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够撬动地球。

鬼使神差，大清国治下的一介乡野草民慧朝宪，居然成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手中的一个支点——不过，德国皇帝用他撬动的不是地球，而是中华帝国宏大厚重的国门！

在偌大中国如同一只蝼蚁般微小的慧朝宪，也因“曹州事件”，成了改写整个十九世纪末中国历史的一颗重要棋子。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公元1897年11月1日）午夜过后，一弯清冷的残月，映照着山东曹州府辖下的巨野县张家庄胡乱缠连的大街小巷。庄子东头那座气势宏大，屋顶有着如同5根张开的巨大手指般伸向空中的天主教堂。肃然挺立在沉沉夜空之中。教堂里，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像前的长明灯还闪烁着一团幽明的光亮。整个庄子鸡不鸣，狗不吠，早已沉入酣梦之中。唯有庄子正中十字街口处的一家赌馆里整夜灯火通明，人声不断。

到天快破晓时，慧朝宪输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个铜板，才耷拉着脑袋从赌馆里出来。此人不过是庄上的一个鼠窃狗盗之徒，这年春上菏泽的义和团大师兄高洪福来张家庄悬旗开坛，专与洋人和才教民作对，慧朝宪因与教民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第一批就入了坛口。

自前朝道光年间中国人在南边败给了英吉利人之后不久，这张家庄便开始有了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传教士的身影。他们人虽少，能量却极大。由于他们享有“领事裁判权”，即便违反了中国法律，也只能由他们的领事按照他们的法律来“裁判”他们。这就使得各地的外国教会都成了完全不受清廷制约的拥有自己法律的第二政府，但凡受了洗入了教的中国老百姓，也都星星跟着月亮走，成了中国官府想管也管不了的特权阶层。

官府不单对洋人们敬若神明，但凡遇上民教争讼，也得让着教民几分，让治下的顺民百姓多受些委屈。所以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兴起后，极受老百姓的拥戴，许多受过教民欺侮的百姓争相加入坛口，目的和慧朝宪一样，为的就是出一口胸中恶气。

慧朝宪听说近些时候其他地方教案频发，已经死伤了不少人，弄得洋人和教民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很希望这样的事情也能尽快在张家庄发生，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为了一块宅基地与邻居王新成闹到了官府，王新成是入了洋教的“二毛子”，结果官府歪着屁股断案，使他饱受屈辱的父亲一气之下上了吊。

到处都在传说洋人坏透了顶，但这张家庄教堂里的几任洋主教洋牧师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却偏偏很好，他们待人和气，扶贫助弱，开办洋学堂，一文钱不收给人治病送药。还说他们是“上帝的羔羊”，上帝派他们不远万里而来，就是专门为了帮助中国老百姓排忧解难的。

许多老百姓得了他们的恩惠，觉得外国的上帝比中国的菩萨来得实惠，也就感恩戴德地入了洋教，成了“上帝的羔羊”。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些中国种的“上帝的羔羊”们身上，他们中的少数人一旦入了洋教，顿时觉得身价陡增，欺压起自己的同胞来，比洋人还狠。

慧朝宪虽然入了义和团，但他对狐假虎威的教民的痛恨远远超过了洋人。比方说他对眼下在张家庄讲经布道，有着中国名字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德国人能方济主教和理加略牧师，就心存着一份极其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知道害死他父亲的王新成就是仗恃着这两个洋后台，才敢于在庄子里横行霸道，欺压乡邻。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对能方济主教心存感激之情。

去年7月里的一个上午，慧朝宪偷和庆祥绸缎铺失手，被老板张广来喝令店员暴打一顿后，把他双手反缚，捆在门前的拴马石上示众。赤日炎炎，流火铄金，让人打得一佛出现世二佛升天的慧朝宪被暴晒了大半天，滴水未进，粒米未食，还要让满街行人围观斥骂，连自家的祖宗八代都被人翻拣出来数落了一番。

就在慧朝宪生不如死之际，忽地看见身穿黑袍，一脸大胡子的能方济主教从街上过来。慧朝宪如同见着观世音菩萨一般，放声大喊：“主教大人，快救俺一命！”

