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第三章 “御音诏书”(1 / 1)

吉普车驰上新民北街,一栋高高耸立在宽阔的坝陵桥大较场旁边的巍峨建筑,便进入了城野宏的眼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日军攻占太原后,占用山西大学堂教学楼作为司令部。不久,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筱冢义男中将决定在城内建造司令部大楼,也许是因为对于空降太原坝陵桥大校场情有独钟——太原保卫战中,让傅作义和太原守军不曾预料到的是,昔日振奋军威的坝陵桥大校场,竟然成为太原城防最脆弱的“软肋”,在城内小股日军便衣队的配合下,日军飞机搭载着突击队一次次强行降落在坝陵桥大校场,不断向城内增兵,成为太原失守的直接原因之一——大楼最终选址于此。

筱冢义男一九一四年赴德国学习军事,继后又任日本驻奥地利大使馆武官。他想必读过希特勒的这样一段话:“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或许,筱冢义男正是受到了希特勒的启发,为了迫使中国民众通过建筑,认识到侵略者靠武力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何等的稳固,何等的坚不可摧,才建造了这样一栋气势不凡的大楼。

一九四一年,也就是日本军队进入太原的第三个年头,一座占地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巨大建筑在坝陵桥大操场边落成了,大楼坐北朝南,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在西式钢筋混凝土主体建筑上,创造性地为主楼加上了中式歇山顶以及精美的装饰。与山西大学堂、国民师范、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博爱医院、同蒲大楼等同时代建筑相比,这座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大楼蕴涵着更加丰富的中国传统风格,成为那个时代太原独占鳌头的地标性建筑。

曾经高踞在这栋巍峨大厦里发号施令的,有筱冢义男中将、梅津美治郎中将、岩松义雄中将、吉本中将,而为该军最终画上句号的,无疑是澄田睐四郎中将。

日本第一军在太原市坝陵桥的司令部大楼

一九四五年八月进入中旬的这些日子,对澄田睐四郎而言显得是那样的漫长、沉闷,连空气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味道。作为第一军司令官的身份使他必须排除烦扰,保持清醒的头脑。但他的举止已变得有些机械,谈话也变得有些迟钝,往日的潇洒与诙谐已**然无存。平素,这位有着学者风度的司令官的日常生活是颇为悠闲的:早晨七时起床,上午到司令部听取山冈参谋长的战况和工作汇报。午后如逢天气晴好,他便扛上钓鱼竿到太原城郊的水塘垂钓。中午再忙,也要挤时间小憩一会儿,夜间或读书,或下围棋。就寝时,合枕即睡,极少失眠。澄田除了下棋、钓鱼、读书三大嗜好外,后来又热心于东方的宗教。这种雅好,与他征战杀伐的生涯有所抵牾。但人的性格往往是多重的,这位统领数万大军的司令官,在指挥军队疯狂践踏中国的国土,屠杀中国人民之余,居然也能坐禅论道,从中感悟人生。

但是,一向乐观豁达,睡眠极好的澄田,却接连出现了彻夜辗转难眠的现象。笼罩在他心头的最浓黑的阴影,是从即日起就要变成战俘的六万在晋日军和散居在山西各地的八万余日本侨民,对这十四万人能否安全回到日本,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还有他自己的人生结局……

城野宏大步走进作战室,看见澄田司令官、山冈道武参谋长、各课课长,以及岩田清一、公村参谋、古贺参谋等几十个将佐正坐在长桌两边。他注意到掌握着第一军钱袋子的山西物产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也在其间。正在热切地商讨驻山西日军准备如何缴械,日本侨民打算怎样撤离等事项。宽大的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更多的人站在坐着的人后面,人人情绪激动,说话的声音都挺高。

城野宏一进去,澄田司令官马上说道:“城野君,你回来得正好,我们正在商量对保安队如何处置的问题,这些阎锡山派过来的人散布在太原城内各处,一旦趁乱叛变,向日军发起攻击,极有可能重蹈通州事件(1)的复辙。”

城野宏分开将佐们,挤到澄田跟前,急迫地问道:“司令官阁下,第一军是否已经决定投降?”

