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三毛决定结束海外14年的流浪，回到台湾定居。在台湾已经成为名人的三毛受《联合报》的赞助，在中南美洲旅行了半年，但是丧失爱人的痛楚依然在心中没有磨灭，她常常幻想自己和已死的荷西有精神上的联系。她的作品，也越来越深入内心世界。

到底跟荷西是永远的聚了还是永远的散了，自己还是迷糊，还是一问便泪出，这两个字的真真假假自己就头一个没弄清楚过，又跟人家去乱说什么呢？

—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

1981年，三毛回到台湾定居。年底，三毛接受《联合报》的赞助，与摄影师米夏到中南美洲旅行半年，游走了十多个国家，回台湾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此时，许多读者都想一睹作家三毛的风采，盛情难却，三毛开始环岛演讲，展现她的语言魅力。通过演讲，三毛的偶像光环与日俱增。她重回文化大学任教，教授“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广受学生欢迎。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统计，丧偶之痛的心理创伤疗愈，需要四到六年。

1979年，荷西刚过世时，三毛在父母陪同下飞回台湾一次，未满百日服丧期间，三毛有极强烈的自杀欲望。那时候，作家琼瑶非常挂念她，执意要她到家里来，缠了三毛七个小时，直到三毛答应她不自杀。以后，三毛逐渐重回书案写作，1983年出版的《送你一匹马》，是三毛回报琼瑶恩情的一本书作。

然而，三毛很难走出悲伤的阴影，经常想象和已死去的荷西进行灵魂的沟通。以下这则《中时晚报》的报导，可以看到三毛想跟另外一个世界的荷西联系上的愿望：

作家三毛自丈夫过世，一直到她看透俗世自杀为止，因思夫心切，经常沉溺于通灵之中，从碟仙、笔仙，一直玩到游地府，观落阴。

辅仁大学宗教系主任陆达诚神父，将于今天下午在基督教长老教会举办的“灵异怪谈—基督徒对妖魔鬼怪的看法”研讨会中，叙说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陆达诚回忆说：三毛自丈夫过世从西班牙回来之后，与父母住在南京东路的家中。当时，我还不认识她，因为她成名时，我人在法国。

《联合报》文学奖颁奖时，我第一次碰到她，当时，她心情依旧很难过，穿著黑色的衣服。

三个月之后，耕莘青年写作会马叔礼老师问我讲完课后要不要和他一起去看三毛玩碟仙。9点半上完课后，我们一起到了一名作家家里。11点以后，有四个人坐在那儿玩碟仙。四个人用手指着碟子，请碟仙降临。平时碟仙一请就来，但当时却一直请不来。请了15分钟之后，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神父）在，所以影响了亡者的自由；于是我心里祈祷通灵能够成功。不久后，真的就动了。

三毛虽是基督教徒，但她本人在流浪过许多国家后，言行举止已彻头彻尾的是国际波希米亚人，她在沙漠眼见过飞碟，曾遭沙哈拉威人的巫术中邪，三毛过世十年后，皇冠出版选录她的书信集出版，她于1976年10月20日住在拉芭玛岛期间给她父母写信：

“‘飞碟’常常来这个岛，也常常去撒哈拉沙漠，报上说的那一次是发生不久，常常来，而且剪报上那次出现后，连附近的羊都死了，骆驼、马都死了，用刀劈开来看如何死的，发觉血都没有了，被吸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对照荷西生前，三毛在沙漠当中那些特殊的经历，加上荷西死后，三毛对丈夫的思念有增无减，难免寄希望于通灵，有时候甚至声称，她可以和荷西沟通，三毛过世后，陆达诚神父成为了那一段日子里三毛的思念之苦的见证人之一。

1985年，《倾城》出版。三毛回台湾定居以后，重读《红楼梦》、张爱玲小说等系列作品，字里行间有她阅读的印记，作品越来越偏向个人的内心想象，与从前在沙漠写的大量见闻故事的铺陈已不相同。

三毛成名的时代，还没有“私小说”的概念，且她的著作文体也是纪实的成分居多，她也强调过，她是一个“我执”很深的人，无我则不能写，以“三毛”之名写作，原来是口袋里只有三毛钱的流浪人，离家千万里写出来的个人故事，等她回到家乡时，“三毛”两个字名声传遍华文世界，人人谈论她的故事，变成了公众话题。她在生活上有了明显的困扰，读者来电问候或各方邀约不断，很难拒绝，三毛作为一个明星式的文化名人，有她的苦处，但她又是适合在人群里的，每有演讲就魅力四射，广播节目甚至会全程播出她的讲演内容。