能方济刚走到慧朝宪跟前，早已入教的张老板如同见了自家亲爹，脸上挂笑，疾步迎上了上去。能方济用蓝幽幽的眼珠子看了看遍体鳞伤的夏天慧朝宪，惊讶地问张老板：“张同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老板毕恭毕敬地回话：“主教大人，这是庄上的一个惯偷，今日在俺铺子里偷绸缎时被手下人当场抓获，俺把他教训了一顿，绑在拴马石上示众，以示惩戒。”

“不，不，”能方济大幅度地摇着头说，“张同道，这个年轻人犯了过失，你应当把他交给中国官府，按律处置，决不可以滥用私刑，这会坏了你的修根灵性的，我请你还是马上把他放了吧。”

洋主教此话一出，张广来马上吩咐放人。

不单如此，能方济还把慧朝宪带到天主堂，让理加略牧师给他治伤，两位洋人开导慧朝宪说，你年纪轻轻，身强体壮，应当吸取教训，改过自新，从今以后，谋个正当的营生糊口。还动员他礼拜天去天主堂听听布道，尽早成为主所拣选的儿子。末了，能方济又掏出3角生洋，让他去饭馆里饱餐一顿。那一刻慧朝宪感动得两眼泪花滚滚，要不是想到杀父之仇和自己刚刚受到的羞辱，他几乎就和王新成、张广来成了同道兄弟。

碍于父仇如山，慧朝宪对两位洋人的规劝充耳不闻，虽然此后一些日子里他也曾三天两头去天主堂，但那是去请理加略换药疗伤，而绝不是去听洋神父讲经布道的。有次他去时正碰上能方济在主祭台上引领着济济一堂教徒们在做礼拜，他也就踅进经堂看过一次稀奇，听过一回教徒唱圣歌。在金碧辉煌的经常之上，他看到教民们不分穷富贵贱，彼此均以同工同道的兄弟姐妹相称，心里也是十分的羡慕。

不过，上帝的教诲慧朝宪一句也没记住，却偏偏惦记上了主祭台正墙上那个金灿灿的光身子男人和男人背上的十字架。那么多人向着他顶礼膜拜，那玩意儿必然有着无比尊贵的地位。那么，他和背上的那个黄灿灿亮刮刮的十字架，不是与他身份相当的黄金铸成的，难道还会是块破铜烂铁么？慧朝宪为自己充满智慧的推断激动万分，要能把这个沉甸甸的宝贝弄到手，拿到威海卫、天津卫租界上去卖给洋鬼子，他这一辈子，不就衣食无忧了么！

慧朝宪虽然激动了一阵子，不过也就是想想而已，能方济救了自己，理加略又治好了自己的伤，慧朝宪再是爱财如命，贼胆包天，也不忍心向这样的好人下手。

慧朝宪这夜输了个精光，从赌馆出来，荷包空空，心中腹中也同样空空。正焦愁连早饭也无了着落，就看见那竖起在熹微晨光中的天主堂的5根高低错落的笋子般的尖顶。

俗话说饥寒起盗心，其实输光了的赌徒与盗贼只是一步之遥。加之曹州自古来民风强悍，是个盛产英雄好汉和强盗杀手的地方，人人皆知的水泊梁山，就落在这地面上。慧朝宪心中怦然一动，霎时便想起了讲经堂正墙上那个金光闪闪的宝物。慧朝宪知道教堂里除了两个洋人，就是几个照料洋人生活的中国佣工。唯一让他有些畏惧的是守门的一个印度锡克族老头儿手中的一支毛瑟枪。听人说能方济年轻时在加尔各答传教时救过这个叫辛格的印度人的命，辛格知恩图报，便做了他一名忠心耿耿的仆人，12年前跟着主教大人翻山越岭来到中国，把自己活成了半个中国人。

