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告别西安，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住在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中。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应召由宋子文陪行，到军事委员会接受审讯。应讯之后，遂被送往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居住，安排在二楼一间陈设华美的房中。但公馆四周均由特务严密监视，应为“管束”起始。他“孤身独处，情绪极坏，成天一言不发，蒙头大睡，送去的饭菜也吃得很少”。当他发现特务趁他熟睡偷偷搜查的时候，他禁不住地大声骂道：
“你们真缺德，真缺德！”
东北政坛名士阎宝航受命调停南京和西安的矛盾，时称和平使者。他获悉张学良将军的情况后，和宋子文、李石曾协商，并向蒋介石建议：“先把张副司令接到奉化，一则以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心，二则可能借助于张副司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蒋介石点头“恩准”，张学良将军遂于一九三七年元月十三日乘坐专机飞往杭州，再转溪口，先在武岭学校小住两天，旋即移居雪窦寺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从此，他在蒋介石的发祥地溪口开始过起了被“管束”的漫长生活！
一
“管束”张学良将军的任务交由军统局负责。它们成立了一个专责组织，对外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对内叫“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队长叫刘乙光，官阶中校，他把张学良将军由大陆一直“管束”到台湾。
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终极目的，是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正当国共两党进一步磋商如何联合救亡图存的时候，他却脱离了火热的抗日中心，他的悲愤和抑郁是可想而知的。虽说蒋介石同意于凤至、赵一荻轮流相伴将军，他那颗赤诚跳跃的爱国心依然难以平静。每当他欲要发怒而又无处宣泄的时候，他只有到雪窦山千丈岩瀑布点燃爆竹，听着那声震峡谷的回响，借以消愁。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张学良将军希冀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逐渐形成，他那愤而难平的心总算得到了补偿。不久，他又听到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抗日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张学良将军激动不已，当即挥毫疾书，写了一份慷慨激昂的请缨杀敌书，烦人直送南京蒋介石。
正当张学良将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突然听说蒋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专程由南京来溪口。他不顾特务刘乙光等人的拦阻，径直赶到宋美龄的下榻处。他欲启齿询问何时率部奔赴抗日疆场，一见宋美龄那愁颜难展的表情，遂又本能地把到了唇边的话语咽了回去。他不甘心，又小声地问：
“委员长没有批准我的请求？”
宋美龄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尤其当她想到自己和兄长宋子文、顾问端纳共同作保，一定把张学良送回西安的时候，一种失信的愧疚之情打心底泛起，真不是个滋味。遂又禁不住地轻轻叹了口气。
“委员长真的没有批准我的请求？”
“没有！”宋美龄低沉地答说，“委员长让我来看看你，再三让我转告：你要好好读书。”
张学良将军那满腔沸腾的热血猝然凝固了，全身就像是散了架似的瘫坐在沙发上。
“汉卿，你有什么要求吗？尽管提出来，我努力帮助你解决。”
张学良将军不愧为铁血男儿伟丈夫，很快从波涛汹涌的情潮中恢复了平静。就在这一瞬间，他似乎看到了自己渺茫的人生之旅，感到自己应对家事做些安排了。他沉吟片时，悲怆而语：
“溪口恐非久留之所，一荻应该到个安全的地方，抚养我们的孩子闾琳。”
宋美龄深知闾琳是张学良和赵一荻相爱的结晶，故爽快地答说：
“请放心，我一定请四小姐于近期来溪口，和你相商抚养孩子的地方。”
“另外，我的其他一些家事也需要做些安排，如果委员长允许的话，就请我的四弟学思也来溪口一趟。”
宋美龄听后很不是个滋味，她自然而然地想起在孔公馆软禁张学良的往事：那时，就是这个四弟张学思闻讯赶来探视长兄，被警卫严拒，他站在孔公馆大门口满含泪水呆了一个多钟头，方悲愤离去。这件事被张学良知道了，他愤怒地质问宋美龄和宋子文这两个保人：“我就是犯人，也得允许亲属探监吧！”今天，张学良将军又当面提出会见四弟张学思，宋美龄只能答应。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抗战的烽火燃遍全国，就说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日本的飞机天天“光顾”上空；飘着膏药旗的战舰上的炮口，业已对准了吴淞口！
由上海驶往宁波的江轮上有三位非同寻常的旅客，一位是英挺潇洒的张学思，一位是美丽婀娜的赵四小姐，还有一位肥胖的“黄代表”。他们三人形影不离，却谁也不和谁说话，只有借观光两岸风景想着各自的心事。
张学思为张作霖的三夫人许氏所生，为张学良的四弟。就在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代蒋介石受过下野西游不久，他在王岳石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元月三十日，他以中央军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旋即留国民党部队供职。此行受党的委托，陪同赵四小姐去溪口探望大哥张学良。
这位同行的“黄代表”，是经戴笠挑选、蒋介石钦定的联络员，他实际上是遵照蒋介石的旨意，监视张学良和张学思相见的特务头子。
雪窦山中国旅行社，位于雪窦山西侧，是一栋两层楼房，内设六间客房和餐厅。由于刘乙光及其特务们的严密监视，张学良也无法向张学思、赵四小姐倾述满腔的怨尤。张学良为了宽慰张学思和赵四小姐，只好天天佯装笑颜，对张学思大声说：“哎，你难得来一趟，怎能不尽兴逛逛！”遂以在雪窦山游山玩水度日。
一天、两天、三天，都在这强作欢颜的玩乐中消磨掉了，张学良和张学思依然没找到单独交谈的机会，二人心里都急得不得了。
第四天，猝然下起了滂沱大雨。张学良趁机把张学思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座大书架，正好遮住了门窗外的视线。张学良掏出纸笔，匆草数语，告诉张学思室内装有窃听器，只能用纸笔进行无声的交谈。对此，史家事后做了如下的记载：
纸条在兄弟之间默默地传递着，他们的心海波涛汹涌。据张学思同志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张学良告诉他：我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他回信不允，叫我好好读书。这次他派姓黄的来，要我写信给东北军各军长，嘱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不可乱闹。他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军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
一张张纸条被激动的泪水淋湿了，兄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
翌日，张学思告别长兄返回所部。不久，他就悄然投奔延安，转战抗日疆场，成了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指挥员。
张学思离去不久，上海又打响了“八.一三”抗日的枪声。张学良为了心爱的儿子闾琳不死于日本人的炮弹下，毅然做出决定：赵四小姐立即赶回上海，携带闾琳直飞香港，一定要把心爱的儿子养大成人！
赵一荻非常理解张学良此时此刻的心情，尽管她一时一刻也不愿离开心爱的将军，她还是怆然地点了点头。旋即她又把希冀的目光投向“大姐”于凤至，似乎是在说：
“大姐，一切都拜托你了……”
于凤至完全懂得这目光的含义，遂也深沉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
“你放心地去吧，小爷有我照料呢！”
