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潮为世界第一涌潮。“大串连”的时候我和南京的同学一起来过这里，在大缺口观碰头潮，在盐官镇观一线潮，在老盐仓观回头潮。至于涌潮的成因，尽管同学们叽叽喳喳一会儿杭州湾的地貌，一会儿太阳月亮的引力，还有什么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我却没有多少深究的兴趣。在我的潜意识当中，天底下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正因为说不清楚，人们才容易平心静气，心安理得。没有想到，我这个当年的观点竟在海宁袁花镇光辉村的外迁移民王正国那里找到了知音。这位四十几岁的中年汉子对我说：“我都不晓得怎么来到光辉村的！反正老家村上喊开会，村委会会议室中间放了一张八仙桌，桌子上面放了一堆纸砣砣。然后县上移民办的同志开始宣布：三户人家派出一个代表，一个代表拿走一个纸砣砣。打开纸砣砣，里面有地名，这就是你们三户人家落户的地方。我们三户人家的纸砣砣是我去拿的，伸手的时候，手还有点抖，等到拿过来，心里倒还踏实了。打开来一看，纸上写了光辉两个字。另外两家人围拢来问光辉好不好？我说，我怎么晓得，光辉总比不光辉好！”我多少有些意外，没有想到现代化的三峡枢纽工程，在移民外迁的时候，竟使用了抓阄这种原始的方式。不过，原始的往往是科学的。记不起哪位哲人这样说过。“另外两家人是谁呢？”我坐在王正国的家里问他的邻居。“你可能有所不知，决定要在一起落户的，要么是亲属要么是朋友。”他微微笑道，“我们是外迁移民，不是下乡知青，搞几年就走。我们祖祖辈辈要在这里生活下去。所以亲朋好友住在一起，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就说我们三家人吧，我一家，我兄弟王正平一家，还有一家是我侄女王佳芳和侄女婿袁祚亮。三户人家十个人，这就是从奉节县横路村外迁到海宁市光辉村的全部移民。除了我，你还想见谁呢？”“我都想见！”王正国的幽默增大了我的胃口，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道。“那不可能。十个人有八个在打工，两个在读书，各有各的事情哩。”他正南齐北地道，“我正在厂里上班，老板突然来找我，说是他刚才接到镇长打来的电话，电话说重庆有同志要来看移民，省、市移民办的同志也要来，要他安排一个移民赶快回家接待客人。在厂里上班的移民又不是我一个，我，我老婆，我兄弟，我弟媳，我侄女，我侄女婿，六大六个人，结果老板找到我。还好，这不是抓阄当代表，负不起那个责，这是老板叫我回来的，说是不扣工资，算出公差。”“那好。”我说，“我也不能多耽误你，我们长话短说。我来采访你们，想知道你们在浙江生活的方方面面。限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谈谈外迁移民在迁入地的就业问题。现在我已经知道光辉村六个打工的人了，还有两个呢？”王正国点燃香烟，沏好浓茶，摆开了短话长说的架势：“这两个人我倒希望你能见一见，帮我们好生教育教育。不过，可能性不大。就算他们的老板现在让他们回来，镇长那边也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们不能代表移民的形象，光辉村的移民，形象应当是光辉的……”

王正国说了半天，我才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他二十岁的儿子，一个是他兄弟王正平十七岁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儿。搬迁的时候，侄儿刚好初中毕业，说是毕业，又拿不出来毕业证书。侄儿的父母没有追究，因为侄儿从小不爱读书，旷课逃学已成家常便饭，屁股打得早就没有缝了，现在如果突然拿出来毕业证书，反而会把侄儿的父母吓一跳的。就在搬迁的前几天，侄儿的父母果然被吓了一跳：孩子夜不归宿，会到哪里去呢？山上找山下找，结果在山腰一家茶馆里找到了，孩子和别人三五成群地裹在一起，正在打麻将扎金花搞赌博哩！“这孩子迟早要出事，我兄弟跟我说。我告诉他，所以还是县上移民办的同志说得对，迟走不如早走。