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平原上的东台市，是我在江苏采访的最后一站。这里地处南通、泰州、盐城的交界处，又是沿海城市，水陆交通十分发达。我对市委农工部副部长兼市移民办副主任何正祥说：“我要是移民，会考虑在这里跑跑运输，搞搞贩运。”“跑运输的条件移民还不具备，搞贩运的移民现在就有。”何正祥对我说，“三仓镇新五村的覃敬民，去年搞了一次贩运，听说小有收获，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去看看。”我说，“看他一次贩运能赚多少钱，这样我对这方面的行情也算有个了解。”覃敬民正好在家。四十九岁的他前几天学骑自行车扭伤大腿，正在家中休养。稍事寒暄后，我把话题引入他的贩运。“哩，这点小事你都晓得了，可能是我贩运的东西大了点。”覃敬民点燃一支烟，眯眼笑道：“嗯，我贩运的是牛，菜牛，也就是黄牛，一共二十头，租了两辆东风加长卡车从三仓拉到上海，来回花了两天时间哩。”“两天你赚了多少钱？”我问。“没有赚钱。”他的眼睛眯得更小了，“只赚到一头牛。”我睁大眼睛：“一头牛值多少钱？”“也就是一千多块吧。”他回答说，“够我几个月的烟钱。”听他的口气，看他的神态，我忍不住重新把他打量一番。陈旧的中山服，衣领上破了边，趿一双毛茸茸的拖鞋，却没有遮住袜子上的窟窿。这是一个财不露白的人，也许还是个一毛不拔的铁鸡公，我想。我的眼神竟没有瞒过精明过人的覃敬民，他说：“在家里穿得越随便越安逸，农民都是这个德性。我到上海贩牛的时候，穿了西装还扎了领带哩！”“那你为啥不多去几次上海，甚至可以专门从事贩运。”何正祥对他道，“你是镇上的移民代表，我们还希望你能探条路子，带领大家尽早致富呢。”“贩运不是我的长项，只是小时候跟着牛贩子在外面跑了一圈。”覃敬民停顿了一下，“再说上海市场虽大，周边省份搞贩运的人也多。我是外地人，初来乍到还没有跟收购方拉上关系，所以只好小试牛刀，打打游击。”我对他说：“听你说话，我估计你的长项还是做生意，只不过不是搞长途贩运罢了。”他终于把眼睛睁得大了一点：“老乡你说对了，我从小在家做生意。我的家就在张飞庙隔壁，拆了那堵墙我等于住在庙子里头。那里是个旅游区，我在屋门口摆摊设点，除了卖工艺品，还零售香烟、水果、矿泉水。你肯定去过我们那里，每到旅游旺季，人山人海的阵仗你是看到的。我的摊子位置又好，这个买那个拿，有天有个老外一个人就买了我两千多块钱的东西！你想想，这不是等于坐在家中数钱么，嗯，我顺便告诉你，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就是数票子的声音！”
我朝他点点头：“我懂了。”“你懂什么？”他反倒奇怪起来。我告诉他，听说云阳在动员移民外迁的时候，全村就剩下他一个人不报名。镇上的闭路电视正在播映迁入地东台市的专题片，他却把自家的电视机关了。儿子趁他进厕所大解的机会，悄悄把电视机打开，竟被听见声音赶紧从厕所跑出来的父亲重重打了一记耳光。听到这里，覃敬民有些坐不住了：“黄同志，你在重庆住家，我在云阳住家，这些事情你怎么都知道了？”“我告诉他的。我去过你家呀。”何正祥拍着贾敬民的肩头，“你老兄大概搞忘了，我去云阳水磨乡搞移民对接的时候，因为你是钉子户，我特意买了水果登门拜访，结果被你轰出来了。水果撒了一地，我正好踩在香蕉上面，差点儿滑到石梯下面呢。”“记得、记得。”覃敬民连连点头道，“不过何主任我想纠正你一点，那天你就是不踩着香蕉也有可能摔跤。为啥子？你看到的，那天人多得水泄不通，石梯又窄，挤过去挤过来，比红军过泸定桥还要悬吊吊的……”我笑道：“所以我说我懂了，天上的馅饼落下来都可以砸着脑袋的地方，你当然不肯走。可是不走也得走。除了移民政策的强制性而外，恐怕更主要的原因是张飞庙要拆，要搬迁后靠，虽然是原拆原建，但无论如何靠不到你的家门口了。”“说个半天就是这回事情。”覃敬民苦苦一笑道，“他们说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庙都拆了，和尚还不赶紧跑么！可是，何主任晓得，我来东台是有条件的，像做生意那样，我先向当地政府讨价，然后等待当地政府还价。我这种想法和做法可能有点卑鄙，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的财路断了，我儿子的财路不能断呀……”
覃敬民只有一个儿子，名字叫覃利，今年二十四岁。云阳卫校护理专业毕业后，又自考了一个五官科医士，然后在老家的客厅里开了个私人诊所，既能处方又能卖药，倒是另一番热热闹闹的景致。覃敬民来东台三仓镇对接考察时，一不看房二不看地只是带着儿子行医卖药的全部证件，去当地政府咨询可否在当地重操旧业。如果可以，那么他决定在三仓安家落户，如果不可以，他准备带着三口之家投亲靠友去。覃敬民没有想到，这么繁杂的手续，必须经过的这么多部门的核实，居然在他对接考察的短短时间里，当地政府就给了他审查合格同意开业的答复。搬家那天，他带走的不是家具，也很少其他行李，他把覃利诊所里价值几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全部运来三仓，放进新家的客厅里，然后择了个黄道吉日隆重开业。虽说三仓的人口比老家稀疏，但这里交通方便，看医生无需翻山越岭，骑辆自行车就来了。所以诊所人气依然旺盛，收入较之老家有增无减。“覃利到哪里去了？”何玉祥问，“叫他也和黄同志谈谈。”“出诊去了。”覃敬民说，“病人也是移民，而且家里穷得叮当响，所以覃利是义务出诊，看病拿药都是不收钱的。”我又问：“病人如果是本地农民呢？而且家里同样贫困。”“这就要看情况了。”覃敬民想了想说，“一般来说，本地农民的经济状况要比外迁移民好些。当然，我是例外，本地农民好多都跟我借过钱哩。他们来看病，实在拿不出钱的，或者说等蚕茧卖了等肥猪卖了再付药费的，我们绝不找他要。但是，对大多数来看病的本地农民，我们又绝不说不要。因为我们全家人现在主要靠这个诊所吃饭，再说你对他们好，他们对你更好。上次一个本地农民看病要花十块钱，我们见他衣服破旧，抽的又是劣等烟，于是主动提出分文不收。殊不料他随后就送来一筐西瓜两篮鸡蛋，搞得我们好久都过意不去。”我向覃敬民建议道：“等他下次来看病，你仍然分文不收好了，这就叫做事物的良性循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他又不来了。”覃敬民语态恳切地道，“以后我专门在赶集时向人打听，才晓得他外出打工了。打工地点倒是不远，就在东台东郊我哥哥一家落户的唐洋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