八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日本轰炸机尚未“光顾”风景秀丽的溪口，张学良和于凤至送赵一荻步下雪窦山。临别之际，张学良紧紧抓住赵一荻的双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只有两行潸然而下的英雄泪。赵一荻那美丽的倩影远去了，张学良依然伫立在相别处。突然，他仰天长叹了一声，似乎是在说：
“我们何时才能相逢！……”
上海就要失陷了！张学良将军怀着极度悲怆的心情，在妙高台赏月过节，因借酒浇愁多喝了几杯，遂情不自禁地慷慨而言：
“现在日本鬼子大举来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
诚如台湾著名传记文学家王禹廷先生所说：“酒后露真言，难免引起人的注意。就在赏月后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一日，招待所突然起了一场无名大火，把所有房舍毁之一炬，片瓦无存。”从此，张学良将军告别了奉化溪口，在刘乙光等人的“监护”下，相继转移到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等地。就在武汉失守的前夕——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又被转移到湘西沅陵城外的凤凰山。
凤凰山秀丽多姿，位于沅陵城的东南面，北临沅江，东南西三面，连接着起伏如涛的山峦，实乃湘西风景甲天下之地。张学良将军的住地是一座古庙，房舍和设备都十分简陋。随着大好山河陷于敌手，他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一年多以来，他的躯体虽已失去行动的自由，但他那颗火热的爱国心依然跳动不已。对此，张学良将军的好友——张治中将军曾这样记述：
分别快两年了，一旦重逢，双方都倍感兴奋。除了互诉别后情况外，对抗日战争形势谈得最多。张学良反复多次表示急切要求参加抗战，他说：“抗战一年多，全国军民都踊跃参加，我身为军人，反而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这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得了皇姑屯事件！怎能忘得了‘九.一八’！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张某人到哪里去了？”张学良将军还强调说，他的身体不错，常常打篮球，有时还划划船，打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又谈到湖南情况，谈到万一武汉失守怎么办。张治中把准备的情形大致告诉张学良说：基层人员大多更换了新人，民众组训、学生组训、抗日自卫队组训都在进行，还聘请了叶剑英担任高级顾问，将来指导游击战等。最后，张学良表示：只要能出去，做点什么都行，务必请向委员长转达。张治中说：“好，你写一信给委员长，我看到他时再做详细说明。”张学良当即书一短信，要求参加抗战，要求见面详陈一切，其他请张治中代达等语。
张治中回长沙后，即派人将信送蒋。结果是石沉大海，张学良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
另外，他在特务们的“管束”中回顾了往事，进行了自我反省，真是感慨良多！一天，他悲愤至极，实难自禁，当即提笔蘸墨，在古庙斑驳的墙壁上写下了这首七言绝句：
自我遗憾作
万里碧空孤影远，
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鬓发渐渐老，
唯有春风今又还。
这首《自我遗憾作》，是张学良将军此时此景的真实写照。后人曾做了如下注释：
诗中那“孤影远”、“路漫漫”，当时感叹自己和杨虎城将军。张学良将军离开他的十七万部队，只身从西安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杨虎城将军亦被“调虎离山”，派到欧美考察。其实，杨虎城究竟到了哪里，当时已失去自由的张学良将军，当然是不得而知的，所以诗中有“故人行程路漫漫”之叹。到一九三九年，西安事变已经发生两年多，全国形势急剧变化，抗日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这时张学良将军身不由己，仍不能在沙场抗日，壮志难酬，只好激愤地感叹“少年鬓发渐渐老”了。但是，他想到抗日武装在奋勇杀敌，这信息不正像万里春风，迅速吹遍神州，振奋着全国同胞吗？“唯有春风今又还”，则充分体现了张学良将军坚定、乐观的情怀。
……
可是，陪伴张学良将军的于凤至夫人，却难以忍受这连年的劫难之苦、“管束”之闷，对坐探刘乙光等人的无理刁难更是气愤难平！她的身体突然消瘦下来，精神也难以振作，经医院会诊：于凤至得了乳癌，必须移地就医。张学良将军望着“大姐”日渐难撑的病体，只得做出决定：立即派人送于凤至赴美就医。
但是，谁来接替于凤至陪伴张学良将军苦度“管束”生活呢？唯有赵四小姐。对此，知情人记述道：
绮霞获悉张学良需要她去照顾的消息，毅然决定前往张的囚地。以绮霞当时的情况：在香港拥有相当数量的钱财，有自己的住所，生活是很安定舒适的，加上儿子年幼也需照拂，她不去张学良的囚地是可以的。但是，她考虑到正在危难中的张学良，此时此刻需要她去陪伴，她只能抛却一切优裕的条件，去同张学良一起过囚禁生活，其中包括舍离自己的最心爱的儿子。
绮霞的儿子张闾琳，其时不满十岁，既无独立生活能力，也无亲人在港照管，而她将要去的囚笼，又不能带孩子同去。怎么办呢？绮霞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她在痛苦的思索中，忽然想到一位美国朋友，他是张学良的忠实朋友，张学良曾将一笔财产委托给他保管。于是，绮霞带着闾琳来到美国，将孩子交给这位朋友照看，请他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设法让他念书，但不许孩子接触外界任何人，也不能向他人谈及这个孩子的有关情况，以防止有人加害于孩子，或因环境复杂发生其他意外。临别的时候，不满十岁的闾琳哭闹得十分厉害，他哭喊着要跟妈妈回去，紧紧地抱着她的腿，妈妈泪满双腮，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孩子被拉开了，绮霞呜咽着，步履蹒跚地朝着既定的方向向前走去——那里是湖南沅陵凤凰山张学良的囚所，那儿是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活。
……
身患癌症的于凤至夫人就要离开了，她心里清楚自己未来的命运——即使能战胜癌症顽疾，恐怕也难以回到张学良的身旁，陪着心爱的“小爷”过这寂寥的铁窗生活了！她紧紧拥抱着赵四小姐，哭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是，她却从这紧紧拥抱中感到了一种慰藉，似乎赵四小姐在对她说：
“去吧，放心地去吧！我愿永生永世陪伴我们共同爱恋的人……”
于凤至告别了相亲相爱二十余载的“小爷”，从此再也没见到张学良。
赵一荻坚定地陪着张学良，但她绝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长——相濡以沫五十年！
很快武汉沦陷，湖南吃紧，张学良将军在赵四小姐的陪伴下转移到贵州省，在贵阳麒麟洞稍做停留，然后又被转押至息烽。由于关押地点靠近公路，不安全，遂又转移到偏僻的修文县阳明洞，一住就是一年又六个月。
阳明洞在修文县郊一个小山冈上。明理学家王阳明在此讲学，设立罗冈书院，后人为了纪念他，在书院旧址修王文成公祠。祠不大，张将军就被囚在右偏殿内，住得十分不舒服。关于他这一段的生活，时人做了如下记述：
张将军爱好体育锻炼，特务们为他修建了一个简易的篮球场和网球场。张将军照例早起打网球，然后，读书看报。疲倦了就到河边塘边钓鱼，或者上山打鸟逐兔。有时也和宪兵、特务们打篮球、下棋或打麻将。
张将军最感痛苦的，不仅是个人失去自由，主要还是怀着满腔热血，坐看抗日战争在激烈进行，而自己报国无门。想起国难家仇，他万分悲愤。他每天上午坚持阅报，对照着地图来看战讯。看到胜利消息就笑逐颜开，看到某地失守，就蹙眉叹气：又失守了，怎么净打败仗！他生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痛苦，以至面容消瘦，头发脱落，显得憔悴苍老。
张将军没有办法，于是转而学习明史。他身居阳明洞，一方面受到王阳明事迹的影响，另一方面联想到明末外患纷来、国亡无日的教训，想从明史中找答案，所以他买来许多有关明史的书籍，下午和晚上埋头研读，做笔记，每月还给蒋介石送去一份“读史心得”。
张学良将军潜心研读明史的同时，仍然记挂着没齿不忘的国难家仇，恨不得插翅飞到抗日的疆场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他当然清楚，没有蒋介石的批准是有翅难飞的。他和心爱的“小妹”——赵四小姐密商，买了一块精制的金表，烦人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不早了，该放我了”。蒋介石极度聪明，学着张学良的办法，只回赠了数根外国钓鱼竿，“意谓不要急，再养养病、钓钓鱼吧！”
