇观念很容易从极左跑到极右，由反盲动主义又走到不动主义。针对党内有人想利用蒋桂之战再发动城市暴动的行为，他在《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中明确指出：“军阀战争本身并不是**，全国仍然没有暴动的局面，目前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在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中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由此可见，这时的党中央，尤其是在党内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清醒的。
另外，周恩来考虑到未来蒋桂战争的主战场是在武汉三镇，这势必为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带来机遇。但是，如何利用蒋桂之战的态势扩大红军的力量，而不是借机出兵搞所谓城市暴动，他于三月十九日为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他在信中明确指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再三强调：“目前所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应当说，周恩来的上述认识，比六大时也有了发展。
周恩来在这封指示信中，还谈了游击战争的发展区域问题。他主张原则上“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同时，还在指示信中介绍：“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以备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在部队中建党时参考。因此，如果说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原则是毛泽东创建的，那么首次向全国红军推广这一建军原则是属于周恩来同志的。
但是，蒋桂战争正式打响之后，全国政局猝然发生变化。由于编遣会议与蒋介石发生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冯玉祥与阎锡山从幕后走到台前，为取渔人之利，又公然做出为各方有所借重的姿态。因此，举国上下都认为一场新军阀混战在所难免。中共决策层中也有人认为：这是军阀重开战的大好形势，必将为新的革命**的到来创造时机。其中，紧跟苏联大反“右倾”的李立三同志的头脑开始膨胀，认为中国又有了创建巴黎公社、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机遇。
周恩来坚持认为：“军阀战争本身并不是革命**，全国仍然没有总暴动的局面，目前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在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中加紧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为此，他决定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同志交换一次意见。
为了便于李立三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中央特委会为他在租界开了一家古玩店。平时，负责联络与保卫工作的同志在铺面上张罗生意，他所住的那座中西合璧的后院，既是党的一个秘密的联络点，也是他居住、工作的地方。自从蒋桂战争打响以来，他天天躲在后院中，倒在藤躺椅上，品着刚刚从杭州运来的明前龙井，潜心地审读各种报纸，企图从中找到中国革命**就要到来的依据。不知何时，在铺面上负责生意的“小伙计”手拿鸡毛掸子走进来，小声地报告：
“有一位声称要和您商谈一笔大生意的顾客求见。”
李立三听后从躺椅上忽然起身，把手中的报纸掷在茶几上，笑着说：
“有请！就说我在后院恭候多时了。”
前来商谈一笔大生意的顾客正是周恩来。他一看李立三那副高兴的样子，笑着说：
“掌柜的，我看您的表情就得出了结论：这笔大生意……”
“一定能大赚它一笔！”李立三请周恩来落座那把雕花的太师椅上之后，又亲自端起一把形如寿星的宜兴壶，边为周恩来倒水边说，“我可不敢骗浙江人，这可是刚刚上市的货真价实的明前龙井，你我……”
“品茗论商，是一定能把这买卖越做越大的。”周恩来说罢端起茶杯小咂了一口，似用舌尖与唇边品了品，满意地点了点头，“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明前龙井。告别前……”
“我这个老板是一定要奉送二两明前龙井茶。”
“好小气的老板哟！……”
周恩来与李立三寒暄过后，二人关死屋门就又认真地讨论起来。李立三拿起茶几上的报纸，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全国的形势，便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下了结论：
“时下，蒋桂战争爆发，基督将军冯玉祥陈兵豫南作壁上观，蒋桂两家无论谁胜，冯氏都会挥兵南下，直取武汉三镇。结果，又必然会演出新的军阀之战！”
对此，周恩来是赞成的。由于他知道李立三的话还未讲完，不宜打断，故只是品着上好的明前龙井点了点头，继续听李立三阐发他的宏论。
“一句话，这对我们而言是天赐良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新的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就像当年列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列宁格勒、在莫斯科举起了十月革命的红旗那样，在老蒋的发祥地上海插上革命的红旗！”
李立三说罢并未看一看表情变得有些严峻的周恩来，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口若悬河地说道：