老实说，我兄弟在很大程度上是害怕孩子学坏才作为首批外迁移民走的。”王正国说到这里，不知怎的话题又转到王正平身上去了，“我兄弟你没有看到，人长得端端正正的，比我有出息。老家的时候他在村里当计生助理员，一年可以拿到两千多块钱奖金。到这边来就只能打工了，这边的计生助理员都是女同志。我兄弟和我在一个厂里打工，就是本村的塑料厂，人不多，二十来个人，但是效益还可以，比我兄弟当助理员的工资那就多得多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我问你侄儿的事，你怎么说到你兄弟啦？”“这你就不懂了！”王正国像受了委屈似地晃了晃头，“我要说清楚我兄弟的情况，你才晓得我侄儿的本质不坏，家庭条件不坏，坏的是啥子呢？是狐朋狗友，是游手好闲！现在好了，自从来到浙江，狐朋狗友没得了，自从进了本村的热水器厂，要想游手好闲也不得行了。所以我和我兄弟在一起摆龙门阵的时候，总喜欢说一句，我们老家的祖坟上面开始冒烟了！当然，现在烟子还不大，因为我侄儿的情绪还不稳定。最不稳定的，就是我的儿子了……”王正国的儿子也在本村的热水器厂打工，在老家时，帮一个搞运输的私人企业开东风车。由于开斗气车开出了名，所以别的司机对他都以惹不起躲得起为训。到了热水器厂，同车间的人却想躲也无法躲了。因为热水器的安装是流水作业，他的上方下方都得站人，站的都是本地人，而本地人并不知道他是个惹不起的角色。平心而论，进厂之初，别人没有惹他，他也没有惹别人，相处得客客气气。第一次冲突的引发，也不能怪罪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因为那是误会。记得浙江省移民办课题组的阶段性报告上就列举过这样的误会，“比如，浙江长兴和嘉善地区的试点移民就曾经误认为迁入地的人们骂他们为愚民。但实际上，这只是浙北地区的人们对移民两个字的发音同愚民两个字极其相似而已。”发生在热水器厂的误会却是腰杆两个字，腰杆就是腰，或者就是身腰，重庆人讲究语言生动形象，把身腰比喻成树干或电杆一样单直，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就事论事而言，似乎又有了画蛇添足之嫌。王正国的儿子在流水作业的时候，担心滚动而来的热水管碰下方的身腰，于是说了句“你把腰杆伸直”，下方把腰杆误听成“妖怪”，于是回敬道：“你才是妖怪！”以后的事情就是王正国的儿子的不是了。他不仅继续吵闹，而且动手打了人家，厂里为着严明纪律，罚他停工一天。第二天他倒是准时来了，可是别人千十二个小时，他只干两三个小时便扬长而去。这样连续几天之后，厂里被迫作出了对他除名的决定。“我的儿子从厂里回来，跟我说老板不要他了，我想这怎么可能呢？他的德性我晓得，肯定是他在厂里惹祸了，追问了半天，果然听出点头绪来。望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我除了嚎啕大哭，就是破口大骂。”王正国沉浸在当时的情绪里，手上的烟灰掉落在膝头上，他看也不看一眼，“我儿子说了句，我在厂里受气，回到家里也受气，那我干脆回到老家奉节去！说完，他翻箱倒柜收拾行李。我正想拦他，他几步跑到门外，骑上自行车一会就不见人影了。我是拦不住他的，我只有马上给村支书沈有松打了一个电话。哦，黄同志，你其实最应该见的人是沈有松，他一脸慈祥，像个活菩萨。事后我才晓得，沈有松接到我的电话就去追我的儿子。他骑摩托车，追了十几公里，在快到海宁的那个桥头追上了我的儿子。沈有松对我儿子说，你走了，我这个当村支书的脸上无光，你爸爸爸妈妈还有你叔叔他们心里难受，你就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好吗？说来奇怪，沈有松几句话就把我儿子劝回来了。回来以后，沈有松又分别做了热水器厂的老板和我儿子的工作，我儿子这才又回到厂里上班的。去年过年，我们这八个上班族坐在一起，进行年终核算，结果三家人的总收入都超过了老家的一倍。我兄弟和我侄女婿站起来跟我敬酒，说是感谢我抓阄抓得好，移民移对了地方。好了，我不能再说了，人老话多，可是我并不老呀，我主要是高兴，你说是不是？”“当然。”我笑道，“话不嫌多，钱只嫌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