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安平会议”以后，日本人和阎锡山撕破了脸，他们把阎锡山和岩松义雄握手的照片印成传单，用飞机在西安等地散发。阎锡山驻西安的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把捡到的传单寄给阎锡山。阎锡山在克难坡每天早上举行的朝会上，公开向他的部下否认这件事。但后来有一个“中外记者考察团”到克难坡向阎锡山提出这个问题时，阎锡山无法抵赖，只好承认和日本人见过面，但矢口否认和日方有任何勾结，更不承认通敌叛国的账，大言不惭地说，他之所以深入虎穴，只不过是为了利用这一难得的渠道了解敌情。还信誓旦旦地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并非只有在战场上打打杀杀一种。我们与日军曲意往来，唇枪舌剑，不过是若干种斗争形式中之一种，而绝非妥协投降。”

日军为了“惩罚”阎锡山在“安平会议”中不辞而逃，趁阎部三十四军在汾南地区抢征夏粮时，由临汾的清水师团调集兵力，向该军全面进攻，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受伤，四十五师师长王凤山阵亡，阎军纷纷溃逃至汾北山区。

与此同时，日军又到处张贴布告，表示与阎锡山断绝“友好关系”，并实行封锁。

布告摘要如下：

我大日本皇军阐明与晋绥军断绝友好关系而成为敌对关系，并指示而后山西省所向之路径，我军稽考现时事态，以使前述之趋旨彻底。

山西省民务须不拘旧日因缘，凡与晋绥军之关系，一概解除、断绝。

山西省民务须尽力协助我军对晋绥军正在实施中之经济封锁。

针对近来晋绥军在我地区内以武力强行征粮之暴举，我军随时起来膺惩之。同时将来仍有妨碍我军建设新中国之情形，即有即刻击灭之决意与准备。

匪首阎锡山虽口喊反共，提倡和平，但却将自身之私有财产存于英美银行，此对中国前途，将致招来日暮途穷之感……

在日本人眼中，不久前还和他们握手言欢的阎锡山，居然一下就变成“匪首”了！

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冈村见阎始终不降，遂决定以武力相威逼，公开扬言皇军要以“犁庭扫穴”之势，向克难坡和阎所控制的晋西进攻。威胁到阎锡山的生存，他也就豁出去了，乃于四月初发动“晋西大保卫战”，动员所有精锐部队开赴前线，奖励官兵每打死一个日本人，赏洋一百块，并许诺给士兵娶妻，以鼓励士气，改变过去恐日降日的想法。

而日军驻晋部队却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晋绥军非常轻视，公开说：“阎锡山的军队根本用不着打，只要在枪头上挂一顶日本军帽，摇几下就把他们吓跑了。”

就在这时，驻汾阳日军的一个大队，和驻孝义的阎军骑一师三团在宋家庄附近打起来了。被日本人公开骂为“匪首”的阎锡山心里憋着一团火，为了叫部下给他争口气，拿起电话命令骑一师师长赵瑞亲自上前线去指挥这次对日作战，他态度强硬地说：“赵师长，这次不同以往，务必给我狠狠地打！要叫日本人知道我阎锡山并不是没有力量！千万不能打败回来，否则，组织制裁，决不宽贷！”

赵瑞飞骑赶到宋家庄，指挥三团和日军激战一昼夜。

当赵瑞在马背上挺立起铁实的胸膛，高扬起锋利的军刀，用嘶哑充血的喉咙向他的弟兄们发出“前进”的口令时，赵瑞陡然觉得自己许久没有舒展过的躯体里又重新激**着充满力量与**的热血——啊啊，就连老天爷也赶在那一刻来为他的三团弟兄呐喊助威了，雷声隆隆，闪电撕裂长空，大雨哗哗当空泼下。那是多么壮丽辉煌的时刻！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上千匹骏马一齐在大地上狂奔，蹄声犹如擂鼓一般激**人心。上千把雪亮的军刀在暴雨中挥舞，搅得空中飞珠溅玉寒光闪闪。上千张黑油布做成的雨披在瓢泼大雨中居然也能够像雄鹰的翅膀一样高高地飞翔起来，那样的场面那样的声响足以使任何一个战士抛开最后的一丝怯懦——不，即便是懦夫也会在那样的一瞬间升华为一名最勇猛最无畏的战士！

