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清晨，夜上海的霓虹灯刚刚失去它的光辉，那些喜爱夜生活的中外“夜里欢”尚未进入梦乡，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走来，打破了大上海晨时的宁静。但是，当你发现代表新郎家迎亲的竟然是顾顺章、陈赓等人之后，你一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今天清晨这迎亲的举动，和处决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顾顺章与陈赓等同志密商的处决叛徒的万全之计。
诚如前文所述，我方仅仅知道帮办洛克今天上午前来接走何家兴与贺稚华夫妇，不知敌人有否其他预谋；为了谨防敌人把接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行动，当成新的诱捕共产党人的圈套，决定利用上海百姓迎亲的习俗，所有参加处决叛徒的同志均化装成迎亲的人员，这不仅可以起到掩护身份的作用，万一遇上一两个设伏的敌人，也可顺手将其消灭。另外，清晨用枪击毙叛徒或与设伏的敌人枪战，这猝起的枪声就变成了给敌人报警的信号，对同志们撤退极为不利。如果是在迎亲的鼓乐声和放鞭炮的响声中开枪处决叛徒，就是附近里弄的百姓也不容易分辨出鞭炮和枪的响声的。因此，顾顺章与陈赓等同志经过缜密的研究，决定利用迎亲做掩护，于热热闹闹之中把何家兴、贺稚华干掉。接着，有的同志连夜雇来花轿和吹鼓手，有的买来千字头的挂鞭和几十个“二踢脚”，天一放亮就抬着花轿吹吹打打地上路了。
在中国传统的红白喜事中，抬轿迎亲的或送殡抬杠的，只要在前进的路上遇到置办酒席者，或者放一条上边压有银元的长板凳，抬轿的会自动放轿举行“路庆”，抬杠的也会自动放下灵柩等“路祭”。顾顺章等引轿来到旅馆门前，化装成老板的同志把一条长板凳往大路中央一摆，上边压了一摞光洋，然后转身伸展双手，笑容可掬地大声说：
“请弟兄们赏光，让鄙人借这大喜的日子讨个吉利！”
顾顺章原来就是上海滩的“闹客”，十分明悉各种习俗的规矩，因此他很是在行地拱抱双手，大声说：
“吹鼓手们！给这位老板露一手绝活，回去以后，我让新郎官给大家重重的赏钱！”
接着，花轿停止前进，吹鼓手们果真各显其能，大展绝技，引得不少买早点的市民驻步观看。顾顺章等人从怀中、衣袋中取出又红又大的“二踢脚”，一手拿着，一手用烟火点着引信，“嗵——啪——”从地面响到空中。这时，一位同志取出一包千字头的响鞭，挂在备好的竹竿上，用火点着之后，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顷刻之间，鞭炮声和鼓乐声混为一片，回响在旅馆的上空。也就是在这时，陈赓等同志开始了处决叛徒的行动。为惜墨存史，现摘录有关专著的章节以替代拙笔：
陈赓按照中央的指示，亲自带队，闯进何家兴夫妇住的旅馆，由一人把守后门，三人登楼。同时以办喜事为借口，于旅馆外面燃起震耳的鞭炮声。陈赓带领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何家兴夫妇住的房间。何家兴从梦中惊醒，知道事情不妙，向外逃跑，陈赓的手枪便迎了上去。“砰”的一声枪响，何家兴如同一只狡猾的狐狸撞上了猎人的枪口，应声倒在地上，再也不动弹了。何家兴的老婆（贺稚华）额上被击一枪，见势不妙，吓得浑身发抖，像筛糠似的连滚带爬，钻进床下。
这次处决叛徒何家兴与贺稚华干得十分漂亮！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执行任务的同志以为钻进床底下的贺稚华已经毙命，故迅速收兵，分头离去。其实，她只是受了重伤，后被敌人救出。送到上海广慈医院治疗，侥幸留下一条狗命。等到敌人认为她无再可用的价值时，她独自潜往四川，不知所终。
与此同时，党中央为了营救被捕的陈乔年同志，调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终于筹划到了一笔款子，责成周恩来等有关的领导同志尽快救出陈乔年。因此，当顾顺章收到这张支票之后，高兴地说道：
“处决叛徒的枪声已经属于过去，有了这张支票嘛，乔年同志的出狱也就有希望了。陈赓同志，这下边的戏……”
“交由我来唱，”陈赓喜形于色，“明天，我就扮成自南洋归来的华侨巨富周先生，堂而皇之地去监狱领‘儿子’。”
“好，好！这是一幕绝好的调包戏。”顾顺章十分得意地说，“等到真的华侨巨富周先生自南洋归来领儿子，敌人再找乔年同志，黄瓜菜也就全凉了！”
对此，周恩来也是非常高兴的。但他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仍在设想还有哪些因计划不周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因此他一直没有说什么。陈赓是个乐天派，他一看周恩来那过分深沉的表情，笑着问道：
“你难道担心我唱不好这出调包戏？”
“不，我还是重申那句老话：预则立，不预则废，万事都要多想想难处。”周恩来说罢巡视了一遍顾顺章、陈赓等人的表情，接着又说，“上海滩认识你的人太多了，你不能冒险化装去监狱营救乔年同志。”
