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从赵承绶口中了解到，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海陆空全面告捷，于是目空一切，骄横十足，态度非常强硬。尤其是日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调往南洋作战，遗缺由花谷正少将继任。此人是日本贵族出身，比起前任楠山秀吉，更是盛气凌人，眼睛翻上了天，很难说话。他多次向赵承绶表示：“阎锡山要想从日军手中得到‘汾阳协定’中所规定的武器、物资和款项等帮助，必须先行发表通电，彻底脱离重庆政府，才能办到。”

赵承绶向阎报告了一切情况，最后向他说道：“我这次在太原住了这么长时间，日本人一点东西也不给咱，是因日本准备太平洋战争，国内物资紧张，冈村不能如数拨出阎所要求的武器、物资、款项。联系历次和日本人的谈判情况可以断定，日方的确是诱降，而决不是想和我们合作。”

阎听了赵承绶的报告后，便将他那降日的打算，改为“暂时观望”的态度，也不急着和日本人联系了。

赵承绥从阎锡山窑洞里出来，又去看望与阎同住在一个院里的老辈子赵戴文。

赵戴文一见他就先开口问：“你从太原回来了？”

赵承绥说：“回来了。”

赵戴文又问：“事情办得怎么样？”

赵承绥说：“没办成，日本人是诱降，根本不是合作。”

“好！”赵老先生蓦地冲赵承绥竖起大拇指，提高声调说道，“你没办成这件事，才不愧是赵心喜的儿子。要不待你百年之后，你爹也不会认你。”

听了老辈子这番话，赵承绥这才明白连在山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赵戴文，也是反对阎与日本人合作的。

赵承绥看得很准，这时候的日本从侵华部队中抽调大批兵力到太平洋诸岛去作战，急切要求有个更有力的汉奸替他们统治华北，防止真正抗日的八路军乘机反击，收复失地。因此，急于要阎锡山就范，为迫使阎锡山尽快就范，日本人采取了软硬交加的手段。一面于一九四二年四月间派梁上椿到克难坡，向阎锡山送“觉书”，促阎锡山早日表明对“汾阳协定”的态度；一面派飞机轰炸克难坡，并以较多的飞机轰炸阎锡山在黄河渡口小船窝附近修建的钢丝木板桥。二十几架飞机，三次投弹百余枚，只炸毁两股钢丝绳。阎锡山心中惊恐万分，表面上则是硬着头皮虚张声势，一面向其部下宣扬，要准备进行“晋西大保卫战”，坚决保卫抗战根据地；一面又要派赵承绶再次到太原去和日方商谈。

阎对赵承绶说：“延武太嫩芽，我担心他应付不了这个局面，还得再辛苦你一趟，看看情形究竟如何。”

为了能快点到达太原，赵承绶带上续志仁，从乡宁县骑马先到日军占领的河津城，又坐军用小飞机到太原，仍住新民街十二号池上公馆。次日会见花谷正，花谷正气势汹汹地说：“你来了，好！你能代表阎锡山吗？我看你代表不了他。阎锡山诡诈多端，把蒋介石、毛泽东全骗了，还想骗我们日本人吗？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叫阎锡山亲自来吧，我们非和他亲自谈不可。”

无论赵承绶怎样替阎锡山解释暂时不能来太原的理由，花谷正也毫不理睬，要赵马上回去转告阎锡山，他必须尽快与阎见面。

花谷正的态度如此强横，让赵承绶一时没了主意，一面急电阎锡山，一面向苏体仁探询究竟。

苏对他说：“日本人确实急迫想要和老总合作，还是要老总先表明态度。日本人决不肯先拿出东西来，他们实际也没有那么多东西，要求一下子拨付，恐怕有困难。”

赵承绶摸到一点底，加上花谷正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也就不想在太原多待下去，赶紧回到克难坡向阎锡山交代。

阎锡山听完以后不以为然地说：“他们不要你当代表，你就回来好了。”接着又说：“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想叫咱脱离重庆，这可不行。你想，咱到太原去，什么也没有，他们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产党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可不能这么干。”