一九四一年五月，“张学良患急性阑尾炎，绮霞陪他在贵州中央医院做手术。出院后，他们又被囚禁在贵州黔灵山麒麟洞、开阳刘育乡，一九四四年冬迁至贵州桐梓，在桐梓天门洞一直软禁到抗日战争胜利”。
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软禁地名叫“小西湖”，位于城东北乱山环抱之中，杳无人烟。“湖面积百余亩，四面是高山，西面是一块不小的平川地。仿照西湖格局，湖中建湖心亭，搞了一个‘三潭印月’，湖心亭的对联是：一湖西子水，半壁桂林山。湖的沿岸遍植杨柳，西岸边修了一个‘柳浪闻莺’，附近还修了跑马场、篮球场和网球场等设施。湖的东面山上是两个巨大的洞，深七十多米，两头见天，名曰上、下天门洞，下有天门河，湖水即由此引入。山峰上修了望湖亭、放鹤亭，山上有返照岩、金家岩、天桥、天门溶洞诸名胜。在湖的西北山坡上修了一幢新式的平房，供大批特务居住。他们组设了副官组和巡逻队，周围岗哨密布，警卫森严，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
所谓副官刘乙光是个极坏的家伙，为了在精神上折磨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经常采取一些过分的做法，比如限制他们在规定范围内的行动自由，克扣外间寄给他们的衣物食品，特别是放任自己患疯病的老婆及无知的孩子，常常吃饭时在桌上胡吵胡闹，致使张学良、绮霞无法进餐”。诚如当事人所记述的那样：
在与世隔绝的寂寞中，再加上种种非人的待遇，张学良和绮霞的凄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只得两人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绮霞身上，绮霞则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给张学良以安慰和照料。张学良是个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并且好动的人，凡是张学良需要做的，绮霞就陪着做，跟着学，做到样样都会，都能跟着来。张学良在囚禁中不时用英语会话，绮霞就学习英语，随时和张对话；张学良要打网球、排球等，绮霞就陪他对打；张学良研究明史，写文章，绮霞就给他购买书籍，查找材料，帮助做一些文字工作；到了张学良厌倦读书，喜欢文物古玩的时候，又是绮霞去帮他采买、鉴定和收藏。
在软禁中，许多生活琐事都得绮霞自己动手；而绮霞在这种情况下，显得什么都会干，并且做得很好，比如仿照新的式样缝制衣服、烹调可口的菜肴等等。张学良使用假牙，保养假牙要用一种细线绳，这些线绳都是绮霞一根一根地用手捻成，然后打上蜡料备用。
……
这无疑会给孤寂中的张学良将军带来最大的慰藉。但是，他内心依然压抑着报国无门的极大愤懑。最后，他只好借吟诗发泄。当时，有两首诗作流传于世，曾轰动山城，波及全国。现恭录如下：
发芽
盼发芽早，
愿根叶
长得茂；
深耕种，
勤除草，
一早起
直到
太阳晒的
似火烧，
呀，
芽，毕竟发了！
抢粪
到处打主意
抢粪
偷尿
活像强盗。
在人前夸口为的
那样菜
是我的顶好，
呱呱叫。
这两首新体诗，文字通俗易懂。张学良将军以“发芽”比喻抗战胜利，以“抢粪”讽刺国民党蒋介石抢占胜利果实，有由衷的喜悦，也有辛辣的讽刺，令人寻味不已。大戏剧家田汉读罢感慨万分，当即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对张学良将军的不幸遭遇寄予无限同情，对蒋介石长期监禁张学良的卑劣行径予以鞭挞。恭录如下：
某公近从息烽过，
带来将军消息多；
挑灯辛勤读史记，
下笔辄复成新歌。
使君学圃岂得已，
子牙垂钓悲蹉跎。
独疑胜利复员日，
长系壮士将如何？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学良将军认为获释有望，心情为之一畅。同时，全国掀起了请释张学良将军的热潮。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周鲸文和一些关心张学良将军的东北人士，发动援助张学良恢复自由的活动，并请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董必武予以援助。周恩来副主席除去在山城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呼吁而外，还在一九四六年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的大会上发表演讲：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
“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面对山坡掀起的请释张学良将军的热潮，蒋介石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他就像是绝不做蚀本生意的政治奸商那样，开出了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价码，请东北资深元老莫德惠做中间人，去桐梓打着看张学良将军的幌子，去洽谈这笔颇有分量的政治交易。
这时的张学良将军已幽居近十年之久，虽说精神尚好，但已满头白发。他“闻知故人来访，心情至为兴奋。当他奔跃车前，热烈迎迓莫老时，已是泪流满面了。当晚张氏接读莫德惠带来的一些友好来函，情绪激动，一夜未能入眠。”
翌日，莫德惠在进入洽谈正题之前，故作笑颜地问：
“汉卿，家乡光复了，你一定很高兴吧？”
“高兴，我太高兴了！”张学良说罢旋又叹了口气，“可是，在这山河光复之时，我张学良有愧于国家和乡亲啊！……”
张学良将军言之有愧，是指自己未能对伟大的抗日战争贡献力量。最近，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到此事仍愧疚地说：“我当然很痛苦，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想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中日战争我没能参加。”
莫德惠自然了解张学良这种特殊心情，他听后叹了口气，遂缄默不语。
“行前，你见到委员长了吗？”张学良将军有些忐忑不安地问。
“见到了，”莫德惠显得是那样的沉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奉委员长之命来看你的。”
“他对我的事是怎么说的？”张学良将军迫不及待地问。
“他说，时下可以还你自由，但必须答应他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
“一、委员长要你公开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交出‘九.一八’事变前夕，委员长给你的那则不准抵抗的电报；三、释放以后，你必须出洋。”
张学良将军听罢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权衡利弊得失，陷入了是要自由，还是继续过“管束”生活的矛盾之中……
西安事变“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讨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张学良将军始终如一的看法。即使是到了今天，他依然认为：“事变共产党开始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大丈夫光明磊落，敢作敢为，这是张学良做人的信条，他决不做这种篡改历史的事情。况且，共产党、周恩来这个朋友没有做任何对不住他的事，他怎么能为了换得个人的自由而栽赃朋友呢？另外，他清楚蒋介石要他承认此事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发动内战提供口实。他决不会为换取自由，而放弃“反对内战，拥护统一”的主张。
谈起蒋介石所关心的那则电报，张学良将军更是耿耿于怀，终生不忘。“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因执行这则电文命令而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他出于忠君体国的思想，从未把“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罪责推到蒋介石的身上。伟大的抗日战争结束了，蒋介石为了塑造抗日民族英雄的伟大形象，他想销毁这则电文。作为历史，谁也无权、而且也不准伪造历史以欺骗后人！因此，张学良将军无法接受这一条件。
谈到出洋这个条件，张学良将军认为是无所谓的。他历经痛苦的思索，遂掷地有声地答说：
“请转告委员长：自由虽然可贵，名节更重于自由。我就这样随遇而安地生活吧！”
二
就在张学良将军严词拒绝蒋介石的三个条件不久，蒋介石明令指示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把张学良解往台湾。
郑介民致电重庆军统局结束时期的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起解。”