赵瑞的队伍像黑色的波浪一样在原野上疾速起伏，前赴后继，锐不可当，紧接着就是尽情地砍杀，刀锋劈开脑袋，砍断肩骨，刀尖刺进胸膛，上千条结实的喉咙一齐发出的呐喊声中，骏马踩踏着日本人的尸体飞奔，拔地而起，在电闪雷鸣的天空中拉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然后矫健地跃过敌人的阵地……

日军抵挡不住，增援也未及时赶来，且伤亡又大，终于溃不成军，转身向着汾阳城逃去。

关键时刻，赵瑞没有辜负阎长官的厚望，让日本人实实在在地领教到了阎军的实力。

宋家庄之战的第二天，白太冲从汾阳办事处赶到孝义，对温怀光说：“日本人这次死了不少，伤的更多。其中有一名日本军曹的尸体，迄今没有找到。日军旅团长请温军长阁下，务必转知所属部队，代为寻找，将尸体奉还。”

温怀光说：“这事可以办。”马上抓起电话通知赵瑞，命他立即组织力量，到战场上去寻找这个日本军曹的尸体。

结果，骑兵们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一具尸体，于是用军毯裹好，放在担架上，让担架兵抬着，由临时受命为“奉灵专使”的白太冲亲自送往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日军据点田屯镇。

田屯镇上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向着尸体鞠躬默哀。然后将军毯解开，准备先行照相，再接着火化。不料该中队长一看尸体，勃然大怒，对白太冲喝道：“你送来的是什么尸体，这根本就不是日本人。日本军人统统是光头，这个死人头上的长发大大的有。不要不要，赶快抬走！”

如此一来，白太冲这个“奉灵专使”的任务没法完成了，只得命令担架兵把原尸抬回去。

过了些日子才查清楚，这具尸体是阎方派往汾阳的一个县干部。那个日本军曹的尸体，却失了踪影。

后来得知那名日本军曹并未阵亡，只是因为当时受伤隐于田野树丛中，未及随队撤退。过了两天，他即自行回到汾阳。

至此，一场遗尸事件，才算作罢。

由于日军轻敌，阎又做了种种准备，所以日军在孝义县宋家庄和汾城县华灵庙的战斗中连吃败仗。吃了亏的日军调兵遣将，扬言要集中更大兵力，向阎锡山此时的老巢——吉县克难坡进攻。阎锡山经常教导他的高干们要“学会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也不能踩破”。这下眼看着要把日本人这个鸡蛋踩破了，顿时慌了手脚，连忙给岩松义雄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太原，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希望不要把同情你们的人当作敌人”，岩松司令官接信后，认为阎锡山已经主动低头告饶，如果继续进攻，就有可能把他逼过黄河，以后再行诱降就不方便了，于是将兵撤走，并复函告阎暂停进攻。

阎锡山于是得意扬扬，在洪炉台朝会上，向他的文臣武将们大吹特吹他“一纸退万兵”的辉煌经历。

阎锡山当然也不愿意就此中断与日本人的联系，他想知道“安平会议”后日本人对他的态度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便又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岩松义雄。岩松对赵承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让我打个比方吧，阎锡山就像一个漂亮的姑娘，我很爱她，但她一时不从我，我也不忍把她一枪打死，我还得等待一时，期望未来她能够回心转意，与我成其好事。”

阎锡山探到了日本人的底线，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日本人心中还是一张很有用的牌，于是高兴地对赵承绶说：“这样看来，日本人还算聪明，我们可以放心了。”

此后，只要日本人不主动惹事，阎锡山也不挑起战火，一旦日军发起进攻，他马上大呼小叫惊天动地地组织军民，投入他的“晋西大保卫战”，还真命令前线部队就像赵瑞那样，拉到战场上与日本人真刀真枪地过上几招。阎锡山时不时风风火火地这么来几下，山西的军人百姓，没人不相信他是率领他们坚决抗日的大英雄！

可另一方面，阎锡山又命令他的中介人苏体仁、梁上椿等，以及设在太原、汾阳、临汾、运城等地的办事处，照常和日军保持联系，等待时机，再和日本人谈判。

果然，没过多久，日军为了重新诱降阎锡山，再次主动向他示好。通知负责太原办事处的梁延武报告阎锡山，日军除停止对阎的军事进攻外，还着手减轻对阎的经济封锁，允许他的部队进入日本人占领的汾阳、平遥、介休、浮山、临汾、曲沃、翼城、绛县、稷山、万泉、猗氏、新绛、河津、荣河等县征（抢）粮。