对日方要求和他见面一事，阎锡山没做任何表示。

日方见阎锡山对亲自会谈无甚表示，就继续通过苏体仁、梁上椿胁迫阎锡山，声言要用重兵进攻晋西。又经梁延武、刘迪吉往返磋商，最后阎锡山同意亲自出马和日方会谈。但又考虑到自己不能去太原或汾阳，叫日本人到晋西来，又怕风声太大，不敢公开这样做。最后选定在山西省吉县南面几十里的一个小山村举行会谈，具体负责与阎方协商的花谷正同意了这个方案。

这个小山村在晋绥军的地盘上，距日军防线有三十华里。村子原来有个名，可阎锡山十分迷信，认为这次与日方会面，很危险，便把这个村改名为“安平”，又在“吉县”境内，是个“吉庆平安”之兆。

安平村庄的居民，十几天以前就被阎锡山派军队扬言要在这里“打大仗”，胁迫全部迁离了。

安平会议的地点、时间确定后，因会场在阎军控制的地区，会场的布置，会议的接待诸项事务当然得由阎方负责。

阎锡山于是命令其长官部副官处庶务科副科长胡二庆提前到安平村，准备会场和招待日方人员所需房屋。胡二庆从克难坡带了一批泥工、木工和裱糊工人赶到安平村，搭建了供阎日双方代表休息的房舍，以及会议室、伙房、厕所等，随后安装门窗，粉刷墙壁，赶制桌椅板凳等木器家具。还请了好几位名厨，准备伙食。

日军方面则由驻河津的军队对河津至安平的公路进行突击修理，并在两军交界处搭建了一排木制活动营房，供日军将领在途中休息。随后又将河津至安平的电话线架通。

阎锡山为了参加安平会议，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即由克难坡来到了吉县，因克难坡距安平村有一百多里，在不通公路的情况下，必须在吉县住一夜，连续两天行路，担心阎身体受不了，所以先到吉县休息两天，以便和王靖国、赵承绶等仔细商量一下与日军见面会谈时如何应对的问题。

阎锡山的“太原办事处”主任梁延武于三月间陪同梁上椿从太原去克难坡，因事留在克难坡，这时也随阎锡山同赴吉县。

阎锡山到吉县的第三天上午，特意召集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公开扬言要进行“晋西大保卫战”，还下达了“谁后退就军法从事”的命令——其实，这些都是争夺延安和重庆方面使的障眼法，搞这样的小手段，阎方早已和日方取得默契。

阎锡山还电令他的太原办事处全体人员携带高级茶点、水果、香烟等食品，一律随同苏体仁、梁上椿到安平村担任招待日方之责。

五月三日，苏体仁、梁上椿、杨宗藩（翻译）偕同日本特务头子林龟喜大佐、日军第一军司令部高级副官三野友吉中佐和阎方太原办事处人员曲宪南、刘迪吉、田作霖等，带着大批会议所需的物资，乘火车由同蒲路南下，在侯马车站下车再转乘汽车到达河津，四日晨由河津乘汽车去安平村，中午时分到达，与先期从吉县赶来的赵承绶等会合。

四日上午，阎锡山一行由其警卫总队保护，由吉县出发，前往安平村，途中到了一个叫东石泉村的地方，已是中午。阎锡山决定在此住下，次日再去安平村。

这一天吃罢中午饭后，安平村的赵承绶用电话向东石泉村的阎锡山报告情况，阎锡山请苏体仁、梁上椿马上赶过去见他。林龟喜和三野闻知苏、梁要去东石泉村，坚决要求和他俩同去。原来，这两名日军军官此行还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即沿途察看晋绥军的布置和戒备情况。

苏体仁、梁上椿、林龟喜和三野友吉去东石泉村后，赵承绶则引导石桥中佐察看会场布置情况和日军带来的一个中队的宿营地。

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天还没有亮，阎锡山率领王靖国、秘书长吴绍之、杨贞吉、梁延武、苏体仁、梁上椿、林龟喜、三野等离开东石泉村，很快便到了安平村。