这一年，三毛为好友丁松青神父翻译《兰屿之歌》、《清泉故事》，其后又翻译了丁松青的墨西哥故事《刹那时光》。

工作过量，加上女友杨淑惠重症过世对她打击甚大，三毛生病，记忆时好时坏，一度病到医师诊断她有轻度的精神疾病，出院过后又到美国诊疗了一段时日。丧偶后的六年内，三毛从返回台湾就生活在“大家的三毛”的日子里，很难做到放松与休息。直到1991年三毛过世前，她因工作过度而精神恍惚的迹象，数度发生。

困扰她的不只是“大家的三毛”工作劳顿，在台湾，一直有一种奇怪的谣言：“荷西未死，只是三毛与荷西感情不好离婚了！”

谣言并没有止于智者。

三毛过世后，《联合报》记者当天与陈嗣庆的问答访谈里，就问了这则谣言的真相，陈嗣庆正色回答：“这种传言是胡闹！三毛曾经说过，如果有新闻界乱发布这种消息，她一定与对方争到底。三毛有荷西的死亡证明，西班牙政府也曾给她一些微薄的抚恤金，荷西的葬礼，我和陈妈妈还亲自参加，亲眼看到他大殓、下葬。这种传言简直是胡说！”

三毛1989年来到大陆，在舟山，她返乡祭祖，在上海，见到了张乐平，并认他为爸爸。在大陆，她同样是个著名的作家。这一年，本来还打算随《滚滚红尘》剧组一同前往东北，却因受伤而未能成行。

1989年4月，三毛来到大陆。

三毛的旅行计划里，曾想去两个地方，一是新疆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是从黄河源头顺流而下或沿黄河溯流而上到源头。

三毛是在大陆出生的，对大陆有很深厚的感情。她到上海见了“三毛爸爸”、居住在上海的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先生，40多年前，三毛看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本名陈平的三毛，用三毛为笔名发表撒哈拉沙漠故事，一举成名天下知。1988年台湾开放探亲，三毛即给张乐平写信，向他认了爸爸，高龄80的张乐平夫妇意外地有了一个女儿。受张乐平影响，三毛终生喜爱漫画，荷西与她合作翻译了西班牙漫画家季诺的幽默漫画《娃娃看天下》。

实际上，除了张乐平，三毛还有徐吁这位义父，二位都是知名的文艺作家。

海内外文坛，最看重三毛、了解三毛的，首推名作家徐吁，以《风萧萧》一书享誉文坛。早年留学欧陆，历史文化素养深厚的徐吁，流寓香港多年，他对三毛非常的看重，甚至认为三毛是扛鼎时代的反抗天才。对于她的本性淳厚、又充满爱心的性格亦赞赏有加。

三毛拜访过张乐平后，在堂兄陪同下返乡祭祖，拿了祖父坟上一把土与陈家舟山群岛老宅井中打出的一瓶水回到台湾。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台湾小说选》，选了三毛“撒哈拉沙漠”系列当中的《哑奴》，三毛已有了广泛的知名度。

三毛另一次大陆行是1990年4月。

其实原来计划要到中国西部旅行。临行前，到台湾发展的香港导演严浩、林青霞与秦汉，出面来邀请三毛写电影剧本，当天深夜，用可乐配清酒、意外喝多了的三毛，回家上楼时摔了下来，这一跤摔得不轻，摔断了肋骨，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一段时日。躺在病**，不能远游的三毛接下了《滚滚红尘》的编剧任务。

当三毛写好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以后，剧组开往东北拍摄，三毛在伤体未愈的情况下，整装出发。这一趟她沿丝绸之路西行到新疆，见了王洛宾。

三毛新疆之行与王洛宾相会，事后看来已成为一桩悬案，因为她在新疆的一段时间，与她在台北的家人失去联络，她的家人曾为此着急，以致惊动台湾《民生报》发了她与家人失联的消息，等到三毛到四川与家人联络上了，报纸仅发表了她旅途劳顿，已向家人报平安的简讯。

司马中原讲述的王洛宾的一段故事让三毛大为感动，以致萌发了想要结识他的意愿。于是有后来流传的三毛与王洛宾的一段情感花絮。对于这段公案，作家司马中原认为王洛宾会错了意表错了情。而她的朋友们也以为，这完全是个误会—三毛并未爱上王洛宾。