慧朝宪并不知道，日照县教堂的薛田资主教今晚和两个教民也住在张家庄天主堂里。这是因为薛主教去参加教民们组织的一个瞻礼活动，路过张家庄，便在这里借宿一夜。

东边的天际已经抹上了淡青色的晨光，四处迷蒙一片。慧朝宪踅到天主堂前，看见大门已经洞开，头上盘着厚厚缠头帕有着一口浓密大胡子的辛格正在院子里扫地，便绕到旁边，拿出多年练就的功夫，逾墙而入，从窗口钻进天主堂，猫着腰，蹑手蹑脚地直奔那正墙上的耶稣像而去。可不曾想到，就在他刚刚爬上祭台，将那耶稣像连同十字架一并取下时，不小心弄翻了一个银烛台，烛台坠地，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这一声巨响立刻给慧朝宪招来了麻烦，四下里一片叫嚷“有贼”，紧跟着脚步杂沓，直奔讲经堂而来。

慧朝宪暗叫一声不好，抱着宝物跃上窗台。不料双脚刚一落地，便看见那锡克老头儿像头发怒的雄狮一般挺立在自己跟前，手中黑洞洞毛瑟枪口，正对着自己的面门。

而不远处，能方济与理加略也正大步奔来。

“是你这狗娘养的！”早已学会说中国话的辛格分明认出了眼前的窃贼，劈面一腔怒骂。

慧朝宪那一刻脑袋“轰”地一响，即便是个惯偷他也知道恩将仇报是人所不齿的行为。情急之下，恶胆陡生，不顾死活地举起手中宝物，重重地向辛格砸去，随后转身便向大门口狂奔。

慧朝宪脚再快也快不过子弹，他刚刚逃到大门口，只听“砰”地一响，屁股上倏然一麻，一个趔趄便摔在了地上。

枪声一响，又见血光四溅，附近的老百姓顿时被惊动了，大呼小叫着奔了过来，霎时便在教堂大门外聚了数百号男女。

能方济赶拢一看伤了人，赶紧叫人把慧朝宪抬进天主堂抢救。

不料，却有义和团民大喝不准抬人，大骂洋人开枪打伤了义和团弟兄，要洋主教拿话来说。

不消一会儿工夫，高洪福师傅带着一大帮扎着红头巾拴着红腰带，手中提着刀枪棍棒的义和团弟兄们也赶拢了。

能方济一看来者杀气腾腾，马上叫人撤回天主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高洪福正愁找不着机会收拾洋人哩，哪儿会善罢甘休？喝令弟兄们将洋人和“二毛子”一并拿下。

能方济身上挨了几老拳，冲着高洪福大吼：“你们不要借机闹事，慧朝宪是来教堂偷窃的，抓他时他反而首先伤人，辛格才开枪打伤他的！”

高洪福抽刀在手，怒目暴喝，“混账东西！你口口声声不是说你这天主堂是积德行善的地方么？积德行善的地方还能随便开枪杀俺中国老百姓？操你老娘，你们这帮洋鬼子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惯了，整死个把中国人如同杀只小鸡崽！今天你遇到我们义和团，真是末日到了！”吼罢，快步上前，挥刀便向能方济脖子上劈去。只见刀锋过处，那洋人的脑袋已经骨碌碌滚落到地上，整个身子还立在原处，颈腔里一汪鲜血，“噗”地喷出老高，洒了众人一头一脸。

师傅一动手，徒弟们也争先恐后上前乱砍乱剁。眨眼工夫，地上便瘫下了几堆血淋淋的烂肉。3名洋人还被大卸八块，当街示众。赓即，狂怒的人群便一呼隆拥进天主堂，能砸的砸，能抢的抢，末了还放起一把火来，把偌大一座天主堂，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

就在第一下枪声响起时，薛田资主教便被惊动了，他立即作出了明智的判断：一定出大事了！所以，他马上和他带来的两个教民一起从后门逃了出去。那两个中国教民对张家庄的情况非常熟悉，把主教大人带到一户教民家中，使他躲过了一场劫难。

一件小小的刑事案件霎时演变为一场重大的外交事件。山东巡抚衙门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急令“火速破案”，不消三日，便将闹事杀人的高洪福、慧朝宪等36人抓获，并紧急上报朝廷。

朝廷吓了一跳，赶紧派员将此事向德国大使做了通报。

德国人岂肯头号、善罢甘休！“曹州教案”发生3天后，德国驻华大使海靖大概只愤怒了3秒钟便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在紧急发回国内的电报中他完全是喜出望外地向德皇建议道：“德国应尽快而且主动在华采取行动。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强占胶州湾，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曹州教案’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天赐良机。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任何东方国家惊异，因为很多人早已预料到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