阎锡山在为他布置好的房子里休息。

不久，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参谋长花谷正少将、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中将、驻临汾的清水师团长，和已升为大佐的茂川等高级参谋人员到来。

日本人对此次与阎锡山的会见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如果这次会见顺利地获得成功，也就意味着，国民政府的一员最有实力的将帅以及他所属的山西，将会成为日军的一翼。这样一来，在中国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反蒋的有力据点。对日军来说，在战略上可以取得非常有利的地位。不仅如此，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出现了有力的反蒋势力。那么，对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不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会陷入绝境。

当日方代表到达安平村口时，阎锡山带去的军乐队吹响了接官号，表示欢迎。阎锡山与岩松义雄握手寒暄后，便来到事先准备好的休息室休息。旋由苏体仁、梁上椿陪同阎锡山到日方休息室会见，苏一一作了介绍，阎锡山和日军将领分别握手，岩松义雄立即送给阎锡山一份“白皮书”，花谷正则故作亲切，与阎锡山来了个热烈的拥抱礼，并且自我介绍说昭和五年时自己在大连见过阎阁下，弄得阎锡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也想不起一九三〇年被蒋介石和张学良联手赶下台，躲在大连避祸时，于何时何地见过这个盛气凌人的家伙。

接下来，双方进入会场，举行正式会谈。会场设在一外面围有半人高土墙的窑洞内。当中一张长桌，桌上摆满了太原办事处带来的筒装炮台香烟和糖果。日方坐在一边，一字排列，岩松坐在中间；阎锡山进入会场，面对岩松入座，赵承绶，王靖国、吴绍之和苏体仁、梁上椿分别在阎左右侧，特务头子杨贞吉没有参加会议，按照双方约定，会场安全由阎方负责，他带着几名手下四处溜达，检查安全保卫工作。

这时，日方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一齐开动，阎锡山除了苦笑，无可奈何。后来他生气地对苏体仁和梁上椿说：“日本人连这样一点小事都出尔反尔，还能跟他们谈合作那样的大事吗！”

安平会议与汾阳会议有一点不同之处，汾阳会议谈判桌上插着双方的小国旗，而安平会议的谈判桌上没有出现国旗。其原因是因为汾阳会议的会场是由日方布置的，而安平会议则是由阎方负责布置会场。在这样的场合，阎锡山并不愿意成为中国方面的形象代表。

会议开始，阎锡山首先发言。

“目前中日两国共同祸害，是中共势力的日益壮大，若不及早剿除，不但中国将永无宁日，日本也不能不受其害。阎某素有推日本为盟主，建立亚洲同盟的主张，共同对付美英，共同剿共，以达共存共荣之目标，则中国幸甚，日本幸甚。”

阎锡山开篇便大讲其所谓“相需”的谬论，大意是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亚洲人愿意推日本做盟主，但日本人必须领导亚洲人做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当好这个盟主。中日合作是互相需要，要应本着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办事。尤其是内政自理，最为要紧，否则中国人民就会对合作有顾虑。请日方表明对中国究竟将采取什么方针，等等。

随即又说：“我们的中日合作，只能承认日本是盟主，中国的一切，必须自己作主，共存不能是日本独存，共荣也不能是日本独荣。照你们的办法，我阎某无法向中国人交代，从而我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更不能号召中国人。如果你们只想要一个名存实亡的政府，现在南京有了汪精卫，北平有了王揖唐，何必要区区阎某呢？”

阎锡山原本日语极好，但他知道在这样的场合，自己只能讲中国话。所以每讲一段，由苏体仁的女婿杨宗藩翻译一段，这样一来，占的时间就很长。再者，这样的话，也肯定不是日本人想听的。

日本将领们吹胡子瞪眼，显得极不耐烦。

“对不起！”花谷正实在按捺不住，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嚷道，“我们是来开会，不是来听阎阁下长篇大论演讲的。”