刘乙光遵命把张学良将军送到重庆，住在歌乐山戴笠生前的寓所。
张严佛原先是西北总部机要组内由戴笠挂名的第三科首任秘书、代理科长，实是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地区的负责人。名义上是张学良将军的部属，而且他们之间相处还好。但是，作为政治问题是没有私人感情可谈的，张严佛只能装出伪善的样子，欺骗说：
“副座，委员长有电报来，让送您去南京。”
张学良将军信以为真，十分高兴。在留住重庆的日子里，还会见了几个昔日的朋友，虽相对无语，但内心还是高兴的。他给客人留下的印象是：“面容憔悴，头发已花白，牙齿已掉了一半，抑郁的心情时有流露。”赵四小姐给人的印象是“更加消瘦，衣着陈旧”。时光已耗去她芳菲的年华。他们二人在重庆住了一个礼拜，被特务解往台湾。行前，刘乙光正式告之赴台的消息之后，张学良气得“愤怒地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牙咬得紧紧的”。“他回房告诉赵媞时，气得声音还在发抖。”
每逢遇到这种情况，赵一荻就变成了张学良将军顺理郁闷之气的人。今天，她依然使出全身的解数，让张学良将军知道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阶下囚总是阶下囚。最后，她又很有分量地说：
“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呢？只要你高兴地生活，有些人就舒服不了！”
张学良将军终于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静静地呆坐了一会儿，遂朝着企盼自己回答的赵一荻点了点头，说：
“好吧！就到郑成功退守的地方去。”
张学良将军飞抵台湾以后，被“管束”在新竹市井上温泉。
井上温泉风景优美。“一座平房，山峦环抱，树木葱茏，房旁有温泉可浴，环境十分幽静，根本没有居民。警卫森严，一如往昔。”但是，这美丽的环境并没有给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带来欢愉，相反，十年“严加管束”期满而刑无期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的“额上、面上已出现好些皱纹，瘦多了，老多了，眼睛也小了（据说是害了眼病的结果）”。就说性格开朗、雍容大度的赵四小姐吧，“身体不太好，瘦得可怜”。连过一架空中吊桥都望而生畏。对此，当事人曾做了如下记述：
我和母亲、斌妹、赵四小姐沿着小路上山去散步，走到一架一百五十米长的空中吊桥前，斌妹和我毫不在乎地放大步子走了过去。赵四小姐有心脏病，简直不敢动一步，慢慢地叫一个人扶着，走了一截竟头昏眼花，心跳不止，只得缩回。休息了一会，她见我母亲也平安地走了过去，于是她鼓起勇气，仍叫人扶着，勉强走过桥头。
……
不久，台湾爆发了“二.二八”起义，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险些死在刘乙光的枪下。对此，张学良将军控诉说：
台湾人闹事，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像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特务来回不停地在我屋子周围巡逻，并向室内窥伺动静。夜深了，我还听得刘乙光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传话。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就在这个时候，刘乙光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或台湾人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于混乱中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台湾乱民前来劫狱所为……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
……
由此，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刘乙光以为山高皇帝远，对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的迫害越来越明目张胆了。请看张学良将军的如下控诉：
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交代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要我和四小姐住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自己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指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抢着吃，这些事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却是骂四小姐。
……
刘乙光仗势欺压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的行为，终于声扬了出去。郑介民匆忙指派和张学良将军关系尚好的张严佛，暂代刘乙光，并进行考察。张严佛对此回忆道：
刘乙光走的那个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泻了。他谈到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午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里他自己做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做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
山居幽处境，
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
枕上泪难干。
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是“张学良敬赠。”
面对如此非人的“管束”生活，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患难与共，很快调整了心态，在如此严苛的“管束”中重新安排好正常的生活。一方面张学良将军认为“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恢复自由仍有希望，至于恢复工作——重操兵权已无可能。因此，他请求来看望他的老朋友张治中向蒋介石要求两点：“其一，只希望恢复自由，做一个老百姓，什么事情也不做，蒋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其二，那位‘秘书’同居一室，又有小孩，既吵闹又生活不方便，希望分开住。他还说，请蒋夫人也从旁协助。”
张治中先生答应，保证一定转达。张治中先生就要离去了，临别时，张学良赠诗一首：
总府远来义气深，
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
唯有清茗动此心。
张治中先生回到南京以后，即向蒋介石汇报情况，并转达张学良将军的要求。“蒋听了脸露不悦之色，只嗯嗯两声，不加置达。文白先生又找宋美龄，重述张学良的话。宋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他的第一条要求现在不可能，第二条我一定力争做到。”
帝运西沉的蒋介石是绝对不给张学良将军自由的，并下手谕：非经本人批准，任何人不得往见张学良！
从此，张学良将军的处境更加孤寂。但是，由于宋美龄把张学良将军要求的第二点做到了，把刘乙光调走，所以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最感痛苦的一件事，从此总算解除了。
不久，张学良将军在赵四小姐的帮助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史的研究中去了。他希望从明朝的兴衰，感悟到中华民国的衰荣；从蒙族灭汉兴元、满族入关建清的历史更迭中，猛醒到弹丸之地的日本，为什么能侵占自己的故乡东三省，大半个中国也沦为殖民地。诚如他事后对记者所说：
“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
但是，在特务们的“管束”和监督下，张学良将军对明史的研究，只能停留在默默的探索中。他有嘴不能和心爱的助手——赵四小姐谈论悟出的“心得”，有手也不能把“心得”变成文章。这种研究学问的痛苦，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蒋介石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希望张学良将军写回忆录；早已掌握实权的蒋经国亦步乃父之后，希望张学良将军撰写回忆录。对此，张学良将军犹豫了。