恰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周恩来顺手拿起话机：“喂！我就是啊……什么？你再说一遍……我知道了。”遂无比沮丧地挂上了电话。
顾顺章、陈赓等同志望着一言不发、凝视远方的周恩来，下意识地猜到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而且这猝起的变故很可能和陈乔年一案有关，因此，大家都在等着周恩来说明情况。但是，周恩来只是凝视着远方，久久不说一句话。忽然，他悲怆地长叹一声，近似自语地说了一句：
“这难道是天意？”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嘛！”陈赓终于忍不住了，“天大的事，大家一块替你撑嘛！”
“营救乔年同志的计划失败了。”接着，周恩来扼要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陈乔年同志在接到组织的通知以后，不仅向敌人坦承了周之楚的身份，而且还与真的周之楚合谋演出了调包戏。也就是在拿来钱即可出狱的关键时刻，周之楚的父亲由南洋赶到上海，他用重金收买了有关人士，想把周之楚买出狱后带回南洋。他或许过分地想念自己的儿子，也或许是为了弄清楚自己的儿子是死还是活，故又用钱买通了监狱中各道看押犯人的关口，突然到监狱中探望儿子周之楚。结果，敌人借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就暴露了。
陈乔年同志的身份暴露之后，立即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自己决心“继续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有关陈乔年在狱中和敌人斗争的情况，《陈乔年传》一书作了这样的记述：
关押期间，敌人为了从他口中获得我党组织的活动机密，多次审讯他，并对他使用了各种酷刑。他却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使敌人的阴谋一次又一次受挫。同监的难友们见他受了苦刑，便同情地劝慰他，让他好好休息，他却总是淡淡地说：“吃几下耳光，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为了鼓励同志们坚持革命气节，他经常利用机会给大家讲故事，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和启示。由于他的知识丰富，故事特别多，而且，每讲一个故事，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今的，也不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他总不放过机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进行无情的批判。
周恩来与陈乔年，以及他的兄长陈延年同是旅欧勤工俭学时期的战友，又都是旅欧支部的主要成员，他们之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当陈延年牺牲尚不到一年的今天，陈乔年又要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周恩来无论是作为党的负责人，还是作为战友，此时此刻内心的悲痛是难以言述的。当他想到陈独秀又要失去心爱的乔年的时候，心中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他终于从极大的悲哀中解脱出来，看了看愤懑不平的顾顺章、陈赓等同志，低沉地说道：
“一、请转告乔年同志，只要有一线希望，党就不会放弃营救他出狱；二、要做好一切准备，把监狱变成另一种战场。”
周恩来的估计是正确的，敌人很快就决定杀害陈乔年同志。由于陈乔年走向敌人刑场的时间是六月六日，这时的周恩来已经离开祖国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故有必要把陈乔年同志牺牲时的情况简介如下：
敌人决定杀害陈乔年同志之前，首先将其从龙华监狱中迁出。当狱中的难友们向他告别的时候，他鼓励大家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将来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当时，狱中的难友为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他却乐观地对大家说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狱中的同志悄然问他：“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慨然答道：“对家庭毫无挂虑，对党的致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一九二八年六月六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就义，时年二十六岁。但“他的英名和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心中”。