岩松义雄不等阎锡山把话全说完，就接过去发言，大肆宣扬一番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胜利，促阎锡山立即“觉悟”，早日通电履行“汾阳协定”条款，希望阎锡山认清当前形势，相信大东亚圣战有必胜的把握，要阎锡山立刻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勿再犹豫。并表示如果阎锡山马上表示态度，可立刻交付现款三百万元，步枪一千支，作为送阎的礼物。至于“汾阳协定”里所答应的一切，可以陆续交付等等。

岩松中将的发言，由日本人大岛翻译。岩松的态度虽不像花谷正那样气势汹汹，但也同样盛气凌人，完全是一副战胜者的口吻。

赵承绶偷眼看看阎锡山的神情，他还是犹如老僧入定一般，无甚表情。

阎锡山早就料到日方会逼他在会上表态，等岩松话音一落，和颜悦色地笑了笑，轻言细语地说：“诸位先生，凡事都要有个准备，现在一切还没准备妥当，通电还需要相当时日。最要紧的是力量，如果贵方能够把‘汾阳协定’中答应的东西先行交付，装备起力量来，能对付得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攻击，就可以马上推进到孝义去。”

岩松义雄一听阎锡山这样说，不停地发出冷笑，脸上满是鄙视的神情。而花谷正竟然把头歪在一边，故意发出打呼噜的声响，假装睡着，以此来表示对阎锡山的意见毫不理会。后来他越来越不耐烦，蓦地睁开眼睛，站起身来，以训斥的口气大声说：“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子打得落花流水，重庆的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与我们日本人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说，马上跟我们一同回太原去！”

花谷正说话时，气势汹汹，口说手比，旁若无人，好像要上前拉扯阎锡山一样，弄得阎十分难堪。

赵承绶再偷眼看看阎锡山的神情，发现他这下既生气，又有点慌神，眉头都皱起来了。

会场上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会议已经很难继续下去。

一直察颜观色的苏体仁赶紧建议“暂时休会”，双方于是各自暂回休息室休息。

这时，杨贞吉得到手下密探报告，发现在日本人来的路上，有许多骡马向安平村前进。杨认为是日本人正在向安平村增兵，或者是开来了炮兵，立刻把这一情况向阎锡山报告。

阎锡山一听，搓手摇头，十分惊惶，正在着急，他的警卫总队长雷仰汤报告说：“会长赶快走吧，这房子后边有一条小道可以出去，外面都是我们的人，只要一出安平村就安全了。”

阎锡山于是装着小解，暗示赵承绶也跟了上去，进了临时搭建的厕所。阎锡山一边撒尿，一边叫着赵承绶的字说：“印甫，我先走一步，留下场面，你来收拾。”

说罢，雷和阎的侍从立刻扶着阎锡山由小道一溜烟逃之夭夭。

继续开会的时间到了，日方进入会场，却等不来阎锡山。

赵承绶假意去催，回来说：“对不起，阎长官已经走了。”

日方十分气愤，岩松中将声色俱厉地对赵承绶喝道：“你们的阎长官太无理了，我们一定会给他惩罚的！”

日方立刻要动身，赵承绶和苏体仁、梁上椿赔着笑脸，把他们送到村口。

岩松这时又突然改变了态度，一脸和气地对赵承绶说：“赵将军，今天会谈不成，以后有机会再谈。我们对阎长官绝无恶意，请你转告阎长官放心好了。”

接着，赵承绶吩咐手下收拾会场。这时，他才看到日本人赶来的骡马，驮的是一些步枪和木箱——事后才知道是三百万伪钞和一千支步枪。阎锡山这一跑，日本人又全部运回去了。

送走日方代表和人员，赵承绶和苏体仁、梁上椿也一同返回吉县。

赵承绶把岩松义雄的话转告给阎锡山，他没甚表示。

几天以后，苏体仁、梁上椿又回太原去了。

苏走时对赵承绶说：“日本人在东南亚接着打胜仗，心气正高，会长在安平村这么一跑，恐怕事情再难有转圜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