此话一出,所有目光全凝到了他的脸上。

澄田将军双手扶着长长的指挥刀,面色如铁,一字一板地说道:“东京已经被美国人的燃烧弹夷为一片平地,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也被美国人的原子弹从地球上彻底抹去,苏联人的坦克和飞机,已经帮助八路军夺占了张家口,苏联飞机随时可能对太原进行轰炸,日本已经无力再战。冈村总司令一个小时前在电话里告诉我,称‘天皇陛下将于十五日十二时亲自广播,应谨拜闻玉音’。”说到此,澄田眼中,已隐隐有泪光在闪。他坚持着说下去:“冈村总司令还告诉我,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而投降的。”

城野宏痛苦地叫道:“可是,无论怎样,这同样也是投降啊!而且一旦投降,日本必将陷入国体崩毁,民族灭亡之绝境。我想,日本如能退回到日俄战争以前的状态,恐怕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围坐在桌子边的将领们,爆发出一片抑制不住的抽泣声。

岩田清一更是重重地捶打着墙壁,失声嚎哭起来。

澄田忽地将指挥刀靠在桌子边,陡地站了起来,挺直身子,充满怨气地说道:“我于昭和十六年于湖北荆门就任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又于去年十一月从荆门调到太原,继续了四年的战场生活。在这期间,一次也未回过国。因此,国内的事情,虽然片断地听到一些,但实际情况如何,既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

全场寂静,只有澄田的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回**。

“八月十二日,冈村总司令电话告我,外务省正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提出,如允许维持天皇制,则接受《波茨坦公告》。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小林总参谋长又给我打电话,说为维护国体,保卫天皇,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勿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而削弱我军斗志。”

“真是荒唐!”城野宏愤怒地叫道,“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如此南辕北辙,让我等部属,如何适从?”

澄田说:“我遵照总参谋长命令,刚刚草拟了作战命令。”拿起桌上的一张电报稿念道:“我驻山西六万精锐皇军,必须发挥大日本皇军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天皇,只有断然决一雌雄。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之皇军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念毕,澄田把电报稿往桌上一拍,提高声调说道,“可是,命令还未来得及发下去,冈村总司令官让我‘拜闻玉音’的电话又来了……”

城野宏道:“阁下的意见决定着山西六万派遣军与八万侨民的生死存亡,司令官能把你的意见,坦率地告诉大家吗?”

澄田毫不犹豫地回答:“圣断一旦下达,天皇的态度,就是每一个日本军人唯一的态度,澄田除谨遵诏命以外,别无他策。在我看来,对于天皇的旨意再表示反对就是为臣不忠的行为,这与我扎根骨髓的军人精神,水火不容。”

城野宏倔强地说道:“日本要是屈服于《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那些昨日还在英勇杀敌的将兵必然会被支那人送上军事法庭,成为战犯。如果司令官阁下以天皇的意志为意志,那就无异于把自己,以及更多自己的部下的生命交给支那人去处置一样。”

岩田清一眼泪汪汪地嘶声狂吼:“司令官阁下,果真如此,我看倒不如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澄田正色道:“切腹,或者上战场与敌人血拼而亡,对我来说都是最容易的选择。请问诸位,我要意气用事,痛痛快快地一死了之,山西的军队与侨民,能否安全地撤回祖国?特别是在国共矛盾激烈、治安状态不好的地区,如何使深居山西各地的皇军与日侨安全集中到乘船地区,如何以极大的关心来妥善安置——这,才是我眼下最为操心的事情。”

城野宏说:“日本投降,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南京通知皇军将兵恭聆玉音,极有可能就是由天皇亲自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战败投降的诏书。”

山冈参谋长也说:“天皇一旦宣布投降,日军在太原城里只有一个大队和特种部队,力量根本没法和赵瑞的保安队比,这批阎锡山派过来的将领一旦悍然动手,我们是无法对抗的。再说,我们除了六万军队,还有更多侨民分散在山西各地,一旦打起来,这十几万日本人,肯定会遭到中国人的残忍报复,难逃一死。”