据统计，在一九四二年夏秋时期，阎锡山即在上述地区一共抢到小麦和其他杂粮约四十万石。此外，日军还给阎锡山从汾阳运到孝义粮食五千石。同时，阎锡山将大批桃仁、生漆、桐油和水银等物资输送给日军，以此向日方换取布匹、西药、纸张、机械器材等物。日阎之间的勾结，并未因“安平会议”的破裂而终止。

一九四二年春，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极其艰难的地步。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由于冈村宁次采取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形成了“放水捉鱼”的局面，国共两抗日武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当此时，国民党旗下的各路杂牌军，纷纷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公开向日军投降。

山西方面的阎锡山与日军双方虽然已经在战场上兵戈相向，你死我活，但奇怪的是双方仍然维持着阎锡山设在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的运转，双方人员来往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也从未间断。这是因为，冈村对阎锡山的诱降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却达到了使阎在军事上消极避战，日军得以在山西专事对付八路军的目的，所以他们并不吃亏。

虽然冈村在阎锡山这个老滑头面前未能得逞，但对晋绥军以外的其他杂牌军，冈村的诱降工作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宫、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四三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其中最大的军，就是前面提到的庞炳勋的大军。”

一直与日本人藕断丝连的阎锡山看到北方大地上到处“降将如潮，降兵如毛”，以为这些将领，全是禀承蒋介石的旨意，才敢于公开投降日军，一则配合剿共，实则实行“曲线救国”的方针。阎唯恐自己落在蒋之后，他也迫不及待地想再把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交给日本人收编，这就好比自己这个当爹的没能耐，自己生的孩子自己没有能力抚养，交给日本人帮着带一带。他的真实目的是，让这些部队一面配合日军剿共，通过不断地和八路军作战，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一面争取从日军手中接管更多的地盘。

现在的人看起来会觉得阎锡山的想法太荒唐，但当时的具体条件却让阎的想法轻易地变成了现实。阎精明过人，他知道黄河以北从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便已经完全没有蒋介石中央军的一兵一卒，在华北坚持抗战主要力量，主要是八路军创建的晋察冀、冀鲁豫、晋绥三大根据地。

城野宏在《日俘残留山西始末——一个日本战俘的自供状》中写道：“八路军的正规兵力已经达四十七万，民兵两百万。已经能进行比较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此同时，日军的据点也已经到了仅靠分队以下的分遣队所不能维持的地步……日本军队从方山、五寨、沁水、沁源、神池等县撤回，缩小占领区域，同时撤回只有少量部队的分遣队。以中队（连）规模的部队为单位，不得不集中在县城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到最后，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旅团司令部所在的平遥县城附近，虽然看到八路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堂堂皇皇地行进，但终因没有出击的力量，而只好从城内炮击，以敷衍塞责。”

阎锡山对日本的处境和心理可以说了如指掌——既然八路军已经成为阎锡山与日本人最具威胁的共同敌人，那么，日本人有什么理由拒绝他这个“山西王”主动伸出的友好之手呢？

如此一大批文臣武将出发之前，阎锡山都会把他们召到克难坡耳提面命一番。大抵是派你们过去，主要是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尽量多地消灭八路军，千万不能图一时之富贵，反戈一击，真心事敌，往自己面门上来一枪。

阎锡山觉得汪精卫最先提出的“曲线救国”名声已经随着汪的叛国叛敌而变得臭不可闻，所以他把自己在山西搞的这一套，改了个名儿，叫做“内应工作”——意思表述得很明确，我阎锡山派到日本人的阵营中去的军队，是去专门打八路军的，不是去向日本人投降的。而且这些投降部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以待时机，作自己的内应。

事情的发展果真不出阎锡山所料，日本人即便明知道阎送给他们的是毒药，为了解渴，他们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下去。

一九四二年六月，阎锡山令骑四师师长陈济德率领该师前往日军指定的地区——平遥净化村及其附近驻扎。净化村周围密布日军据点，官兵们奉命深入到虎穴狼巢之中突击征（抢）粮，都有些紧张。

这时，温怀光被阎锡山召至克难坡未归，军长职务临时由赵瑞代理。骑四师开到净化后，赵瑞得到陈济德报告，称：“日军往汾阳、平遥、介休等地不断增兵，有包围陈师迹象。”