“写吧，把你经过的事都写下来，留给后人去评说这桩桩历史公案。”赵四小姐对业已暂停明史研究的张学良将军建议着。
是啊！张学良将军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是何等的需要记录下来传于后世啊！就说西安事变吧，还有多少谜案留给后人去推断、去猜疑？况且，欧美的政治家退休后，大都亲自写下一卷又一卷的回忆录。张学良将军望着赵一荻那企盼的目光，遂深沉地点了点头。
张学良将军决定写回忆录了。他拟订了大纲，并确定了写回忆录的原则：“第一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见的。”可是，当张学良将军拿起笔来后又退缩了，怎样写？能不能写？写后会引来什么后果……这一个个问号又在他的眼前出现。最后，他把手中的笔往桌上一掷，决定不写回忆录了。
事后，就世人关心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对友好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被共产党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是我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这些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
最近，张学良将军赴美省亲，终于道破了天机：蒋总统与经国先生“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好的、坏的，都如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而且我认为有些事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人的心灵是需要平衡的。而越是伟大的人物，就越是需要心灵的平衡。张学良将军放弃了研究明史，掷笔罢写回忆录，靠什么填补他那猝然显现出的心灵空白呢？或许是他从昔日被幽禁的古刹中得到了某种启示，或许因为他在青年时代和青年基督教会有着密切的来往，更可能的是宅邸附近的教堂里的钟声，潜移默化地惊醒了他的心灵，他毅然决定和赵四小姐一起研读《圣经》，从《圣经》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平衡。诚如他对记者所说：
“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觉得《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由于专心研读《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
张学良将军依然保留着军人的性格，说干就干，遂天天和赵四小姐研读《圣经》，一块讨论教义，很快，上帝便主宰了他们二人的心灵。为了彻悟《圣经》中那深邃的玄妙之理，他又成了“美国一家学院——研究圣经的学院——的函授生，周联华牧师是我的老师。”
朝鲜停战以后，台湾在美国第六舰队的保护下，相对地安定下来。半路“出家”——皈依基督的蒋介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张学良将军已经成了上帝的仆从，失去了威胁蒋家天下的潜在能力，遂决定一九五九年张学良将军诞辰之际，正式下令解除“严加管束”。嗟乎悲哉！屈指算来，张学良已经被关押了二十二年之久，远远超过了所定的十年刑期，法律安在？
即便如此，蒋介石仍然害怕后人“信笔改史”，诋毁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写一份忏悔性的回忆录。他当面对张学良将军说：
“关于西安事变，我们这方面应变的计划和资料十分完整，而关于共产党方面的资料相当欠缺，你知道的应该不少，空闲的时候，写一些下来，当作史料保存下来。”
“报告总统，我原本不想再谈西安事变，想把那不愉快的一段回忆带进棺材算了。现在总统既然要我写下来，我就只好照办了。”
张学良将军很快写好了回忆录，并转给了蒋介石。但是，不久在台湾以张学良的名义发表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造谣、污蔑、中伤是情报机关惯用的手法，他们虽然篡改了张学良的《自述》，但瞒不过历史见证人。当张学思由于对乃兄的思念与此文的披露，向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时，周恩来也潸然泪下。周恩来总理做了如下的结论：
“当年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党内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
“严加管束”虽说解除了，但相依为命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半隐居的生活中，他们之间相互依恋的情感愈发浓烈，最后，竟然想在暮年完成他们相爱的最高形式——结婚！
自从赵四小姐在香港舍离幼子赴湘西相夫共囚以来，屈指一算已有二十六个寒暑。他们“淡然过着悠长而单调的日子，但两人恩爱异常，原本有无形式上的结婚都无关紧要”。如果从他们幽居北陵算起，业已同居整整三十五个春秋。补办结婚手续的目的，除了要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夫妻的目的外，亦表明暮年的张学良将军对心爱的“小妹”的爱情升华。对此，赵四小姐是完全赞同的。
自然，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结婚，还有宗教信仰的原因。这时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已从对基督教义发生兴趣，转而就要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了。他通过黄仁霖转告宋美龄：准备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
宋美龄自幼受洗入教，是一位笃信无二的基督教徒。她不会忘记自己和蒋介石结婚受到的教规限制，以及蒋介石借机和元配毛氏离异、把如夫人陈洁如打发到美国留学、把侧室姚怡诚留在姑苏看管可爱的“纬儿”的往事。因此，她严肃地对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说：
“依你现在的情形，是不够洗礼的，因为你和于凤至还有正式的婚姻关系，又和赵四小姐同居了几十年，等于同时有两个太太，是不可以的。”
这条教规，意味着张学良将军必须和元配夫人于凤至离婚。
于凤至夫人自湘西告别张学良将军以后，转赴美国根治顽疾癌症。手术后留在美国，卜居于距旧金山四十里的小镇“多树城”。与女儿张娴英、女婿陶鹏飞博士共住一起。这些年来，她经常遣派女婿赴台，探视久违的亲人张学良将军。应当说他们是身隔重洋、心在一起的恩爱夫妻。时下，为了宗教的缘由必须离异，这给患过癌症且又临近古稀之年的于凤至将会带来何等的影响呢，慢说是张学良将军，就是曾和于凤至朝夕伴夫的赵四小姐也于心不忍。
但是，于凤至获悉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欲要结婚以后，再次表现出“大姐”的豁达和大度。她“对于三十年来一直陪伴在‘少帅’身边与之共患难的赵四小姐颇为敬佩，且为其坚贞的爱情所感动。她曾表示：‘只要能帮助他精神快乐，只要能使他高兴，任何事情我都肯为他代做。’因此，张学良提出上述要求后，她慨然应允，使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得以在台北顺利结婚。”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位美籍人士家中举行婚礼。仪式简单隆重，除了证婚的美籍牧师外，还有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及王新衡、何世礼等十二位友人观礼。
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结婚以后，安住在台北市复兴岗新宅。这是一栋不起眼的平房，“爬满了绿藤、围满了绿阴的房子”。平时，他除了访友、研读《圣经》外，最喜欢做的事情有两件：
其一是“上馆子”。据说，凡是台北有像样的饭店开张，张学良夫妇必定率先光顾。
其二是养兰花。有消息说，过去每当岁末年初，兰花盛开的季节，台北市区近郊的兰园常有位“赵老先生”乘坐一辆白色轿车，带领三男一女前往赏花。对此，有人做了如下记述：
这位“赵老先生”身材高大，有时着灰黑色西装，有时穿藏青色长褂，满头灰发，面色红润，声若洪钟，精神健硕，穿着红色软质平底布鞋，步履轻捷，从他不凡的气宇与健貌中，略可见年轻时候的俊朗。