在敌人，尤其是陈立夫等人看来，罗亦农同志被叛徒出卖、营救陈乔年同志的计划落空，是在蒋介石督军北伐奉系张作霖期间，他们在上海滩取得的两大胜利。换言之，是他们在上海滩完成了蒋介石交给的消灭共党要人的任务。因此，包括杜月笙在内的大小特务们都眉开眼笑，弹冠相庆。一时间，宁沪杭甬的各种媒体为之大吹特吹，似乎一夜之间，他们就把隐藏在租界中的共产党消灭完了。
陈立夫毕竟是一位与共产党人打过多年交道的老手，他不仅清楚地知道杀害罗亦农、陈乔年这两件事情，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而且他从这两件案子中还悟出了不少的道理——欲要取得消灭共产党的全胜，必须扫除一切障碍。为此，他由南京赶到了上海，给那些喝得昏天黑地的走卒们降降温，使他们变得清醒起来。首先，他约见了青帮头目杜月笙。
杜月笙是一个搞政治投机起家的闻人。或许就是因为他政治嗅觉比黄金荣等人灵敏，看准了蒋介石这颗被他称之为刚刚升起的“政治明星”，死心塌地地效忠蒋介石，经过“四一二”大屠杀等政治行为，摇身变成了上海滩第一闻人。时下，他如此卖力地帮着陈立夫等人在上海滩对付共产党，依然是想在政治上得更多的分，进而由名声不好的闻人变为政坛中的掮客，更好地左右上海滩。另外，他知道蒋介石和陈氏家族的渊源，也清楚陈立夫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看准了陈立夫的发展前途，因此，他对晚自己一辈的陈立夫还是执礼甚恭的。今天，当他接到陈立夫约见的电话后，就匆忙谢绝了一切应酬，驱车赶到陈立夫的下榻处，一见面就拱抱双手，笑嘻嘻地大唱赞歌：
“陈先生，我祝贺你在上海打了两个漂亮的大胜仗！”
陈立夫听后没有顺着杜月笙竖起来的竹竿往上爬，相反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说道：
“惭愧啊惭愧，充其量说，你我和暗藏在租界中的共党分子打了一个平手！”
杜月笙听后大惑不解，蹙起眉头思量了片刻，又操着请教实际上是质疑的口气说道：
“他们除掉的是自己的内奸，而陈先生抓到的则是他们的领袖人物罗亦农、陈乔年等人，这……怎能等量齐观呢？”
“杜先生，我不是在算这个账。”
“那陈先生……”
“我一直在想，假如这两个出卖罗亦农的投诚者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这篇文章不是可以做得更大一些吗！”
至此，杜月笙完全明白了陈立夫的意思：一是这篇文章不能做得更大的原因，是这两个投诚者像钓饵一样握在兰普逊的手里；再是如若在上海滩，主要是各国租界中尽快破获共产党的地下机关，就必须在兰普逊这些外国人的身边安插钉子。为此，他严肃地说道：
“请陈先生放心，我一定帮杨登瀛先生这个忙，使他尽快在兰普逊等人的身边安有我们的人。”
“同时，还请杜先生大显神通，让兰普逊这些外国人能主动地为我们服务。”
“放心，我会尽力而为的。”
这时，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要陈立夫立即赶回南京，乘专车再赶到北伐前线，当面聆听蒋介石的训示。他放下电话沉吟片时，禁不住暗暗自问：
“蒋主席召我的本意是什么呢？难道他北伐奉系张作霖遇到了麻烦？”
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作霖还是比较顺利的，到他电约陈立夫北上为止，虽然已经隐伏着济南惨案的爆发，但就军事而言尚未遇到有实力的抵抗。请看事实：
蒋介石确定的北伐战略的目标：一是高举“继承中山遗志”，“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旗帜，动员诸地方实力派——冯玉祥的西北军编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晋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的桂系编为第四集团军，共同对准以张作霖为主的奉系军队，消灭奉系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二是采用以夷制夷的手段，在消灭奉系军事集团的同时，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进而达到向他蒋某人俯首称臣的目的。为此，他把自己的第一集团军选择在津浦线，对手是有名的“狗肉将军”张宗昌的部队，令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沿郑太线进攻，其对手是张学良直接统率的奉军主力。结果，由于盘踞津浦线的张宗昌所部不足六万人，且大多数由各地的土匪改编，战斗力本来就差，当他们听说正面来攻的是当年北伐的主力，统帅又是蒋介石，因而本无恋战之心的部队闻风而退。就说“狗肉将军”张宗昌吧，他虽然名义上坐镇济南，指挥会战，可私下里却把当年从德国买来的铁甲车停在济南车站，随时准备乘坐这辆铁甲车逃跑。诚如史家所说，“战端一开，张宗昌四月十二日就下令鲁军总撤退，蒋军几乎不战而进军到郯城。”或许是应了骄兵必败这句古话，蒋介石所部误以为敌手都和不堪一击的鲁军一样，待到尚有些战斗力的孙传芳所部从左翼突袭而至的时候，蒋军被打得惊慌失措。幸好，冯玉祥所部的名将孙良诚率部赶到，并动用他的骑兵攻其不备，包抄孙传芳所部的后路，才使蒋军转危为安。蒋介石为了调动各集团军的积极性，遂于四月二十三日，在兖州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等人，请嘉奖有功将士。略谓：