赵瑞担心骑四师一旦有失，致负指挥失当之咎，便径行通知骑四师星夜撤回孝义待命。不料阎锡山闻报后大为震怒，急命温怀光星夜驰回孝义。

温一见赵瑞的面，便大声斥责：“你胆大包天，不经请示，竟然敢擅将骑四师撤回！会长对你自作主张很生气，认为这是严重违犯铁军组织纪律的行为，幸我代为求情，才获会长谅解。以后千万再不要未经会长许可，便擅自移动兵力。”

说罢，马上命令赵瑞派军直骑一团团长何焜率该团再往净化。同时，温又亲自命令骑二、骑四两师各派出营以上兵力，分驻净化附近之中街、王智等村，进行突击征粮。随后，温怀光又派赵瑞率军直骑二、骑三团前往净化，统一指挥征粮行动。

七月十日，也就是赵瑞到达净化的第二天，即发现驻临汾之井上师团与驻汾阳之若松旅团不断向净化周围的据点增兵，便分别急电报告温怀光、赵承绶和阎锡山，陈述：“净化地区随时有被日军包围歼灭的危险，不宜驻兵，请裁夺！”

随即接到温怀光的指示：“奉会长谕，征粮第一，生命第二，没有命令，不得擅自移动。”

七月十二日，温怀光奉阎锡山命令，又以“督征汾阳夏粮”的名义，派新任骑四师师长杨诚，副师长何炳和骑一师副师长兼汾阳县县长段炳昌等赶到净化。

不料次日拂晓时分，日军首先将净化至孝义之间的公路截断，并很快将中街、王智等村占领，同时向净化展开攻击，又命汉奸向阎军喊话，要他们马上缴械投降。

赵瑞赶紧向温怀光报告情况，请示对策。

军长的回答是：“赵师长，骑一师、骑四师都是我心肝上的肉，我掏心窝子给你说一句话，你大可放心，日本人不会伤害你和我的骑一师骑四师的。这样的时刻，更不要忘记会长‘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教诲。”随即提高声调说道：“如遇日军挑衅，不得还击，违令者军法制裁！”

听了如此明白的话，赵瑞这才猛然意识到这后面藏着不可告人的隐情。

原来，阎锡山心怀诡诈，唯恐事后承担指使部队成建制投敌的罪责，只是诱使其部下落入他和日本人预设下的圈套，反而装着抗战的样子，不使其部队擅自移动。当自己的部下被迫为了自卫而对敌反抗并告急求援时，他却又装聋作哑，不予答复。

这时，日军见阎军并没有按预定的步骤投降，以为阎锡山言而无信，在耍什么花招，顿时怒不可遏，遂向净化村发起猛烈的进攻。突然一通炸弹劈头盖脑地砸下来，连人带马倒下一大片，寨子里到处血飞肉绽，哭喊连天。阎军阵地，一片混乱。

官兵们冲着赵瑞嗷嗷叫：

“师长，我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不能白挨打呀！”

“师长，再不打，鬼子就要杀到寨门啦！”

净化村四周有外壕环绕，并设有坚固的寨门。

赵瑞此刻既恨又气，又不敢下令还击，蓦地掏出手枪，“砰砰砰”对空连发三枪，鼓眼大喝道：“军长有令，如遇日军挑衅，不得还击，违令者军法制裁！”

杨诚和段炳昌知道赵瑞本不是贪生怕死之人，眼下日本人蹬鼻子上脸也不准部下还击，反倒搬出军长口令来压制求战弟兄，已经让他俩看出点端倪。

于是，骑一师副师长段炳昌自告奋勇说道：“师长，你别忘了我头上还戴着一顶汾阳县长的乌纱帽，我出去和日本人当面交涉，请他们按照‘汾阳停战协定’办事，马上撤兵，有什么问题，应通过太原或汾阳办事处，以谈判的方式解决。”

杨诚也嚷道：“师长，我也去，我前几天在介休保和村征粮，和日军发生冲突，还是我出面去和他们交涉，才平息下来的。我有信心说服日本人撤兵。”

赵瑞多次参加和日本人的秘密谈判，“汾阳停战协定”签字时他也在现场，他也以为杨诚和段炳昌能解净化之围。尤其是段炳昌兼着汾阳县长，经常到汾阳县城和日军接洽县政事务，和日军宫内参谋非常熟悉，相信凭段的面子，可以从中疏通。