时间久了，兰界人士才渐渐知道，这位“赵老先生”就是半个世纪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而每次总是留在车厢中的女士，虽人已中年，风韵犹存，高雅的容颜中依稀可见昔日的风华，她便是“张少帅”的红粉知己——赵四小姐。其余紧紧跟随在张学良身后的三位男士，一位是司机，两位是安全人员……
张学良在家中养了二百多盆兰花。过去逢星期假日，在台北桥下的兰花交易所、重庆南路民众活动中心，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踪迹，若逢“国兰”单位举办兰展，他更是每展必到。
对此，张学良将军曾对名记者于衡先生说过下边这些话，并经于衡先生整理，刊登在台北《联合报》上：
谈到养兰，他说：“我家里有兰花两百多盆，养兰是一种享受。譬如浇水、施肥、移动花的位置，适度的阴凉和适度的阳光……因为养兰，我买了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而且和这一方面的专家请教。”
张学良说：“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
……
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结婚以后，随着“管束”的解除，他们也可以颐享人世间的天伦之乐了。这时，他们的爱情结晶——闾琳在美国已长大成人，并与粤系名将陈济棠的侄女陈淑贞结婚，生有二子。为了探望孙子，赵四小姐曾获得“特许”前往美国探亲，但每次都不会超过三天，可见她对张学良将军的一往情深。同时，闾琳和夫人陈淑贞也很孝顺，“每隔一段时间，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必定千里迢迢地自美返台，探视张学良夫妇。张学良很疼爱他的孙子，即使老友来访，谈兴正浓时，只要一看见孙子出来，他可以立即终止谈话，去跟他的孙子玩耍，甚至趴在地上，让他的小孙子当马骑。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竟有如此童真，实不多见”。
虽说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早已皈依基督，似已跳出三界外，但他们依然关注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化，对他所经历的重大的政治事件耿耿在心，永志不忘。并从以往的历史中悟出更为深刻的人生。最近他在美国的公开谈话录，即是明证。就是在台湾过半隐居的生活时，他对记者也如是说：“近年来我家只订两份报纸、一份月刊。两份报纸是《中央日报》和《联合报》，一份月刊是《兰花世界》。”张学良将军说，“可惜的是《联合报》的字太小，内人为我读报时，感到十分吃力。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改进？”他说：“我一直对报界人士敬重，那是因为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稍后，看到《大公报》张季鸾先生写的一篇有关‘九.一八’的社评，文中有血有泪，有些文句，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中，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
另外，张学良将军蜗居台北，对故人故土真是“靡日不思。”一九八○年十月二十日，他在马安澜的陪同下，偕夫人去金门参观，用望远镜眺望了厦门。马安澜有意地问：
“怎么样？”
金门是台湾所谓防卫前沿，此行及问语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张学良将军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此地风景很好！”
但是，当张学良夫妇由金门返回台岛以后，他给亲友的一封信中，却引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晚年的思乡诗句：“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足见张学良将军对故园之思是何等的深切。
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在人生之海里泛舟，并非都是幸福和欢笑。突然，赵四小姐得了肺癌，住进了医院。这对已进入“无所求”之年的张学良将军而言，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为了祝福爱妻战胜癌症，每天为之祈祷。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还是“上帝”真的赐福于忠诚的奴仆？赵四小姐真的战胜了癌症，重新又回到了张学良将军的身旁。还有一次，张学良将军猝然高热，经久不退，旋即住进医院，经诊断是重感冒。对于赵一荻此时此刻的心情，于衡先生做了如下记述：
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夫人赵一荻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其间有两个晚上，赵一荻就睡在病房中的沙发上，直到第三天凌晨张学良的高烧退下去，她才在晚上回家去睡。
……
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的生活中，还有两大乐趣鲜为人知：
其一，他们夫妻之间经常抬杠，并在抬杠中寻求一种不谐和的人生情趣。对此，他曾经对东北大学前校长冯庸老友说：“我们俩人常抬杠，五十年前如此，前几年仍然如此。”最近，在他九十华诞的宴席上，他仍以“抬杠”答之好奇的记者，且说罢哈哈大笑，足见得他们二人于“抬杠”中领略到了多少人生之乐趣。
其二，会友。有关这一人生乐趣的详情，请看下一节内容……
三
张学良将军一生交友甚多。除去在军政两界的同人朋友外，文史哲经教诸界的朋友也不算少。本节所介绍的朋友只有两位，一是蒋经国，二是张大千。张学良将军与蒋、张二人相交的过程中，不仅有着鲜为人知的友情，而且还有令今天的读者都能感悟到的更为深邃的内涵。
张学良将军很早就和蒋经国相识了，而且一见如故，成了很好的朋友。最富戏剧性的是，蒋经国能够自苏联安然回国，盖源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能够得识于蒋经国，又是因为他遵照蒋介石意旨，在奉化溪口镇接受所谓的“严格管束”。对此，张学良将军在回忆了他引周恩来见蒋介石的前因后果之后，又说了如下这段话：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所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略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
对此，不幸谢世的江南先生又做了如下的自我想象和推理：
周恩来能够“满口答应”帮助经国返乡，弦外之音，经国在苏联的情况，通过王明的联系，延安方面是了然的，只是担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不得要领而已。
国共合作的气氛，由“西安事变”做契机，顿时热络起来。一九三七年二月，周恩来、潘汉年，相偕赴南京，合作乃成具体事实。
就是这样戏剧性的事件，为经国个人的历史，带来戏剧性的发展。
斯大林双手将经国送还蒋先生，作为中苏进一步合作的献礼。莫斯科、西安、南京三地的微妙关系，经国一无所知。忽然间，接到通知，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那份惊喜，只有汉朝的苏武有此体验。
……
但是，蒋经国回到杭州以后，等待他的却是父亲蒋介石的冷落，半个月过去了，蒋介石依然不见他这个分别十年的儿子。
文胆陈布雷是知之内情的，他婉转地劝蒋介石：“总裁明察秋毫，难道还看不出当初蒋经国的那些话、写的那些文章，是言不由衷的吗？”
蒋介石遂决定在“西泠饭店”传见蒋经国。
蒋经国双膝跪下，叫了声“爹爹！”就泣不成声了。蒋介石也动了父子情，也禁不住地潸然泪下。当他扶起蒋经国以后，又摆出为父的尊严，训斥道：
“你的学问、经历，以及到俄后至今回国之间，十余年来，每年每月个人之经历，可先做具体系统的报告，再述你以后个人所抱负的志愿，以及能力所及与你所希望之工作，以备考略！”
不久，蒋介石指名北洋政客徐世桢的儿子徐道邻为“太子太傅”，辅佐蒋经国回溪口去闭门读书，洗脑思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变相的“严格管束”。
无独有偶，张学良将军已经在此“严格管束”三个多月了！
曾经有人把张学良将军“放蒋”之举，比做三国时代义释华容道。历史证明张学良将军就是当今的关云长，而蒋介石的胸怀就远不如曹孟德了。蒋经国也因此而不满意其父蒋介石的所为。诚如有人评论的那样：
从某种意义说，张还是蒋的恩人哩。而今，两人结局却是如此殊异。施恩者，身遭缧绁；受恩者，位极尊荣。当时的蒋经国，对于张学良，内心也可能怀有一种感激之情……但这种感激之情是不能表露出来的。
……