澄田说:“所以,尽快调动各地军队,一举解除保安队武装的意见,已经在司令部里占了上风。并且已经作出决定,明天早上七时,以集合点名的名义,解除保安队的武装。可是,我又感到十分为难,因此特别想征求你的意见。”

“解除保安队的武装?是谁的主意?愚不可及,简直是胡闹!”城野宏毫不客气斥道,“司令官阁下,你从湖北调来不久,恐怕还不太了解第一军的情况,现在的第一军,已经不是过去的第一军了。”

城野宏以简要的语言,谈到了这支统治山西全省已经长达八年的日本军队的历史。的确,在来太原担任省政府顾问辅佐官之前,城野宏作为华北方面军政治班班长,长期活动于华北、山西,对第一军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上年年底才从荆门调来的澄田司令官和岩田等参谋人员。

他如数家珍般说道,一九三七年年底太原会战结束,第一军从而取代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而成为山西的统治者,从那时起直至以后的两年,第一军一直作为一线攻击兵团,隔着黄河与朱绍良的第八战区,卫立煌的第一战区相对峙,并处在同延安和山西一带的八路军、第二战区的阎锡山的晋绥军作战的最前线。因此,在这个军中,当时拥有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等三个最精锐的甲编师团,再加上一个乙编师团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团,故以其总兵力十万人的威武阵容而引为自豪。然而,由于对美国宣战后,太平洋方面的战事紧急起来,第一军中的精锐师团陆续被调往南洋,到一九四五年,第一军的总兵力不仅已经减少到六万人,而且成分也大打折扣,只包括第一四四这样一个唯一的乙编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两个独立步兵团,一个独立警备队。由此可见,第一军的素质已经急转直下,一落千丈了。

说到这里,面容清瘦的城野宏话锋一转,锐利的目光透射过厚厚的镜片,逐一扫视着澄田、山冈、河本、岩田,连珠炮般提出几个问题:“我现在向你们提出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日本本土被美军占领,而我们的政府投降后,你们认为皇军还能继续保存下来吗?”

山冈少将曾经在参谋本部俄国组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且还担任过日本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他马上回答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北海道一带也完全可能被苏军占领,而使日本分成美占区、苏占区两部分,如同德国一样,日军可能会被彻底解散,在国内要想保存军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城野宏仍然按照自己的思路提出问题:“二、大和民族要想智慧地度过眼下这个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首先就必须重建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的经济。而为此所需要的原料与燃料,你们认为能否继续从山西得到保证?”

澄田说:“日本肯定会因为战败后丧失满洲、朝鲜、台湾以及一切海外殖民地。对于能否取代这些地方的重要资源基地,将山西确保在我们手中的问题,最重要的条件是,山西必须具有必要而庞大的资源。”

城野宏激动地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司令官阁下,最符合这个条件的地方,即便是在整个亚洲也只有山西一地,因为山西拥有比满洲和朝鲜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的、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的资源。例如,煤炭的储藏量是四千亿吨,占整个华北煤炭储藏量的十分之六。日本的煤炭储藏量只有一百五十亿吨。然而,在山西,一百五十亿吨煤炭,只不过相当于两个中等煤矿的煤炭储藏量。”说到这里,他大步走到墙边,指着巨幅军用挂图说道:“你们看,在太原西南面距太原城区只有六公里的西山煤矿,出产供应太原市区的燃料煤,老百姓以人工采掘露天煤矿,并用毛驴驮运到太原市区出售。所谓驴背,如果你们理解为装在麻袋里或是别的什么东西里,那就大错特错了。它只不过是在毛驴的两侧各放一块用绳子捆住的,长达一米左右的炭块,毛驴背着这样的炭块,‘嘀铃、嘀铃’地摆动着系在脖子上的铃铛,来到太原市——这就是说,一头毛驴只能运载两块煤炭,而像这样的煤炭在西山煤矿,就有五十亿吨之巨!”

