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在与洪承畴的奏对时曾经明确的指出：宁锦大军守的并非是辽东，而是辽西走廊而毛文龙在辽东半岛建立的几个据点，只是骚扰牵制清军的敌后战场，而不是大明抵挡建虏的入寇的防线，其作用微乎其微。

天启元年辽沈之战，建虏接连攻克沈阳、辽阳，大明在辽西以北的要塞只剩下广宁一处。

天启二年的广宁之战，辽东巡抚王化贞花费巨额粮饷组建的六万新军，在与建虏的交战中稍触既溃，而接任的熊廷弼更是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带着数十万辽东军民撤入山海关内，将整个辽西走廊上修建的堡垒要塞全部放弃，单从这一点上看，熊廷弼死不足惜。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建州旗尚处于草创阶段，整个建州的实力并不很强大，努尔哈赤还要率领部下征讨与建州相邻的各个部落，掳掠人口物资，以此扩大势力，既无力也无心占据整个辽西走廊，更没有想打进山海关与大明争雄的野心。所以在接连取得对明军的胜利后，野猪皮只是下令将辽西走廊上明军修建的堡垒全部拆除，把那些砖石木材分批次搬回了沈阳等地，留下来的那些没来得及撤走的百姓也成了建虏的包衣奴隶，辽西走廊暂时成了真空地带。

广宁之战后毛文龙部对建虏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骚扰举动，也在辽东半岛南端建立了几个据点，但这种隔靴搔痒的举动并不足以威胁到建州攻略大明的军事行动，辽西方向的防御仍然是重中之重。

至于蓟镇方向，因为建州还没有实力大举侵略科尔沁、插汉等蒙古部落，这些蒙古人可以暂时作为应对建州入侵的屏障，还不用担心旗从崇山峻岭中杀到京师。

当时朝中孙承宗和王在晋作为熟悉辽东边事的文臣，曾经提出过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孙承宗主张加强纵深防御，重建辽西走廊多建防御型的堡垒营寨，然后在营堡中驻扎合适的兵员，有敌时守御，无敌时屯田，营堡之间互相支援，将防线推向更远的地方。

此举与北宋范仲淹经略西北时对西夏采取的策略大体一致，目的就是用钱堆死体量极小的建州，一步步的把堡垒建到建虏境内去。但唯一不同的是，大宋当年太有钱了，而大明财政已经逐渐枯竭。

这一方案虽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拥护，但细算下来，耗费的钱粮太过惊人，对于本已日渐枯竭的太仓来说实在难以承受。

而王在晋主张收缩防御，在山海关外建一重城巩固山海关假如建虏来袭，双方开战，山海关不开关，关外守军就只能死战到底。

这个方案的最大好处是能节省大笔开支，朝廷的负担会大大减轻，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建州强大起来，将战线推到山海关附近，那京师就别想安稳了，守关的将卒怕是要枕戈待旦了。

另外就是，这个方案有画蛇添足之意。

山海关本来就是险关，守护的兵员也十分充足，还要画蛇添足在关门外再修个大城有什么用处？

经过天启与朝臣的商议，最后孙承宗的方案最终胜出，而王在晋则被打发到了南京养老。

孙承宗的方案之所以能获得大多数重臣及皇帝的认可，原因不外乎几方面：第一，收复失地占着大义的名分，现在既然没了开疆拓土的文臣武将，那把丢掉的土地收回来该没问题吧？

第二，与建州的战场推得离京师越远，皇帝和朝臣们就觉得越安全，眼不见为净就是这个道理而王在晋的方案给不了皇帝足够的安全感。

第三，建州的野猪皮并未趁胜进占辽西走廊，这让朝野上下产生了轻敌的心态，认为建州并不具备和大明掰手腕的实力，只要加强防御，建虏一辈子也打不到北京。

至于需要巨额钱粮的问题，那就加征辽饷好了。于是每年六百万两以上的辽饷诞生了，结果就是最后大明财政破产而灭国。

综合考量之后，孙承宗的方案更符合朝野各方利益，也更为积极一些，所以胜出也就是必然的其后果就是在之后的天启七年的丁卯之役中，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