蒋经国这位特殊的“管束”太子，十分理解在自己故乡“严加管束”的张学良将军的心情。他主动地登门拜访，十分客气地说：
“张副司令，家父让我来看您，您身体如何？”
从此，蒋经国就以太子的身份，常去雪窦寺与张学良下棋、聊天或钓鱼，帮他排忧解愁。有时蒋经国干脆把书本也带到雪窦寺去，与张学良同窗共读。不久，溪口的“小洋房”竣工，蒋经国主动地请张学良搬去同住。实事求是地说：两个不同性质的“管束”者心心相印，很快成了朋友。后来，蒋经国回忆这段读书生活时写道：“张学良专攻《明史》，我读《朱子纲目》、《阳明全书》、《曾文正公家书》。”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蒋经国结束溪口洗脑思过生活，奉调去陪都重庆晋见父亲蒋介石。从此，他和张学良将军失去了重逢的机缘。
他们一别就是十多年！
自蒋介石父子败退台湾始，“严格管束”张学良将军的工作交由蒋经国负责。这样，两位相交很深、分别很久的朋友，就又重新获得相逢的机会。作为朋友的蒋经国，在就任行政院长以前，“不论工作多么忙，总是过不了多久就要去看望张学良夫妇，或是邀约张学良夫妇去他的官邸小聚，并邀几个他们共同的朋友作陪，关系甚为密切”。
一九六二年，美国白雪溜冰团第二次到台湾演出，一天，蒋经国派人去买票，选了连号四张座位，又在这些座号的前后左右买了“插花式”互不相连的门票七八张。晚上蒋经国一行四人入了场，谁也不知道和他一起来的另三位是什么人，而泄露秘密的，竟是负责保密的安全人员。他们当中一名负责带队的，曾把场地里的负责人找去说：“今天是蒋经国先生陪张学良夫妇来看，你们要留意一些。第一不能随意告诉人，第二更不可让新闻记者知道。”因此，场地负责人才知道来者何人，并得知所买“插花式”门票是供安全人员入座。
过两三天后，张学良还想再看一次，于是蒋经国又派人去买票，并又陪张学良夫妇看了一次。
同时，蒋经国也允许张学良将军的故旧去探望他。例如：
周鲸文在西安事变前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五十年代中离开北京去香港居住，六十年代有事去台北，被获准去看望张学良，周感到意外。有的是蒋经国主动提出让张学良探望的，如沈鸿烈在荣民医院养病时乍见张学良来访，惊讶地问：“汉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张答：“今天是经国初度，席间他告诉我的。”沈又问：“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张不假思索，说：“溪口把晤已二十六年。”沈鸿烈是张氏父子两世“老臣”，张学良囚禁在溪口时，情绪很坏，蒋介石电召任青岛市长的沈鸿烈去溪口安慰张学良。沈到时，张学良正和一些要人在庭院中散步，张即引沈入屋内，抱住痛哭，继又闭门长谈。沈先到张学良处，还未晋谒蒋介石，有点不安，但蒋介石却打电话给沈，说：“听说你已与汉卿相见，可多留几日，妥为慰勉。”结果，沈在溪口陪张学良住了十一天。久别重逢，二人抚今追昔，沈以对张处境无能为力而伤感，张反慰勉他。当沈知道赵媞在室外等候，忙请进来，叙述家常。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张学良等告辞，沈鸿烈已年高八十有二，亲送出门，怅然分手，木立凝视，很久才回屋。
……
自蒋经国任台湾“行政院长”要职后，张学良主动减少与他往来。但是，每逢佳节或遇大典，蒋经国依然邀张学良前往。
然而蒋经国毕竟是一代政治家，他所遵从的信条当然还是政治。蒋介石死前嘱咐蒋经国，对张学良是“不可放虎”。蒋介石死了，他的反共图存政策还继续存在，且又是蒋经国新政权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他必须高唱、执行。另外，张学良一向主张反对内战，力主统一，加之他和共产党早有交往，并认为可以化敌为友。释放他只能动摇蒋氏政策，涣散人心和军心。因此，蒋经国虽然和张学良交了朋友，但他还必须继承其父对张学良的“管束”。由此，使后人也看到了传统的治国法则：
政治上的利害，远不是个人恩怨所能替代的。
张学良将军和画坛宗师张大千相交半个多世纪，有许多佳话留在人间。但当代的读者，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交往，却是从“不打不成交”开始的。
张学良“将军爱好书画，收藏甚富，尤精鉴赏，赝品极少”。这是他的盟弟周大文所记，自当可信。
但是，被画坛巨匠徐悲鸿先生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无意之中却骗过了张学良将军鉴赏书画的慧眼，二人由此相交，并成为终生不渝的挚友。
那是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张学良将军入主北平，成为江北半壁河山的最高主宰者。就全国而言，他也是蒋介石一人之下，真可谓权倾天下。一天，他微服简从逛琉璃厂，购得几幅大画家“石涛山水”，兴意极浓地返回官邸，并请有关友好前来欣赏。其中一友告之：近来出了一位张大千，临摹石涛山水乱真，连大画家黄宾虹都曾上当受骗，惊呼张大千是当今画坛奇才。副司令所购这几幅“石涛山水”，会不会是出自张大千之手的赝品呢？
张学良将军听后十分扫兴。后经名人鉴定：果真是张大千临摹的赝品。
张学良将军久知张大千的为人：“盖以三代两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之奇，大千浸**其中，放浪形骸，纵情挥霍，不尽世俗所谓金钱而已，虽其天才与其健康，亦挥霍之。”（徐悲鸿语）自然他也听说过徐悲鸿先生赞美张大千的誉词：“呜呼大千之画美矣！安得大千有孙悟空之法，散其髯为三千大千，或无量数大千，而疗其昏聩凶厉之末世乎？使丰衣足食者不再存杀人之想乎？噫嘻！”他历经深思，遂决定利用一次大型宴会之机，给张大千发去一张特制的请柬：务请莅临赏光。
张大千从不惧怕登临权贵之门，但他今天却捧着这张特制的请柬犯了难：应邀赴宴吧，不知这位少年得志的少帅会如何处置自己；借故抗命拒赴宴会吧，他张大千在北平，乃至于全中国很难再混得下去。几经权衡，遂决定硬着头皮赴宴，会一会这位大上自己赝品之当的少帅！
宴会开始了，令张大千惊诧的是，这位少帅并无怒色。相反，宴会进行到中间的时候，他指着张大千向宾朋友好介绍道：
“这位就是仿石涛画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先生。”
啊！这位少帅果然不同凡响。从此，张学良和张大千始有交往。
就在这次宴会不久，张大千怀着“探宝”的心情又一次光顾琉璃厂，一位古玩商取出一幅构图新颖、色泽明丽的藏画，请张大千鉴赏。他仔细研究了这幅古画的风格、用笔、着色之后，暗自惊喜地说：
“这是新罗山人华嵒的精品！”
华嵒为清朝初叶著名画家，深受石涛大师绘画作品的影响，并对清朝中期的画派曾产生过影响。而张大千尤喜华嵒的画风。对此，徐悲鸿先生曾说过如下这段名言；
生于二百年后，而友八大、石涛、金农、华嵒，心与之契，不止发冬心之发，而髯新罗之髯。其登罗浮，早流苦瓜之许，入莲塘，忍剜朱耷之心。（.号为笔者所加）
张大千双手紧紧捧住这幅华嵒的精品，生怕被其他行家里手抢去似的。他问道：
“请问开价多少？”
“银洋五百元。”
“我看，三百银洋即可成交。”
“好！货卖行家，三百银洋就卖给你张大千先生。”
张大千喜不自禁，放下这幅华嵒的精品，向口袋一掏，方知未带这样多的钱。他急忙又说：
“请把这幅画收好，我三日以后必带钱来取画。”
“行！”古玩商接过这幅华嵒的精品，遂又放进特制的保险柜中。
张大千唯恐有变，再三叮嘱之后，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琉璃厂。
三天过后，张大千兴致勃勃地来到琉璃厂，将凑足的三百银洋往案几上一放，大声说：
“掌柜的！一手交钱，一手交画。”
掌柜的闻听面带难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对不起！那幅华嵒的古画已经出手了。”
张大千视名画为国宝，不惜倾万贯家财而购之。因此，他听后勃然大怒，指责这位古玩商不讲信义。最后，他竟然气得把大胡子翘了又翘，怒声责道：
“诚招回头客，信取八方人，这两句经商的至理名言你懂不懂？”
“懂！懂……”
“那你为什么失信于我？”
“请大千先生息怒，我有难言之苦啊！”接着，这位古玩商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就在张大千离去不久，张学良赶到了琉璃厂这家古玩字画店，问及有何名贵的书画珍品。这位古玩商人抱着能多卖些钱的特殊心理，又将华嵒的那幅珍品取出，开价要了五百银洋。没想到张学良连价都没还，当即命随侍取出五百银元往案几上一放，干脆地说：
“请数钱吧！”
到这时，古玩商人复又想起张大千来，但是当他看到白花花的五百银元的时候，又喜不自禁地暗自说；“多赚了二百银元！”遂又乐呵呵地笑着说：
“张副司令赏的钱岂能少？欢迎再来。”
可是今天，这位古玩商又换做另一副模样，话中有音地对张大千说：
“他是当今北平的皇上，把五百银元往我桌上一甩，我敢不卖给他？”
对此，张大千还能说什么呢？
不久，张学良因热河抗战败北，代蒋受过下野，旋即南下上海，西游欧洲，回国后驻节武昌，自然和张大千失去了谋面的机缘。一九三五年十月，张学良调任西安，掌西北“剿总”副司令之职，才得以和张大千劫后重逢。