“曹州教案”发生的第6天，即1897年11月7日，德皇威廉二世谕外交大臣布洛夫电称：“我昨日接到了关于中国山东东曹州府德国教堂被袭击，教士被杀掉的官方报告。这样，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您的前任者——马沙尔——好久所期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即动手，因为根据从东方旅行回国的人所作的书面或口头报告，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增强我们整个威信势力及商业发展的转折点上。上千的德国教民和德国商人将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知道德国的战舰就在他们身后！德意志帝国如果在东亚取得了一个坚强的据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将发抖，他们会感觉到德意志帝国的铁拳已经沉重地砸在了他们的头上。而全体德国人将欢迎他们的政府已作出了一个英雄般的决策！我已命令德国舰队立即开往胶州湾，胶州湾将属于德意志。我希望全世界从这件事情上永远取得这个教训，对于强大的德国来说——逆我者亡！”

德国皇帝不是口出狂言，此时的德国正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卧薪尝胆后重新崛起的强盛时期，德国人的良好感觉有充分理由。就当时的国家实力来讲，德国的工业产值为世界第三，全球贸易额为世界第二。德皇明确地指示他的海军将军们：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德国在争夺中国方面，绝对不能落到别的国家后面！

德皇早已将目标锁定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打得威风扫地的中国，正愁没有借口，“曹州教案”一出，不啻是上帝赐给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11月7日深夜，德皇威廉二世电令停泊在上海港、刚刚代替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担任远东舰队司令的迪特利希海军中将：“中国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全部舰队立即开往胶州湾，占领合适的据点和村庄，而且以你认为最好的方式，使用最大可能的力量，坚决地去获取最充分的利益和满足。”

德皇同时决定派遣海军大将亨利亲王率领第二支舰队前往中国增援。

11月14日，仅仅在“曹州教案”发生十天后的上午，三艘德国军舰便推波助澜，鸣响汽笛，杀气腾腾地驶进了胶州湾。它们分别是由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迪特利希中将亲自指挥的旗舰“卡法瑟”号，及“威廉公主”号和“阿哥娜”号。

青岛炮台的清军发现德舰后，急报炮台守将章高元。章高元并未接到有关任何德国军舰抵达青岛的通知，急忙派员乘小艇登舰，礼貌地询问德舰为何来胶州湾？

迪特利希中将十分亲切地告知中国炮台的使者，德国军舰是来青岛进行“友好访问”的，绝对没有其他目的。

章高元立即电告直隶总督王文韶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如何办理？望速示遵行。”

上峰的回电是：“奉电旨，‘敌情虽横，清廷决不动兵。’”

迪特利希中将并不知道中国守军已经被他们的朝廷捆住了手脚，决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骗过章高元后，立即布置偷袭青岛的计划，命令“威廉公主”号驶入胶州湾，在后海停泊，旗舰和“阿哥娜”号停泊在小青岛南面的西南面，避开了总兵衙门和青岛炮台的视线。

待将兵力布置妥当，迪特利希这才派人通知章高元，说明此行的目的是为对发生在本月一日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向中国方面“索取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他下一步准备让他的水兵登陆，并且顺便占领中国军队的炮台。

章高元答复，事关重大，他无法决定，希望得到时间，将此事火速向朝廷请示。迪特利希并没有这样的耐心，立即给了中国将军一个态度强硬的回讯，限清军在3个小时内从堡垒中撤出，德国水兵将在3小时后登陆，并将使用武力执行他的命令。

14日清晨8时，德国各军舰同时行动，兵分9路，从前、后海乘小艇登陆。

战争的序幕徐徐拉开，德国侵略者和中国守军共同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极富戏剧色彩，令人心碎的一幕：

年轻的德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冯﹒法尔肯海因正蹲在一条小艇的船头，举着直筒式望远镜，向弥漫着晨雾的中国海岸观望。在他的身后，正是熟悉这一带水域同时也熟悉中国人禀性的德国传教士薛田资。在他们两人的背后，120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员戴着立着尖矛的头盔，蜷缩在摇晃着的4条小艇里，握着枪沉默不语。