“我远在八年之前，就曾在安源参与、发动过路矿工人罢工运动；你在两年前的今天，曾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并夺取了政权。而今你我携手，再加上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等同志，一定能在我党发祥地上海的空中，高高地飘扬起十月革命的旗帜！”
周恩来听到此处，认为到了自己说话的时候了，他放下手中的茶杯，十分严肃地说道：
“立三同志，我是赞成巴黎公社原则的，至今我仍然坚持中国的革命，是一定要走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的。因此，我同意利用蒋桂战争之机，在上海发动新的工人革命，但是，你我……”
“不要说‘但是’二字！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创造条件；只要上海的工人阶级发动起来了，人会有的，枪也会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一切都会有的！”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你……”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然我们要做这样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敌人，我们共产党人的老对手蒋介石在想些什么……”
“但是，我们也绝不能让蒋介石这个刽子手牵着鼻子走！相反，我们要出奇制胜，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
周恩来与李立三继续各抒己见，互不相让。最后，周恩来站起身来，严肃地说道：
“我必须着重地提醒，蒋介石不是俄国的沙皇，时下的上海也不是当年的列宁格勒。另外，据来自内线的报告：蒋介石早就想到了我们会利用蒋桂战争的事情。”
李立三一听“据来自内线的报告”这句话，下意识地怔了一下，也就是在这刹那之间，他想到了周恩来是中央特委会的负责人，遂又小声地问道：
“有什么确切的消息吗？”
“蒋某人早就想到了我们可能要走的这步棋，妄图将计就计，借此一举歼灭我们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
李立三听后，蹙起眉头，久久不语，似乎是在怀疑地自问：“这可能吗？”
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评说过南京紫金山有山有水，前临平川，后拥青嶂，视野开阔，气象雄伟，比明孝陵略胜一筹。为此，他笑着对随行的胡汉民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日我辞世后，愿向国民在此乞一抔土，以安置躯壳。”蒋介石远在孙中山先生仙逝不久，就决定利用在南京建中山陵园等举动，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先生最忠诚的接班人。事有凑巧，就在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期间，中山陵园历经三年多的时间已经竣工落成。他为了向海内外，包括参加三全大会的与会者昭示：他蒋某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合法接班人，遂偕夫人宋美龄等首先登陵拜谒。
三月的南京已是春意盎然，不仅早开的桃花已经花满枝头，而且江南水乡也唱起了插秧新曲。在一个春日和煦的上午，蒋介石分外精神地挽着夫人宋美龄，沿着中山陵那长长的石级向上攀登着。尽管刚过而立之年的宋美龄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可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蒋介石还做出一副军人姿态，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当他们夫妇二人登上紫金山，双双驻步中山陵前，眺望尽收眼底的湖光山色时，蒋介石就像是一位胜利者，操着胜利者那特有的口气，有意地考问身旁的夫人宋美龄：
“中山陵终于竣工了！今天请你来看看这非同凡响的陵园，是我忠诚于中山先生，还是汪精卫，其中也包括你的二姐庆龄忠于中山先生？”
宋美龄沉吟片时，蓦地转过身体，仰首看了看气势雄浑、形似自由钟的中山陵纪念堂，故作哲人状地说道：
“没有你，就不会有这座象征自由的陵园，中山先生的遗体也不会在不久的明天归葬此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比他们都忠诚于中山先生。”
蒋介石听后很不是个滋味，因为他没想到宋美龄会如此作答。他冷然笑了笑，操着不阴不阳的口气说道：
“有意思，回答得真有意思。夫人，你这又是从美国人那里听来的奇谈怪论吧？”
“不！这倒是我个人的看法。”
“根据呢？”
“近两年来，我研究了一点中国历史，发现所有明君教化出来的文臣武将，都在明君百年之后，争说自己是最忠于他的。”
“夫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借死去的明君，争做新的明君。”
蒋介石听后笑了，笑得是那样的开心。但是，站在一边的宋美龄却被笑怔了，她禁不住地问道：
“你笑什么？”
“我笑你才和我生活不足二载，就真成了我蒋某人的夫人了。”
对此，争强好胜的宋美龄是不满意的，因为蒋介石的话语中含有诋毁她的才干的意思。他们二人无声地走进似自由之钟的陵园之中，望着孙中山先生那座白色的坐姿雕像，十分虔诚地行三鞠躬礼。接着，蒋介石又把头垂在胸前，似陷入沉远的凝思，他喃喃自语：
“中山先生，你可以瞑目了，这次三全大会就要作出决定，五月就为你举行奉安大典！”
开始，宋美龄还不知蒋介石的真实用意，待她听了上边这段话后才恍然醒悟，遂又近似先知的样子自语：
“中山先生，是你在天之灵的作用吧，力主为你建陵的弟子中正，已经名正言顺地做了你的接班人，从此以后，国民党……”
“依然不会太平无事！”蒋介石断然地打断了宋美龄的话语，他望着有些惊愕的宋美龄，操着教训的口气说道，“我还要高举中山先生的旗帜，削藩裁军，排俄讨赤，在中国真正做到只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对此，宋美龄是知情的。但是，蒋介石站在孙中山先生的坐像前边，就像宣誓似的说这段话，的确有点出乎宋美龄所料。当她想到蒋桂战争，就又有意地问道：
“时下，你如何与上海地下的中共斗法呢？”
“我自有安排。”