城野宏的这一番谈话起到了石破天惊的作用,让一帮分明已经绝望的年轻官佐,突然之间仿佛又看到了希望。几十双一直不眨眼地注视着城野宏的目光里,充满了感谢与敬重。

岩田清一钦佩地说:“辅佐官,你是我们日本在山西最精准的活地图,也是我们思想上的领路人。”

城野宏继续说道:“在太原北部的宁武煤矿,储藏量有一百亿吨,只需要铺一条通往山崖露天煤层的路就行了。仅仅在这里,每年就出产煤炭一百万吨,其煤炭的厚度一般为三十米,最厚处可达一百米,因为是山崖,只要一爆破,‘哗啦哗啦’崩塌下来的,都是煤炭,只要原封不动地装上火车运回日本就行了。”

山冈参谋长惊羡不已地说:“那么也就是说,仅仅西山和宁武两个煤矿,就相当于日本全国的煤炭储藏量了。”

因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而被逐出军界的河本大作说:“这两个煤矿在山西还仅仅是中等煤矿,同第一流的煤矿相比,悬殊还相当大。大同煤矿和阳泉煤矿这样的一流大矿,蕴藏量分别是六百亿吨,仅仅一个煤矿就相当于日本全国煤炭蕴藏量的三至四倍。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我们在东京举办‘山西物产展览会’时,曾经将两立方米左右的整块阳泉煤,陈列在展览会入口处,简直让我们的同胞惊叹不已。这样大的煤块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误以为这是用许多小炭块粘合加固而成,或者是模型而已。但事实上,这样大的炭块在山西根本算不得什么稀罕的东西。而且,阳泉煤矿含有七至八千卡左右高热量的无烟煤,如果大量往铸铁炉里加煤,甚至铸铁炉也会被熔化掉。”

城野宏说:“所以说,山西对日本国的重建和复兴太重要了,而要想控制山西,眼下就必须依靠保安队,只要我们稍稍流露出对保安队动武的想法,马上就会给日本人带来灭顶之灾。我认为,即便赵瑞骨子里真是阎锡山派来的人,即便保安队的干部一半以上是忠于阎锡山的,我们也必须继续像过去一样相信他们,利用他们,因为在对付共产党、打八路军这一点上,阎锡山、赵瑞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对保安队先下手为强的想法,都是愚蠢的。而且,八路军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于八月十日发出全军总攻击的动员令,并已开始付诸行动。阎锡山的晋绥军未到达太原之前,如果八路军抢先出现在太原,以目前日军的力量,根本无法防御。因此,现在除了使用我所控制的保安队里的中国人确保占领区,而等待晋绥军接收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考虑。”

城野宏的意见得到了澄田司令官等多数人的支持,于是,马上由岩田起草的第一军司令官给山西省保安队司令部的文件中,发出第一军作战命令:即八路军以接收太原为目的前来太原,保安队司令部要协同日军,不遗余力地尽量阻挡,如遭攻击,则坚决还击之。

澄田不仅放弃了收缴保安队武器的计划,还采纳了城野宏的建议,对此次率部前往晋中清剿八路军的保安队将领,予以奖励授勋。

说话间,副官提醒,离正午十二点钟还差五分。

第一军司令部全体将佐身着正装,跟在澄田司令官和山冈参谋长后面,走出司令部大楼,顺着几十级台阶下到司令部大楼正面大操场,按照平时遥拜天皇的队形,向东列队。

将佐们一个个神情肃然,悲痛欲绝,准备聆听“玉音诏书”。

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从现在起有重要广播。全国听众请恭身侍立,垂首静听。”

信号很好,声音非常清晰。

澄田和他的将佐士兵们全都如木桩般钉在空阔的广场上,低着头,毕恭毕敬地肃立在广场上,面向东方,犹如站在天皇面前一样。骄阳在地上画出一排排的投影。酷热使他们汗流浃背,军衣湿透;绝望使他们神情麻木,目光呆滞如死鱼的眼睛——谁都明白末日已经来临,而且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不可抗拒。