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海鸥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海面的寂静，面前的海岸就是中国山东日照县石臼所滩头。滩头有用厚重的石块砌成的高大的墙垣，冯·法尔肯海因上尉清楚地看见了墙头上盘着辫子的中国士兵正拿着火绳枪向海面上凝望。

日耳曼人蓝色的眼睛和中国人黑色的眼睛对视了很久。终于，冯﹒法尔肯海因看到中国士兵的眼中完全不带敌意，于是便站了起来。与此同时，墙头上的中国士兵也站了起来，而且好奇地下到了海滩上。

在“曹州教案”中大难不死的薛田资主教后来回到他的祖国后，对发生在这一天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龙旗飘扬的土地》中如此写道：“海岸防御工事里的中国士兵看上去并不准备向德国人射击，他们是由于感到新奇才下到滩头上来的。已经把枪托握出汗的德国海军陆战队员们对海岸工事上的那些丝毫没有敌意的中国军人的平静感到万分惊奇。这时，我用中国话向中国士兵叫喊起来。接着，工事里的几个中国士兵下来了。我用中国话招呼他们，告诉他们如果能够把我们背上岸去，我们会给他们一些钱。贪财的中国士兵真的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向我们走了过来。第一个刚过来，其余的人也都跟着过来了。于是，每个‘敌人’竟然都把一个德国军人背到自己背上。我们的第一批登岸的德国士兵，就是这样趴在中国士兵的背上，进入他们的国家的。”

当晚，德国军队未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中国山东日照县城，并且活捉了放弃逃跑，正襟危坐在县衙大堂之上，誓与县城共存亡的中国知县田焕文。

冯﹒法尔肯海因的战斗日记中写道：“大家不敢相信这是在敌人的国家里。我们迈着悠闲的步伐，那样高兴和无忧无虑。日照城里笼罩着一片寂静。中国守军在早上知道了我们要来的消息，下午便已经全部逃光了。”

很快中国守军的军火库、炮台，以及如今已经成为青岛地标的栈桥相继落入德军之手。紧跟着德国人又包围了总兵衙门和4座兵营。

鉴于“敌情虽横，清廷决不动兵”这一朝命的层层下达，中国官兵面对荷枪实弹逼到面前的德国军人，仍不敢作出任何抵抗，只能主动放下武器。一队队中国军人面色阴沉却很整齐地站在大炮旁边，等待德国人前来接收。中国政府的黄龙旗在已经变得赤手空拳的中国军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德国人降下来扔到了地上，让德国的黑鹰旗帜在中国的天空中高高飘扬。

在完成上述行动后，迪特利希中将于9时向章高元发出最后通牒：“本司令受德皇陛下旨意占领胶州，限你4小时内将驻防官兵全部退出女姑口、崂山之外，不准携带火炮，48小时内撤退完毕，过此即作为敌军处置。”

章高元绝非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早年入淮军，跟随刘铭传剿杀过太平军和捻军，也赴台湾打过法国人。与聂士成、宋庆有“淮军后三杰”之美誉，在清军中素以勇敢著称，每临战阵“骑马前往，以率士卒，视子弹如无物”，绰号“章疯子”。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奉檄率嵩武军增援辽东，在盖州河南岸迎击日军，1月10日与日本第2军第1旅团长乃木希典准将大战于盖平，表现得极为英勇顽强，“子弹告竭，则以锋刃突击”。嵩武军在他的指挥感染下，战斗得也十分出色，予敌以重大杀伤。连日方自己也承认，“此役日军死将佐36名，士兵298名”。

虽然绝大多数清军官兵激于义愤，纷纷要求抗敌，但这一次由于中国政府的态度与过去截然相反，使昔日的抗日、抗法英雄章高元在德国人面前变成了缩头乌龟。他主动请战，却遭上司拒绝，皇命难违，只好在德国人的武力威胁下仓皇率军撤出青岛向后方退却。所有的炮台、兵营、军火库以及14门刚从德国购回不久的新式岸防炮，也全部落入德军之手。