一九三五年的重阳节到了，正值壮年的张大千游西岳华山，登太华峰写生。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将军，闻讯亲迎张大千去西安小住。这消息自然瞒不过张学良，他急忙赶到杨公馆看望久违的张大千。他紧紧抓住张大千的双手玩笑地说：
“大驾光临西安，不到我的公馆住住，休想离去。”
张大千也很想去张公馆叙旧，遗憾的是他今晚必须启程回北平，明晚是老友余叔岩的告别演出，且又是看家的拿手戏《打棍出箱》。因此他为难地说：
“告别演出不参加不好，好在来日方长，我再去张公馆叨扰。”
“没关系，”张学良大包大揽地说，“立即把火车票退掉，搬到我的公馆小住一夜，明天我用专机送你回北平，保你误不了看余老板的告别演出。”
张大千是位重情义的艺术大师，他一听张学良这番热情的话语，当晚就由杨公馆搬进了张公馆。他们二人叙旧的同时，张大千又执笔为张学良画了一幅华山山水，并深得张学良的喜爱。可惜的是，张大千在烘烤这幅山水图的时候，因回头和张学良说笑忘情，致使这幅佳作被火舌卷了，且殃及黑髯。张学良心疼不已，有些感伤地说：
“我的背运还没走完，连享用这样绝美的山水图的福分都没有！”
“不要这样丧气，”张大千重新展纸拿笔，“我宁可对不住老友余老板，也要为你再重新画一幅！”
张大千乘兴泼墨挥毫，至半夜时刻画就了这幅有名的《华山山水图》。接着，他又挥笔题诗，完成了这堪为诗、书、画俱佳的珍品。
张学良大喜过望，旋即和赵四小姐设盛宴款待张大千。翌日，他又亲自驾车送张大千去机场，派他的座机送张大千回北平。
士为知己者死。张大千回到北平以后，念念不忘张学良的深情厚谊，遂又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学良。上题：黄山九龙瀑。上款是：以大涤子法写奉汉卿先生方家博教；下款是：乙亥十一月，大千张爰。
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画中精品，张学良视若至宝，爱不释手。
一年之后，西安事变发生了，张学良因此而失去了自由。自然，见张大千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就说他心爱的《黄山九龙瀑图》也是很晚才找回到身边。睹物思友，不胜唏嘘。
可是张大千的运气实在不错！除去艺术上至精至美而外，由同乡老友张群的介绍，在重庆当了一段宋美龄的国画先生。据传云，台湾博物馆中还珍藏着张大千和宋美龄师徒合作，并由蒋介石亲笔题签的画轴。字随人贵，这些画自然是国之珍宝了。
北平和平解放了，寓居香港的张大千先生怀着异样复杂的情感，同时也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景仰，专意做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托何香凝先生带往北平转呈给毛泽东主席。这幅墨画荷叶莲花，设淡色。左上方题款：“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井大千张爰。”
然而，张大千先生出于独特的艺术家的品格，他既没去台湾，也没回大陆，于香港定居两年之后，一九五二年举家移居南美洲阿根廷。从此，他也失去了和张学良相见的机会。
五十年代末期，宋美龄以入室女弟子的身份，邀请业已旅居巴西的恩师张大千回台湾，举办《张大千画展》。这时的张学良已由新竹井上温泉移住台北北投复兴岗。张大千思念老友心切，贸然提出要见“管束”中的张学良。东道主是蒋“总统”的夫人宋美龄，且她多次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又是张大千的同乡故旧，和张学良自一九二八年易帜迄即是政坛朋友，因此，他们都愿意促成这次相见。蒋介石权衡利弊，终于做出“准予相交，但不得向外透露此事”的决定。
张学良和张大千阔别二十多年了！一个是飘零海外的艺术巨匠，一个是幽禁宝岛的阶下之囚，二人相见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据说相见那天，张学良在赵一荻的陪同下，早早恭候北投复兴岗寓所的门口，老友相见，一时涕零难语。在赵一荻的提醒下，二人相挽移至客室，促膝长谈不厌，时有喟叹之声。每每谈及令人伤怀的往事，他们常常难以自禁地淌下滚滚的老泪。
不久，张大千离台他去，正当他借候机默祝老友张学良泰然如意的时候，一位中年人匆匆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捧着一个硬壳长形的圆筒，恭敬地说道：
“大千先生！这是张将军赠送给您的礼品，请收下。”
张大千双手接过礼品，紧紧抱在胸前，近似自语地说：
“张将军！你的情意我收下了……”
“张将军再三让我转告，”来者格外郑重地说道，“请大千先生回到巴西再打开看此礼品。”
“是，是……”
张大千先生抱着张学良将军赠送的礼品登机别台，很快就又降落在日本东京机场。可能是看礼品心切吧，他到底违约开启了圆形的长筒，取出一幅画轴，双手展开一看，啊，原来是三十年前自己在北平琉璃厂看中而未买到的那幅华嵒的精品。他的双手颤抖了，双眼也模糊了……待他那激动的心情稍许平静以后，他才拜读张学良写给他的短笺，大意谓：
大千吾兄台鉴：
三十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此新罗山人山水，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是有意夺兄之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卅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观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自责，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这次蒙兄来台问候，甚是感愧。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兄笑纳，并望恕罪。
时光流逝，转瞬五载，张大千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再次来台，报纸赫然登出“张大千大师回台北观光”的消息。有趣的是，“大师”印成了“大帅”。由于张作霖习称大帅，台湾上下一时传为笑谈。很快，张大千到北投复兴岗访晤张学良，二人相见过后，张学良就朗声笑问：
“大哥，什么时候改了行？现在何地统率三军啊？”
张大千自然知道张学良为“大帅”事发此笑问，遂双手一捋胸前飘逸的美髯，故做大元帅的样子答说：
“我何止统率三军，还得加一个军，即统率笔墨纸砚的‘新四军’啊！”
张大千一句“新四军”的戏谈，使张学良条件反射似的想起了抗战时期的原新四军军长叶挺。但他不愿因此联想引起的伤感而扫老朋友的兴，遂又打趣地说：
“新闻界敕封时，一字就抵千军哇！”
二人心照不宣地大声笑了起来。
一九七一年，张大千于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筹办四十周年作品回顾展，需向世界各地友人借用他赠送的珍品。令他惊愕不已的是，张学良送来了他三十六年前做的那幅《黄山九龙瀑图》。他睹物思人，做《赠张汉卿学良宗兄》七绝一首：
攀枝嗅蕊许从容，
欲写横斜恐未工。
看到夜深明月蚀，
和香和梦共朦胧。
张大千写罢梅花诗仍不尽意，遂又画了一幅梅花相赠。题跋：“辛亥嘉平月十五日夜二时，环荜庵看梅，适逢月蚀，因成小诗，并画寄呈汉卿老宗兄哂正。大千弟爰。”
张学良收此画诗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七六年，去国怀乡的张大千决定回台定居。遂在台北双溪自建摩耶精舍。这是一座两层的四合院，天井栽的是奇花异卉，后院则是精致小型园林，“梅丘”就在外双溪，依溪而建。梅之外更有荷花和芭蕉等多种花木，是张大千赏花的去处。
一九七八年，张大千举家翩然返台。从此他和张学良晤面的机会多了起来。随着时日的推进，张学良和张大千与共同的挚友张群、王新衡四人经常轮流做东餐叙，俗称“三张一王转转会”。轮到由张学良做东时，夫人赵四小姐亲自下厨烹调，常得四人的夸赞。轮到张大千做东时，二张一王经常边看张大千作画边谈古论今。这“转转会”给张学良将军极大的精神满足。
尾声
自西安事变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周恩来一直在怀念张学良将军，而张学良将军也从未忘记周恩来这个朋友。但是他们两个真心相知的朋友终未再次晤面、倾谈，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一大悲剧。
张学良将军在台的好友张大千、张群、王新衡相继谢世，“转转会”也就自然而然地结束了。这对张学良将军而言，大有人去楼空、不堪回首之感。
蒋介石作古了，蒋经国仙逝了，李登辉终止了“戡乱法”，允许张学良将军以九十高龄赴美探亲。今年是“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纪念日，西安事变五十五周年，张学良将军一定会有强烈的情感浮现心头。祝愿张学良将军早日回大陆祭祖先、会朋友，看一看久违的大好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