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国的干部身份几乎是确定无疑的。这位三十出头的英俊青年在云阳县双江中学毕业后，到攀枝花市武警部队当了三年兵，退伍回到家乡，在人和镇治安办公室工作，工作期间，被云阳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云阳县政法委评为先进个人。90年代末，经人和镇党委研究决定，下派到他的老家龙泉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虽说如此，彭文国的干部身份还没有解决，用他的战友\人和镇党委书记旷新明的话说，你先去充实一下村级班子力量吧，等到国家招聘公务员，你再回到镇党委来。刚刚干了两年，2000年秋天，彭文国以他出色的政绩，被云阳县委评为“十佳村干部”。然而，就在这年的冬天，彭文国却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而寝食难安了。那是村里关于全村外迁上海南汇的会议召开后村民们无动于衷，就像会议召开时的那样，男人抽烟的照常抽烟，女人锥鞋底的照常锥鞋底，既无热情，也无**，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在彭文国看来，这也难怪，龙泉村紧靠着新修的县城，一条二级公路从村头到村尾贯穿而过，农副产品变得空前畅销，新型产业“农家乐”更是蓬勃兴起，用当地老人的话说，山里人的好日子终于盼到了！早不外迁，迟不外迁，就在这样的时候动员外迁，不要说是上海南汇，就是纽约曼哈顿，想去换个活法的村民也是不多的。尽管如此，彭文国在其位谋其政动员外迁的工作仍然不辞辛劳，百般努力。可是，三个月过后，在县移民局召开的一次会上，龙泉村因为外迁报名册依然是一纸空白而受到严厉批评。移民局一位副局长用嘲讽的语气对彭文国说:“你不是十佳村干部吗，我不要你动员十家移民外迁，只要有一家主动报名，你就算完成任务了！”满脸羞色的彭文国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位在武警部队荣立过三等功的村支部书记再也按捺不住了，辗转反侧之余，他给镇党委书记打了一个电话:“我决定报名外迁当移民。”旷新明怔住了:“这不行！你的公务员招聘材料已经上报，很快就会批下来。再说，关于你的工作，镇党委是专门作了安排的。”彭文国以军人的口吻对战友道:“你不要劝我了，我定了的事情谁也劝不了。要打开龙泉村移民外迁的局面，我必须带这个头。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请你转告县移民办，龙泉村已经有一家主动报名外迁了。”
彭文国放下电话，扭头之时，妻子吴玉英早已哭成了泪人儿:“你不要说一家主动报名，要说就说你一个人，反正我是不会走的……”彭文国想对妻子说点什么，可是吴玉英的哭声更大了:“自从嫁到你们彭家，没有少吃苦头，现在刚刚盖起楼房，你又要走你不替我着想，也该替我母亲着想呀，她六十好几的人了，就我一个独生女儿，我走了，你还要不要她活呀！”妻子越说越生气，索性当晚就跑回娘家去了。第二天彭文国赶到岳母那里，笑盈盈地对老人家道:“妈，这些年来，任何事情你都支持我，要我当村支书就得像个村支书的样子，免得人家指背壳。眼下，倒是没有哪个指背壳，因为他们的眼睛都在盯着我哩……”岳母打断女婿的话:“你不要多说了。我只问你一句话:按照国家的规定，你们可不可以不走。”彭文国如实禀报:“不可以。我们是双淹户，不走也得走！”“那还有啥子好说的。”岳母深明大义地道，“你赶快回龙泉村动员其他人吧，特别是你那个像条牯牛的二哥！”二哥彭开全性格倔犟，凡事不通商量，当彭文国报名外迁的消息像打雷那样击破了山村的沉寂的时候，彭开全干脆把房门紧紧地关上了。从岳母家回来，彭文国第一个动员的对象就是他二哥。叩开房门之后，彭开全从门缝中伸出脑袋:“我们弟兄间啥子都好说，就是外迁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提。莫说你是村支书，就是镇长县长来了，老子也是一个字——滚！”说完咣当一声把门关了。彭文国再也抑制不住他那急躁的个性，他一边打门一边吼叫道:“你和我相比，你只能是个穷光蛋！我住的是小洋楼，电话、手机、彩电、冰箱样样都有。你有什么？土墙房子、破烂家具、最值钱的不过是个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哼，我都舍得外迁，你有啥子理由不外迁？”木门吱嘎一声又打开了，彭开全木讷地站在门口，那神态突然变得老实本分起来:“兄弟，我也听说上海比我们这里好，可是，要是真的好为啥子广播里头一天到晚劝我们走呢？我担心当官的在骗我们他们好立功受奖，我们就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了！”彭文国的火气也降下来:“我这辈子还没有学会骗人。再说，就算我在行骗也是去骗别人，不会骗到自己的哥哥头上来呀……”
往事不堪回首。在上海南汇区移民办那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彭文国回忆起一年前发生在老家的这些事情时，依然不断地摇头叹气:“难呵，就像李白的那句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坐在他对面的南汇区移民办副主任金龙冠却朝我笑道:“彭文国就像三峡悬崖陡壁上的那条栈道，让我们的路好走多了……”原来彭文国以移民的身份外迁来南汇坦直镇仁义村落户不久，区移民办根据工作的需要，将这位移民招聘到本单位工作，依然如同他在老家人和镇治安办的情形，这里有他的位子但无他的帽子。他接受了这份工作，每日骑摩托车上下班，凭借他对移民的熟悉以及他在移民中的威信，做了大量的事情。“我如果是那条栈道，也是区移民办用汗水凿出来的。黄同志可能不会相信，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地方。”彭文国接着对我说，“落户刚刚十天，我骑摩托车去调解两户移民之间的纠纷。横穿马路时与当地一辆农用车相撞，我被撞倒在地不省人事了。农用车司机把我送去医院抢救，我醒来的第一眼就看见区移民办主任王正明。他正在与医院领导研究抢救的办法，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我的生命。在他的关心和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我大难不死不仅没有留下残疾，而且很快出了医院，所以我乐意在移民办工作，就有报答他们的意思。”金龙冠告诉我说，移民落户南汇不久，有个别电信支局职工自觉捐款为移民安装电话，也有个别学校为移民子女减免午餐费，这本来是好事，但一些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的移民就集体上访，到当地政府去责问领导，眼见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彭文国以移民老乡的名义给南汇全体移民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想，姑娘到婆家也有贫富之差呢。有些地方出于对我们移民的关心、照顾，给予了一些物质帮助，那是当地群众的一番好意，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种政策而去攀比，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要不得的，我们更不能将移民政策以外的要求为难安置地政府……”这封信印在一张张报纸大小的红纸上，分送到几百位移民的手中，而绝大多数移民是听了这位老乡的忠告的。我问彭文国:“那些由于你的带头而报名外迁落户南汇的老乡，现在对你如何评价呢？”他想了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感激我，不仅本人感激我，有位移民的父亲还专门从老家打来电话:感激我把他的儿子一家领进了小洋楼，见到了大世界。另一种是埋怨我，说上海没有我说得那么好，而且恰恰相反，上海是个坏地方。说这个话的移民是位女同志，她说她从南汇坐公共汽车去了趟外滩，因为穿得土气，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对准她，像看叫花子，又像防贼似的。而她穿着相同的衣服走在老家的大街上，走得昂首挺胸的，还有很多人主动招呼她。她说为了移民，她已经失去很多，现在，连做人的尊严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