25日，连章高元在逃跑途中，也成了德国人的俘虏。

章高元面对德寇入侵“屡请一战，卒未由达，振跃叱咤，无可发抒”。在朝廷不准抵抗的严令之下，一代猛将忍气吞声，沦为俘虏，受尽耻辱，“两耳由是失聪”，被德军释放后，郁郁逝于南京。

这就是著名的“胶州湾事件”的全过程。

中国军队的表现也为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做出了“表率”，连大清国的军队面对洋兵打来时都这副熊样，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能指望什么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似乎并不理解扛着洋枪的外国人的到来对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实际影响，所以默默地，甚至是麻木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迪特利希中将在向德皇发回的电报中心情愉快地写道：“整个接管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混乱和令我们不愉快的事情。”

德军悍然占领青岛的消息传到京城，清廷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一再电令驻德大使许景澄与德国外交部交涉，要求德军迅速撤出青岛；一面责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德国驻华大使海靖交涉。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藉曹州教案而起”，但又天真地认为只要满足德国在教案中所提的要求，便可换取德国退兵。因此，唯恐章高元来个“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赶紧给他发电，命令他：“唯有镇静严扎，不为所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似乎不明白德军占领青岛，已经是挑起衅端，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政府昏庸无道，自欺欺人，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德军的霸道行径激起了中国政府中有爱国思想的官员们的愤怒，“素以爱国著称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坚决主张以武力抗击德军”，电令章高元坚守防地，不准撤退，一面调集兵力，增援青岛，准备与敌决战。

但慈禧太后在主和派包围下，竟然电令李秉衡：“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为防止李秉衡抗旨，朝廷又火速下令解除李秉衡对山东军队的指挥权，致使武力收复青岛的计划流产。

在中德交涉期间，德皇一面电令青岛德军侵占胶州、即墨，扩大占地范围，一面组织远东第2舰队增援迪特利希。当德国远洋舰队驶近中国时，海靖突然推翻了几经周折才达成的解决教案的具体意见，提出租占青岛的无理要求。俄国也趁火打劫，借口与中国有盟约，以帮助中国反抗德国人的侵略为名，出动舰队来华，半道上顺便“租借”了旅顺口，还嫌不足，紧跟着又死皮赖脸地向大清朝廷要租借大连。在德、俄的双重武力威胁下，清政府彻底屈服。

1898年3月6日，光绪皇帝派李鸿章、翁同龢与海靖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其主要内容有：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99年；中国允许德国修筑胶州湾到济南和胶州湾经沂州府、莱芜到济南的两条铁路，沿线30公里可开采矿石；山东所有工程，德人有优先承办权等。从此，胶州湾及周边数十个村庄，共计513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余万居民沦为德国殖民统治之下。

山东，中国北方一个尖尖地伸向太平洋的半岛，性格倔强刚烈的农民世代耕种的良田沃土，从十九世纪最后的时刻起，成了德国人在中华帝国的“桥头堡”。德国军队把德式铁路、德式洋房、德式教堂以及大批的德国传教士带到了中国的山东，这一切连同在村庄密布的广大乡村里身穿黑色袍服的德国传教士以及跟在传教士身后信奉德语解释的中国基督徒一起，形成了德国历史上一块东方“属地”的奇异风景。

此时的中国，自甲午之败后，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形象已率先被日本人戳破，西方列强原先对中国的实力仅存的一点疑虑和顾忌，已经全部有了答案：中国已经是一只无力反抗的待宰羔羊，避免不了招来列强吞食的命运了。

帝国主义争先恐后，纷至沓来。继德国之后是法国，仅仅在“曹州教案”发生一个多月之后的12月14日，法国海军上将古柏在南中国海和北部湾之间的海南岛上悍然升起了法国国旗。福建则归了日本。中国方面除了关着门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一番外未以任何形式表示抗议和谴责。12月29日，中国被迫同意沙俄事实上对旅顺、大连的军事占领，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紧接着，是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签订。

大英帝国看到“后起之秀”们一拥而上，围着大中国五抢六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的首相索尔兹伯里认为，尽管英国人已经从大清帝国手中夺取到了远远超过其他列强的好处，但由于俄国人占领了旅顺口，德国人拥有了胶州湾，法国人控制了广州湾，而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英国人居然没有控制任何一个海港！