“可你的调查科科长杨剑虹因贪污自杀了啊！”
“一个小小的杨剑虹自杀了，我就停止反共吗？笑话！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党国元老，都没阻止我反共的决心，何况一个小小的调查科长？”
杨剑虹畏罪自杀，的确吓坏了陈立夫等人，生怕蒋介石怪罪下来，吃罪不起。出他们所料的是，蒋介石不动声色，只是要陈立夫尽快物色新的接班人，对调查科进行改组。也就是在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期间，陈立夫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主席，我已对党务调查科进行了全面的调整。除去提名叶秀峰为调查科科长外，还提名张淮南为总干事。”
“这个张淮南是不是叫张冲啊？”
“对，对！”
张冲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人物，由于他在这部拙作中所处的非同一般的地位，容笔者作一简介。
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别号御虚，于一九○三年生于浙江省乐清县。张冲少而聪慧，常以诗言志，直抒情怀。他在“五四”风潮的裹挟下考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发起组织“醒华学会”，被推举为理事长。一九二二年夏，他考入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三年后，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他在东北期间，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因秘密组织反奉被捕，险些成为张大帅的刀下之鬼。张学良主政易帜之后，他获释返回南京，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因才华出众，熟谙俄语，深得陈氏兄弟的器重。由于陈氏兄弟知道蒋介石为释放张冲一事，曾当面向少帅张学良“讲过情”，故这次调查科改组，决计起用张冲。自然，蒋介石对提名张冲为总干事也会欣然批准。
“好，张冲出任调查科总干事就这样决定了。另外，我曾说过，为了今后杜绝贪污发生，必须选一位可靠的总务处长管理经济。有人选了吗？”蒋介石又问。
“有了。”
“是谁啊？”
“是我留学美国的同窗徐恩曾。”
蒋介石沉吟片时，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徐恩曾，浙江吴兴人，著名的浙江财阀徐新六是其近亲本家。同时，他又与陈氏兄弟是表亲。早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学习电气工程，一九二八年初开始在陈立夫把持下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工作。由于陈立夫曾任浙江省电报局长，利用电报局征聘报务员、机务员，以此扩大势力。后来，徐恩曾投到陈立夫门下之后，曾利用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专长出了不少力，为陈氏所欣赏。故在此次调查科改组的时候，陈立夫提名他出任总务科长。没想到这个白面书生以此为契机，一步一步地爬上了中统特务组织的第一把交椅，演出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戏剧。此乃后话。
蒋介石用人是讲究所谓“三缘”的，那就是地缘，必须是浙江人；亲缘，亲朋至友；学缘，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有一缘者可用；有二缘者可重用；有三缘者可谓嫡系；虽有一缘但确有忠心、能力者，也可委以重任。而张冲与徐恩曾均属于第四种情形。另外，蒋介石在用人问题上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委以重任者，必须要当面谈话。这点是从历史上的某些圣皇明君那里学来的，使受重任者通过“庭训”接受圣皇明君的沐浴，借所谓知遇之恩，使其为之尽忠效力。蒋介石在了解了情况之后，郑重地对陈立夫说道：
“你安排一个时间，我要和他们二人谈一次话。”
徐恩曾是一个典型的政客，在上司面前或社交场合，给人的印象是一介文质彬彬的书生；在同僚面前，则是一位工于心术的策士；简言之，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晋见蒋介石的那天，身着西服革履，学着英国绅士的派头，想博取蒋氏的恩宠。但是，当他一看召见者蒋介石身着戎装，忙又学着军人的样子行军中大礼，颇为紧张地说道：
“卑职徐恩曾晋见蒋主席！”
蒋介石是善于察颜观色的，他一见徐恩曾的样子，微微地摇了摇头，客气地说道：
“不要称主席，叫我蒋先生好了。”
“是，蒋主席！”
徐恩曾下意识地说罢，又紧张地行了一个军礼，搞得蒋介石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待到张冲行过军礼，欲要自报家门的时候，蒋介石摆了摆手，说道：
“算啦，算啦！张冲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是我让张少帅把你从监狱中放出来的。”
“谢蒋主席！”张冲再行军礼，以示谢救命之恩。
在蒋介石看来，徐恩曾与张冲都是学者型的官员，所以他希望自己在他们面前不是主席，而是先生。直言之，任何权极一时的独裁者，在读书人面前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自卑感。为此，蒋介石叹了口气，似乎是在说：“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怎么连先生二字都不会叫呢！”接着，他讲了蒋桂战争的必然性之后，突然把话锋一转，说道：
“我为什么要和你们讲这场战争呢？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前方一打仗，共产党就要在我们的后院闹事。自然，他们一闹事也就暴露了他们自己，这也就给了我们消灭他们的机会。为此，我要求你们立即赶往上海，只要和桂系的战争一开，你们就在上海集中全力，消灭地下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