哪知杨诚和段炳昌出了寨门，一和日军接触，当即被日军解除武装扣留，并胁迫他们在前引路，骗开寨门，引狼入室。日军当即将净化村内阎军官兵，包括赵瑞全部解除武装，然后用早已准备好的汽车，将五千余名官兵运往太原小河营盘受训。所遗大批战马，则用火车运抵太原。

阎锡山得知日军已以“战斗方式，使阎军投降”，按照白太冲与宫内中佐签订的密约，接下来，便是将投降部队“改编为共同的防共部队”了。

但，事情到了这步田地，阎锡山又担心日军违约，将他巧设圈套输送过去的五千能征善战的兵马，驱往西山、阳泉、大同等巨型煤矿当作苦力使用。于是迫不及待地密电苏体仁，向岩松义雄建议，将在净化俘去的官兵改编为山西剿共军。

果然，岩松义雄这次与阎配合得丝丝入扣。七月二十六日，太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与伪省长苏体仁在太原小河营盘宣布山西剿共军成立，以赵瑞为第一师师长，段炳昌为副师长；杨诚为第二师师长，何焜为副师长。

剿共军每师辖两个团，未设军部。日军为了严密地控制这支部队，第一军司令部赓即派来一名中佐参谋，带一排日本兵，组成剿共指导部。实际上这个中佐参谋就是赵瑞、杨诚两个傀儡少将师长的太上皇，一切军饷、粮秣、被服、武器、弹药等，都必须经过这位中佐参谋签字才能获得补给。

而这一厢，阎锡山又委任赵瑞和杨诚为第二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议，每月给他们保留着一份不菲的干薪，并通过太原办事处的梁延武转去“上谕”，指示他们：牢牢掌握部队，借机壮大实力，除执行与日军“共同防共”的承诺外，还要准备作“内应工作”。

从此，阎锡山不断地派遣部下官兵，以各种方式投降日军，加入到伪军行列里。而日军在汾阳、平遥、介休、临汾等地，也设有“晋绥军归来官兵招待处”，由三野大志参谋主持诱降工作。

作为这一投降行动中的重要角色赵瑞，生前在《阎日勾结真相》一文中写道：“这时在山西的日军，由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决死队，以及全体抗日的人民群众不断地予以严重打击，消耗损失日益惨重，同时又将其比较精锐的部队调往南洋，而换防来的部队，多系新兵，战斗力日渐下降。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域，也急于利用阎锡山的力量。纵使阎锡山和他的全部军队，一时不能诱降到手，也想将他的一部分兵力诱致到其占领区内，变成伪军，以增强其统治山西的力量。日阎双方在这方面，虽然各有打算，但在防共方面，却有共同一致的阴谋，于是日阎之间，一拍即合。首先是由阎锡山授意温怀光，并派遣白太冲前往汾阳与日军参谋宫内中佐，商订了一项密约：由阎军输送至少一个师，确实控制于日军指定的地点，由日军用战斗方式，使阎军投降，然后改编为共同的防共部队。这个密约签订后，阎锡山即退居幕后，暗中操纵执行。”

阎、日双方暗订密约之事，保密层级很高，连身为师长的赵瑞也被蒙在鼓里。当时骑兵军真正了解内幕的，只有军长温怀光一人。

城野宏在《日俘残留山西始末——一个日本战俘的自供状》中写道：“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我又请赵瑞到我指挥的保安队司令部担任副司令。赵瑞如此‘归顺’到日军方面，实质上是受阎锡山的指使，是阎秘密指使赵越过协定线，故意被日军包围而‘投降’的。其原因是重庆政府不管怎样也是抗日战争的主导者，其大部分官兵是不愿与日军合作，而同名义上是同志的八路军作战的。因此，通过所谓的战斗，以刀卷箭折的方式，实行投降，作为日军的协从部队，实际上是禀承阎的旨意，对八路军作战的。”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出自老奸巨猾的阎锡山的未雨绸缪，深谋远虑，他早已经考虑到了今后日军战败，突然回国，眼下的日占区转瞬之间变成真空地带，必将陷入行动迅速的八路军的控制之下。因此，在日军投降之前，先派自己的心腹将领和部分军队，抢先将日军控制的地盘掌控在自己手中。