因此，这对英国的在华利益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而这样的一种现实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英国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日本一旦撤出威海卫，英国应该取得占领该地的优先权。

在反复的讨价还价之后，结局只能是中国政府屈服妥协，不仅乖乖地将香港岛附近的新界一大片土地租借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5）五月十三日，清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勋爵在北京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威海湾之群岛及沿岸10英里地方租与英国，租期25年，期满后经两国协商仍可继续延长。英国遂在威海卫设行政长官公署，直属英国殖民部。

1898年5月9日，在一文不少地拿到了《马关条约》规定的2亿3千万两白银赔款后，日本人不得不按约撤出了威海卫。但是，新升起在威海卫上空、宣示国家主权标志的并不是中华帝国的黄龙旗，而是来自英伦三岛的不列颠帝国的米字旗。

就算是座金山，也经不住强盗们这样五抢六夺呀，泱泱大中华，已经到了灭国亡种的边缘了！

1898年12月23日，当大英帝国驻香港皇家第24近卫师团的盖里斯﹒鲍尔上校乘坐英商太古公司的“威特”号客轮抵达威卫海卫军港时，纷飞的雪花中，浓重的夜幕正姗姗垂落下来。

鲍尔此行肩负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而且，让他颇感殊荣的，这一使命是由索尔兹伯里伯爵用电报正式下达给他的。帝国首相委派他以指挥官的名义前往位于中国北方的一块和香港一样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土地上，组建一支具有历史意义的军队。

自从这一年的7月1日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签订之后，英方认为，一纸专条是无法完成对威海卫的殖民地统治的，对殖民地的占领和统治的唯一保证是军事力量的驻守护卫。况且租借威海卫的目的本身就是用于军事——为英国海军在远东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但是，当时的英国似乎什么也不缺，就是缺乏能够服兵役的精壮子弟。

其时，日不落帝国海外殖民地的总面积已经达到了327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34倍。如此庞大的殖民地，都要派英国士兵去驻守护卫，小小的不列颠岛国哪有那样旺盛的人口繁殖能力？

何况，英国人又卷入了自拿破仑战争之后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即为了抢夺南非的金矿和钻石而进行的布尔战争。布尔系荷兰文，意思是农民。英国军队和非洲农民的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伤亡惨重。后来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当时只有25岁的一位名叫丘吉尔的英国士兵就被布尔们俘虏了，差一点丧命于那片不毛之地。

英国人为了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已经向那里派遣了25万官兵，而当时英国陆军的总兵力不过只有35万。面对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图，索尔兹伯里首相想到了海外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在那里，英国人成功地组建了由印度人组成的为英国利益服务的军队。

于是，他想到了中国的威海卫应该成为另一个印度。

大英帝国钦命威海卫行政长官、威海卫历史上最著名的殖民统治者洛克哈特子爵已经接到了来自伦敦唐林街的电报。初来乍到的鲍尔上校因此受到了最舒适的接待。

在中国的领土上，利用中国的人力组建一支效忠于英国皇室的军队，这事无论如何也得给中国政府打个招呼才说得过去。打招呼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政府强烈反对。交涉中，英国人对付中国官员的理由是，英国在威海卫租界内组建的是一支维护租界区内安全的军队，也就是说，英国人组建的并非一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只不过是一支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的地方性的警察部队。英国人信誓旦旦地向中国政府官员承诺，招募仅限于威海卫租界地区，而且这支军队绝对不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

尽管中国政府的官员抗议激烈，交涉频繁，但是，1898年的清廷已经无力反对列强的任何要求。英国人在中国官员的一片反对声中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既定方案，开始了组建中国军团的步骤。

可是，考虑到这支同样为英国国旗的荣誉而战的军队毕竟不是由英国人组成的，鲍尔上校特意为他们设计出了一种有着独特样式的军帽，以此和英国军队有所明显的区别。

鲍尔上校肯定是受到了他在西印度多年征战生活的启发，因为他为中国人设计出的这种军帽带有明显的印度缠头式风格——上校的独出心裁影响深远，甚至给历史造成了重大的误会和残缺，在中国林林总总的正史野史以及不少参加过八国联军对华作战的军人的回忆录里，绝大多数都把中国军团当作了来自印度的锡克兵——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同胞犯下的罪恶与为英国主子立下的赫赫战功，也同样为历史所湮没。