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下一万名日本人——身穿蓝色国民服的义勇队员、身穿灰黄色劳动服的矿山管理干部、身穿军装的士兵。头上缠着头巾的男工、女工。青年、中年男女及老人……这些人当中,有的站在那里面对楼顶上迎风招展的国旗默祷,有的俯伏在地,把额头触到地面上。

司令部大楼门前的广场平时是不允许老百姓进来的,可是以往在皇军打了胜仗的消息传到太原的时候,这里通常也会聚集很多身穿西装与和服的日本侨民。他们有的站立,有的手握着白石子祈祷。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摇铃,有的吹螺号,有的喊干嗓子,为天皇,为皇军祈祷。但是今天既没有铜锣,也没有鼓和螺号,人们只是哭,只是叫,只是捶胸顿足……

收音机里再次响起播音员的声音:“从现在起,天皇陛下对全体国民亲自宣读诏书,敬谨开始御音播送。”

在庄严地奏过日本国歌《君之代》后,稍停了一下,接着,一个苍白无力的声音通过司令部大楼上的大喇叭,仿佛自天而降般在广场上响起: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岩田清一仔细地听着,泪流满面。当听到“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时,他双膝“咚”地一声跪在地上,不断地以头猛触地板,痛不欲生地连声呼喊:“天皇陛下,生为帝国军人,我让你蒙羞,请宽恕吧!”

岩田猛地抽刀出鞘,“咚”地跪下,紧闭双眼,将刀双手反握,正欲剖腹自尽时,站在他旁边的城野宏突然将他紧握刀柄的双手死死抓住,大声吼道:“岩田,你这个胆小鬼,你想逃避祖国赋予你的神圣责任吗?”

岩田泣不成声,悲痛得已经不能说话。

城野宏泪流满面地大喊道:“对你这样的日本精英来说,剖腹自尽,不是勇士,而是懦夫的行为!你应当像丰臣吉秀的武士一样,走向大海,战死为尸!”

城野宏的手紧紧地握着锋利的刀刃,鲜血潸潸流下……

就在“御音”播送结束的这一刻,陡然间,坝陵桥广场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号啕声、喊叫声。

所有人都面向大楼顶上的“日之丸”国旗,举起双手高喊“天皇陛下万岁”。

突然,人群中央一个身穿国民服的中年男子手执倭刀跪在地上狂呼起来:“诸君,我们对不起天皇陛下!请求宽恕吧!请求原谅吧!”吼声刚落,他将刀猛力插进了自己的肚子,灿烂的阳光下,喷薄而出的鲜血犹如红绸般飞舞。

所有人都号啕大哭着跪下了,又有几十个人采用同样的方式倒在了地上,前一日的暴雨在地上留下的积水将鲜血极快地洇染开,像燃放的小礼花般极其耀眼。

汇聚在一团的哭泣声犹如惊涛骇浪般在广场上空起伏汹涌。在这团山呼海啸般的嚎哭声中,又有几名年轻军官高呼着忠于天皇的口号,或抽刀剖腹,或拔枪爆头,倒在了血泊之中。

“不能这样,我们所有身在山西的日本人,并没有到绝望的地步!与其用自杀的方式为天皇献身,不如跟着我残留山西,为祖国的重建和复兴而奋斗!”

在此之前,太原城里的日军将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日本的战败是早迟的问题,但多数预料可能要在日本本土和中国沿岸,再进行一两次大决战,在战局对日军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再与对手讲和。至于一般下层官兵,因为完全不了解全面情况,坐井观天,就其所见,甚至还以为大日本皇军胜利在望哩。在这样的心情下,突然听到天皇亲口广播的投降诏书,一个个大为震惊,不知所措。

澄田睐四郎

澄田心潮逐浪,悲极无泪。当天皇的广播结束后,他看到他的部下和侨民一同陷入茫然无措的歇斯底里之中。但是,等到哭号声过去,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肩负的责任。