城野宏回忆道：“这就是说，赵瑞及其部下是为对共作战而改换招牌，同时也是为战后准备先遣接收员。作为我，是后来才知道这种情况的，但因为对我方来说也很合适，所以也没有声张。”

对于类似于赵瑞、杨诚这种以各种方式、名目，投到太阳旗下的中国将领，冈村宁次与他们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只愿协助维持后方治安。”

阎锡山自从在“安平会议”上遭受了日军羞辱，尝到了日本人在谈判桌上的蛮横霸道后，便再也不愿和日军代表面对面打交道了，而只是通过他设在各个日占区的办事处，和日军继续保持联系，互通关于八路军的情报，交换各种物资。采用各种手段，将一部分兵力移植到日占区去充当伪军，由日本人帮他培植剿共实力，借以实现他对日军许下的“共同防共”的承诺。

但，日军并不以此为满足，针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仍然毫不放松地积极进行着。岩松义雄邀请阎锡山恢复“安平会议”，重启双方谈判，无奈阎锡山已成惊弓之鸟，心存畏惧，说甚也不愿上钩。冈村宁次于一九〇七年在陆军士官学校任清国学生队第四、第五、第六期区队长时，陈仪、阎锡山、孙传芳等后来在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他的学生。此后冈村长期在中国派遣军中任军职，也曾多次到太原，阎对他毕恭毕敬，精心照料，均以师礼事之。冈村认为岩松义雄和花谷正在“对伯工作”上处置失当，功亏一篑，导致阎锡山这只已快“煮熟的鸭子”飞了，对二人大为不满，遂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下令将岩松义雄的第一军司令官职务解除，调往北平，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顾问，特派吉本中将前来继任。随即又免去花谷正第一军参谋长之职，改以堀毛少将接任。并将华北方面军政治班班长城野宏派到太原，加强山西方面的政治工作。同时，伪省长苏体仁也被调到北平，接替改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周作人，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伪山西省长一职，则改由阎锡山的旧部——前任教育厅长冯司直接任，城野宏则担任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大刀阔斧地重新调整人事，以图再度对阎锡山展开诱降活动。

吉本和堀毛、城野宏到达太原后，急欲寻求突破，通过阎氏“太原办事处”主任梁延武，向阎提出了“日阎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方案”，其要点如下：

政治方面

由阎锡山先派出厅长级官员一人，县长级官员五人及其他助理官员若干人前来太原，参加日方政权，进行政治合作。最初作为试办，而后根据情况发展，再陆续增派人员，加强此种合作，逐渐建立日阎合作的山西政权。

经济方面

日阎双方共同管理太原附近各工厂矿山，将阎锡山原来投资各厂矿的资本所有权交还，作为阎方股本；日方在占领太原后新增加的资本，作为日方股本，实行经济合作，双方共同组织董事会管理之。

军事方面

日方同意阎锡山派部队向汾河以东地区发展，与日方实行军事合作，共同剿共。关于军事方面的具体详细计划，交由双方军事代表另行商定。

日军以上方案提出，正合阎锡山的心愿，于是，他又和日军眉来眼去，勾搭起来。

到了一九四三年夏，阎锡山取得日军同意，派心腹靳祥垣到太原充任日伪山西省政府卫生厅厅长，并担任阎氏太原办事处的政治代表，替他和日军协商关于人员派遣与安排的问题。这时，日军腾出五个县的县长职位，准由阎锡山派人充任。阎当即派李畅生为五台县县长，郝步庭为交城县县长，李石麟为沁源县县长，张从龙为安泽县县长，焦祺瑞为浮山县县长。这些人还带有各自的公安局局长、警备大队大队长以及其他许多随从人员。他们一经到任，便立即与日军紧密配合，积极防共剿共。

与此同时，阎锡山又派“安平会议”后，在汾南地区被日军击伤的前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到太原办事处充当军事代表，专与日军协商在汾东之曲沃、翼城、浮山、安泽等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剿共，建立政权，收复失地。

到了这年冬天，经过伪省长冯司直与日军联系，阎锡山又派现任三十四军军长张翼前往太原，加强和日军的军事合作。张翼到太原后，日军软硬兼施，逼他准备以国民党第三十四军军长的名义，到电台上广播日阎合作剿共。阎锡山闻讯着急万分，生怕张翼将他和日军勾结对付共产党的内幕披露出来，忙不迭下令撤了张翼的军长之职。日军大为不满，吉本中将一怒之下，便下令将张翼拘押起来。阎锡山赶紧派自己的前任参谋长朱绶光赶往太原疏通恳求，吉本才将张翼放回。