他们的军装的确别具一格，军礼服是深红色的步兵短上衣，浅黄色的袖口、领子和肩章，红色马甲和两侧有四分之一英寸红色滚边的步兵裤，班长和翻译还发有高至膝盖的长筒靴。军礼服是呢料做的，与英国士兵的并无二致。训练服与作战服则是带铜扣的黄色轻质卡其斜纹棉布紧身上衣，颈部和手腕处收得很紧，袖章是红底金色。同样布料的暗蓝色的宽松裤从小腿至脚腕被蓝色的绑腿布带缠绕。红色的背带和红宽腰带。脚上是白色的袜子和厚厚的大头皮鞋。夏装又是一番光景，军裤换成了带有苏格兰山地师风格的短裙。他们清一色装备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每个士兵胸前挂有5个子弹袋，固定子弹袋的3条窄带由结实的棕色皮革制成。

短短两年后，由鲍尔上校创建、训练并指挥，由中国青年组成，的这支英国军队（亦称华勇营）参加了八国联军对大清王朝的作战。装备精良的华勇营不仅在租界区域里为英国主子看家护院，而且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之战时，仗着中国人面孔的有利条件，屡次完成特种作战任务（突袭尖兵与情报搜集），成了一支战功累累的奇兵——最先通过下水道进入东交民巷解救被围外国使馆人员的，正是华勇营。只不过他们所戴的印度缠头式风格的军帽造成了误会，导致与华勇营并肩战斗的八国联军官兵，以及西方历史学家们把这一“荣耀”，记到了印度锡克兵头上。

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七日，辛丑条约总算是签订了。像过去一次又一次和洋人打仗一样，咱中国人又输了个一塌糊涂。输了就赔钱好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反正只要大权还在慈禧太后手里攒着，就没啥不得了的。

除了按照条约规定留下少数军队长驻中国，八国联军其余的部队纷纷开始拔寨归国。

9月13日，专门从威海卫刘公岛赶到天津塘沽港接中国军团的英国巡洋舰“罗曼”号缓缓靠抵威海卫爱德华码头。

威海卫行政公署在爱德华码头上组织的欢迎场面极其盛大隆重。行政长官洛克哈特登台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已经晋升准将的鲍尔也代表凯旋而归的中国军团讲了话。

英国人给予了中国军团极高的荣誉，不仅以政府的名义为中国军团树了纪念碑，立功官兵更被当成英国的英雄来崇敬。

1904年4月，被挑选出来的12名中国军团的代表登上了“威廉”号邮轮，代表中国军团前往伦敦，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

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颠簸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伦敦.在白金汉宫，他们与来自印度军团、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以及中东、非洲各殖民地的雇佣军中的优秀分子一起，受到了英国新国王的接见。

英国人以极为巧妙的方式犒赏这些忠诚不渝的雇佣军代表，授予他们极高的荣誉和勋章，以感谢他们对大英帝国流血牺牲作出的特殊贡献。同时也据此向所有雇佣军表明，只要为英国的国家利益竭尽全力赴汤蹈火，他们也同样能够享受到这一切难得的殊荣。

12名为英国效尽犬马之力的中国军人得到的回报除是每人一枚维多利亚女王勋章。

而此后事情的发展却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1905年8月英、日第2次签订同盟条约后，英国对日本的戒心解除，确定将威海卫作为一处不设防的军港，英国政府部分官员即以降低防务费用为由，提议解散中国军团。

至此，英国内外防范压力减弱，使中国军团失去了保留价值，作出了解散中国军团的决定。到1906年6月，这支雇佣部队最终被解散。

而眼下，何玉中、鲁芸阁、潘憨子、刘六儿等中国华工进驻的北大营，正是十余年前“华勇营”的驻地。统治威海卫的最高行政长官，仍然是那位在英伦三岛大名鼎鼎的洛克哈特子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