此次作战，全赖各将士用命，共同一致，克臻奇效，而第二集团军之骑兵第二军军长席液池之得力，尤为伟大；此外在鲁西各军，据冯总司令所报，为孙总指挥良诚、方总指挥振武、石军长友三、夏军长斗寅；在津浦正面各军，赖刘总指挥峙、顾军长祝同、缪军长培南，奋勇坚决，用克消灭强寇，连平鲁南，谨析分别嘉奖。至其他有功各员，正在查明，另请叙奖。
在攻陷滕县、峄县，与第二集团军会师泰安之后，在蒋介石看来，沿津浦线北上的第一集团军可以**，迭克重城，故决定总司令部徐州行营即日——四月二十二日移兖州办公。他为了表示自己尊祖重德，有别于其他新旧军阀的无知，亲笔签署上述嘉奖令之后，又驱车赶到曲阜，瞻仰孔府、孔庙、孔林，召见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他利用各种新闻媒体，有意阐释了利用儒家学说完成治国的思想。
蒋介石就像是古今中外的大阴谋家那样，他表面上做的、嘴上说的，与他即将做的、心里想的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漂亮的门面，或者说是骗人的愚民之术，后者才是他将采取的真实的政治手段。因此，正当他向世人宣称蒋某人在顶礼膜拜孔子的时候，他想的还是如何挥兵北指、会攻济南的事情。因此，当他下午由曲阜赶回兖州行营之后，就又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对他的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如何协同会攻济南作出了如下战略部署：
（一）第二军团一部攻临沂，一部由新泰向博山挺进，主力经莱芜、文祖镇、龙山镇截断胶济路，向济南袭击；
（二）第一军团向山口镇、泰安、界首攻击；
（三）第三军团向大小万德、青杨树攻击；
（四）第四军团于击破肥城后向石店、张夏镇、大冈山攻击；
（五）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进至陈家山、东阿之线，以一部掩护左侧背，主力经平阴、长清向济南袭击：
（六）第三军及第三十七师为总预备队，在宁阳附近待命。
蒋介石此次北伐奉系张作霖，就真的会如此顺利地直下济南吗？不，他非常清楚，支持奉系的是日本人，且在山东等地又有着日本所再三声称的所谓特殊权益，对长驱北上的北伐大军是不会坐视不管的。近些天来，他时时都在关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动向。
四月十六日，正当蒋介石北伐奏凯之际，蒋氏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日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佐向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建议日本再次出兵山东。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暨代理济南总领事西田井一亦向本国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
四月十七日，“日本内阁会议讨论山东形势，决定以鲁军撤退济宁及北伐军中断胶济铁路为由，断行出兵，由横须贺派陆战队二百五十名乘‘春日’舰赴青岛。同日，海军省公布：在该队开到前，令第二舰队所属军舰‘古鹰’号泊于青岛，与第二遣外舰队之‘球磨’及‘对马’协力警备。二十日，‘春日’舰陆战队在青岛登陆”。
四月十八日，“日外务省发表出兵山东声明书，谬称：山东形势急转，内乱将波及日侨，出兵纯属自卫”。
四月十九日，“日本政府下令第二次出兵山东。是日，首相田中、参谋总长铃木觐见天皇，奏请出兵山东获准。内阁召集临时阁议，通过第二次出兵山东决议。旋铃木向熊本师团颁发出兵令：加派第六师团长福田中将统率所部五千人从门司出发，向山东进兵；另以驻津之三个中队由小永伍率领向济南进兵”。
四月二十日，“第二次出兵山东之首批日军到达济南。日陆军省十九日电令驻津日军司令新井即日出兵济南。是日新井派遣步兵四百六十人以小泉慕次为指挥官由天津开抵济南”。
……