与此同时，阎锡山又让杨贞吉从敌区工作团中，严格挑选出王赓尧、陈兴舜、汪毓俊等一百余人，先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向他们讲明共产党之害，远甚日本人的道理，要求他们为完成会长谋划的大业，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然后再将他们派往太原，与日本人进行政治合作。凡少数思想不通，拒绝腆颜事敌者，不是被日军抓了起来，就是冒死偷跑出来，改换门庭，投向了八路军。

在此之前，阎锡山还命令宪兵司令樊明渊派遣宪兵骨干数十人，进入日占区，与日军联合进行针对八路军的特务活动。

当日军在阎锡山部队的配合下，向汾东发起大规模进攻时，阎的第六十一军和其他杂牌部队也同时出动，与日伪军相互协同，同心协力地夹击汾东的八路军。

冈村宁次能够容忍忠于阎锡山的这么多部队和干部进入日占区，由日军提供武器弹药、军饷给养，是因为冈村不久前在汾东地区，遭到了八路军的一次沉重打击！

汾东地区包括安泽、洪洞、浮山、翼城、襄陵、临汾、曲沃等县，自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战败，溃退至黄河以南地区后，便为日军所占，后来由八路军和决死队从日伪统治下解放出来一部分，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南可威胁中条山之日军，西可腰斩南同蒲线，北则氏断临屯公路，从而成为晋南日军的眼中钉。日军对这块八路军的根据地异常仇恨，不断进行残酷的大扫**，企图拔除这颗眼中钉。仅在一九四三年，日军便对太岳（包括汾东）地区接连进行了六次大扫**。

由于前五次扫**兴师动众，却战果甚差，所以最后一次扫**，冈村来了个“御驾亲征”，亲自上阵指挥，不仅要一举毁灭太岳根据地，还想将此次作战树为“样板”，借以指导其他各地日军对抗日军民作战。

冈村在这次扫**中，采取了所谓的精密作战——铁棍式的三层阵地新战法，将其两万多兵力集中在纵深地带，南北反复推进，轮番扫**，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企图把抗日根据地内的人力物力全部摧毁。冈村对他殚精竭虑想出来的战法自鸣得意，发起攻击之前从各地调集了各级军官、参谋一百八十多人，前来太岳现地观战。十月二十三日拂晓时分，这批军官分乘装甲车和大卡车十多辆，走到临屯公路的洪洞县韩略村附近时，突然遭到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的猛烈伏击，前来观摩冈村作战的军官全部被歼。紧接着太岳区军民继续与敌展开搏斗，截至十一月九日，终将敌人全部击溃。心高气傲的冈村被气得吐血，竟将惨败责任，推到师团长们身上。他赶到临汾、长治，对其所属部下将佐大加申斥，并将驻临汾之第六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井上撤职。

冈村丢了颜面，便想利用阎锡山的力量来帮助他控制这一带地区，因此他命令吉本中将重启和阎锡山的谈判，并指示吉本，要他和阎锡山方面具体商谈从汾东地区到上党地区的合作剿共问题。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阎锡山应日军的邀请，又令其太原办事处处长梁延武和政治代表靳祥垣，军事代表王乾元，与日军在太原签订了新的秘密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日方同意除五台、交城、沁源、安泽、浮山等五县前已让渡给阎方外，再将翼城、曲沃、长子、襄垣、黎城、长治、沁水、阳城、晋城等十县（以上县分绝大部分系八路军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分期陆续让渡给阎方接管。

二、日方政权机构和地方武装中，阎方可以继续派人充任要职。

三、阎方可以动员治安区（即日占区）内的旧日部属和有关人员，到第二战区受训。受训结束，陆续前往太原，经过阎方政治代表靳祥垣介绍批转于日方，分别任用。

四、日阎双方分担剿共任务，铁道沿线和及其他交通要道和重要据点，由日方负责；共产党控制区域由阎方负责。必要时，经过联系，双方可进行会剿。

五、日阎双方将上述地区之共产党清除干净后，其防务由阎方接管之。

冈村宁次明显加大了对阎锡山的依赖程度，阎的计谋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