在全场无数双目光的注视下,澄田一步步登上司令部大楼前的台阶,然后转过身来,用简短的语言,即席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并向全军将兵下达训示:“我等亲聆敕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我第一军将兵切勿削弱斗志,值此自建国以来之最恶劣环境,更应在庄严之军旗下,愈益坚持铁石般之团结,根据唯一方针,分别为达成即将到来的投降、遣返等新任务而努力。”

训示完毕,澄田下令队伍解散,然后一个转身,向着司令部大楼走去。走进大厅时,澄田对紧跟在他身后的山冈参谋长说:“马上通知下去,各部队清点一下,凡自杀的官兵,一律倒填日期,按战殁者处理。”

这时阎锡山长期派驻太原的办事处主任,也是阎的妹夫梁延武驱车来到第一军司令部,紧急拜会澄田司令官。

在澄田宽大的办公室里,梁延武对惊恐不安的澄田以及山冈、河本、城野宏、岩田等将佐说:“诸位大可放心,以前你们得势时,我们受到贵方各种帮助。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从今以后,我们也将尽最大的努力援助你们。因为阎长官对日本人持有非常的好意,所以这一点,阎长官特别托我请澄田阁下,以及贵军官兵绝对放心。”

梁延武离去后,澄田对城野宏说:“日本军人的敕谕里有这样一句话,‘军人不可干预政治’。作为帝国陆军第一军司令官,我不能因为任何政治原因,公然违抗天皇和冈村总司令的命令行事。不过,城野君,你和我不同,你虽然穿着军装,但你毕竟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从今以后,请充分运用你长期积累起来的同中国方面交往的丰富经验与人脉,好好干吧,就算不成功,你也一定能够成为大和民族的旷世英雄的。”

城野宏大有临危受命的感觉,即回道:“司令官阁下请放心,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追求!”

“城野君,”对城野宏宣扬的残留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岩田清一紧握着城野宏的手,泪流不止,咬牙切齿地发誓,“我们一起残留在山西吧,不管怎样,祖国的复兴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承担,并不惜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入夜,澄田又相继收到大本营发来的密电: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自杀、铃木内阁总辞职。

澄田在天皇投降诏书广播之前,曾一直主张继续战争,并再三奏请冈村批准决战的要求。然而今日“无条件投降”已成定局,东京方面又频频传来噩耗,他作为天皇的将军,除“谨遵圣谕,以慰圣怀”之外,再无别的选择。前几天悲痛绝望之际,他曾向大本营电请退职转役。现在想来,那实在是孩童闹气之举。他的电请不可能被批准,而军民安全撤离山西,回到日本的重任也不容他推卸。谁叫他是最后一任日本山西派遣军的司令官呢!

窗外万籁俱寂,连警卫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室内孤灯昏黄,电扇嗡嗡地吟叫着,但闷人的暑气却久驱不退。深夜的岑寂使他有被人类遗弃之感,闷热的空气使他痛苦绝望的心境更添烦躁。

一九三八年七月,澄田晋升为陆军少将的同时,当上了中支那派遣军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长,在次年四月南昌会战时,十二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特地命他协调指挥全军四个独立重炮兵联队二百五十门重炮,用密集轰击的战术打开战役突破口,一举突破修水河防线。一九四一年九月被任命为第三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驻守湖北荆门,协助困守在宜昌的内山英太郎第十三师团抵挡陈诚第六战区数十万中国精锐部队的反攻。一九四三年五月参加鄂西会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才调来山西,成为第一军司令官,所部只有一个师团加三个旅团,共五万九千人。

他走马上任还不到一年,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他深知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难逃惩罚,从即日起,他这位威严煊赫的山西最高统治者的大势已去,作为战犯被押上审判台的日子,必然会来临。

(1) 笔者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七月二十九日,驻守通州的伪军突然对日军发动攻击,捣毁了日军机关,逮捕了殷汝耕等大汉奸。此次事件中,共有五百多个日军官兵和日本侨民、朝鲜浪人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