对此，蒋介石无论是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要人，还是作为此次北伐奉系张作霖的总司令，都必须对国人有所交代，哪怕是表面文章也必须做。为此，他于四月二十日，指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本出兵山东事电告驻日公使汪荣宝转知日本政府，略谓：“据驻日公使汪荣宝报告谓日本阁议，已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如果系事实，务望从速取消，以敦邦交。”但是，他在国内为了应付抗议日本出兵的反日浪潮，又于四月二十一日，指令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向日外交部发出强烈抗议，要求“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发”。是日晚，将抗议书公然送达日驻南京领事馆。
聪明的读者只要认真读一读上述不同的两种抗议书，即知蒋介石两种不同的外交行为：私下与日本政府打交道软弱无力；为了愚民的目的，公然抗议措辞强硬。由此，也暴露了他外强内虚的对日政策。
由于世人皆知的原因，蒋介石的新婚夫人宋美龄是代表美国人利益的。因此，她在随军北伐中对这种外强内虚的对日政策是不满的，经常与蒋介石发生口角。可是，这时的宋美龄在政治上并无多少发言权，仅仅充任蒋介石的秘书，或曰及时获悉美国人对华态度的耳目这样的角色。自然，她的内心是难以平衡的。这天，她把一份刚刚收听到的美国对日本出兵山东的情报整理好，走进蒋介石设在兖州的作战室内，只见蒋介石驻步大墙的下边，正望着那张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军事地图出神。她淡然地叫了一声：
“达令！”
蒋介石或许是急切想知美国人的态度，他闻声迅然转身，一眼看见了宋美龄手中的那份文稿，问道：
“夫人，美国人又有什么高见？”
“你自己看吧！”宋美龄双手递上文稿。
这是一份美国政府对山东局势发展的意见书，只是因为宋美龄熟悉英文提前译出罢了。蒋介石阅毕沉思片时，近似自语地说道：
“按照美国人的意见，我蒋某人只要率部进入泉城济南，日本就一定派驻山东的军队出兵干涉，给我蒋某人难堪……可日本人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你再仔细地看看这份情报，”宋美龄也是个急性子，快步走到蒋介石的身边，指着她整理的这份文稿说道，“美国人说得是何等的清楚，日本人出兵山东的第一个目的是告诫你：日本人在山东、在华北、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是不容侵犯的；第二个目的是做给东北王张氏父子看的：要想保住黄河以北这半壁河山吗？就要无条件地听我日本人的。”
“那我蒋某人要听谁的呢？”蒋介石有意地问。
“只要你听英美诸国的，日本人就是出兵干涉，你也就不怕他们了。”
“不，不！”蒋介石冷冷一笑，“我不愿意卖身任何一个外国人。相反，我要利用这些外国人在华利益的矛盾，而渔利其间。懂吗？”
“说得有多好听。如果日本人出兵干涉呢？”
“我宁可撤兵，也不和日本人打仗。”
“为什么？”
就在这时，一位侍卫官走进报告陈立夫到了。蒋介石笑着说：
“夫人问的结论到了。有请！”
随着南昌起义、广州暴动等相继爆发，亲自考察过苏俄的蒋介石明确知道：未来在神州大地和他蒋某人争夺天下的不是新旧军阀，而是共产党。为了积蓄力量消灭心头之患，他时时都不敢有半点大意。尤其当他听说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已完成了会师，他更是在推想打败奉系张作霖，继而一统天下之后，如何消灭日渐壮大的苏区和红军。因此，他一见陈立夫的面就单刀直入地说道：
“据来自西方的消息，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将召开大会，讨论各国共产党闹事的情况。我想，中共领袖人物是一定要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的。”
陈立夫听后完全明白了蒋介石召他前来的目的：利用中共领袖人物出席莫斯科会议的机会，消灭中共领袖人物。但是，他懂得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在皇帝面前，把展现聪明的一切机会留给皇帝。所以，他只是唯诺称是。但是，宋美龄却认为这是一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故抢先说道：
“立夫，请问这样多的中共领袖级的人物去苏俄，他们将从什么地方走呢？换句话说，他们会走陆路吗？”
“不会的。由于北伐奉张的原因，通往关外的所有铁路不是停运，就是禁止老百姓乘坐。”陈立夫答说。
“那他们将从何处走呢？”宋美龄问道。
“从上海乘船北去。”陈立夫答说。
“这就是我请你北来的目的。”蒋介石有点不高兴地接过话茬，“你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多抓获几个共党分子。”
“可查办的人员并不认识这些领袖级的共党分子啊！”
“你不是认识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周恩来吗？回去之后，把他们的照片放大，不就全都认识了吗？”蒋介石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道，“记住，重点是上海的大小码头！”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