三毛过世多年后，1996年10月，旅行作家马中欣向台湾的《中国时报》发布了他个人走访三毛居留西班牙等地的查证心得，其后引来出版三毛作品的皇冠出版公司向报社表达关心之意，而陈家也对此甚为不悦。作家司马中原则因此事动念书写了一篇《三毛的生与死─兼谈她的精神世界》投稿《中国时报》，这篇1997年5月11日见报的文章，却谈到了三毛究竟是怎么到大陆认识王洛宾的过程。

有一年我去香港，听到由大陆流寓到香港的女作家夏婕说起：她在新疆下放时期，曾跟音乐家王洛宾共处过很长的一段日子，王洛宾早岁命运悲凄，生活多受磨难，晚年太太又病殁了，他孤伶伶的死守在美丽的新疆，仍然不断地采集歌谣。每天黄昏，他都坐在门前看夕阳，天黑后，总要对着悬在古旧墙壁上的太太遗像，弹一首曲子给她听。夏婕离开新疆前，王曾把他的新作交托给她，请她设法在海外出版。

我十分感动于这个悲凉的故事，回到台北，立刻讲给三毛听，还没讲完，她就哭红了两眼，她说：“这个老人太凄凉太可爱了，我要写信安慰他，我恨不得立刻飞到新疆去看望他。”三毛给王洛宾写信，真的去新疆和王洛宾会面，始作俑者是夏婕，传叙者是我，做了傻瓜的却是三毛。

司马中原也写到三毛出发到大陆前的感情状态：

她去大陆之前，我们在“客中作”茶艺馆整整聊了一个下午，那时正是她从楼梯上摔下、跌断肋骨还没痊愈的时候，她先说起她断肋后治疗的情况，虽然过了很久，但每次呼吸就痛一次；她说起自从荷西死后，她的心经常像浸在冰水里，就有那么寒冷；也常在梦里见到荷西，求她早点和他会合。我很直率的劝她，不要那么悲观，应该好好安排尔后的生活，如果遇上适合的，不妨再论嫁娶。

她轻轻叹口气，又寂寂的摇摇头说：“在东南亚，也有商界的朋友向我表示过，我并没有看轻那些腰怀多金的企业界人士，你知道我不愿意做金丝雀，教人放在笼子里养着。在上海，有位从事电影工作的朋友，我们倒谈得来，但离婚嫁还有一段距?离。”

司马中原的这篇文章大约是三毛过世后，台湾文坛第一次有人具体将三毛如何慕王洛宾的大名前去找他的始末交代出来。实际上，三毛生前曾告诉几位文人朋友，她在新疆与王洛宾相处甚不愉快！陈若曦告诉笔者之一，三毛那趟从新疆回来，再到香港，见到夏婕，气得破口大骂。三毛的气愤也告诉了司马中原。

她是在深秋飞去大陆的，原先预定要去四五个月，但因种种因素，不到原定时间的一半，在圣诞节前就飞回来了，她一回来就挂电话给我，开口就说：“我这次去看王洛宾，他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去他家，一屋子媒体人物和当地干部，我有被耍的感觉，我原本只是想和他单独聊聊的。”

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为这事郑重抱歉，当时我非常忙碌，也顾虑她行装甫卸的劳累，就说等圣诞节后再找时间和她见面详谈，并说要好好的请她吃顿饭。神差鬼使的一拖再拖，拖到元月二号，我请剧作家林龄龄吃饭，才想起应该一并请三毛来的，谁知她已经住了院，电话根本没人接，过后她就自杀了，使我这一辈子都欠她一顿饭。

三毛走了，她赚走了太多人的眼泪，但世上不了解她为人的人仍然很多，误解她说话和写信原意的人，也不在少数，三毛写信常用“亲爱的”、“最爱的”字眼，更把“爱死了”当成挂在嘴边的口语，王洛宾显然是会错意表错情了，把她的博爱当成爱情，试想一个早想和荷西在另一个世界会合的人，会在死前“求嫁”吗？

三毛死后，那位老兄用和三毛在一起的媒体报导，大上电视，来台北、到日本、赴美国、移往北京，还在电视上夸夸其谈，指三毛爱他，要嫁给他，这是很不厚道的，为这事，我曾写长信给夏婕，要她一定要出面澄清。

三毛过世后，司马中原对于从夏婕那里转述王洛宾的故事给三毛，抱愧不已，且每有新闻媒体报导王与三毛的忘年之交，司马中原都愤愤不已：

前年十月，我到过上海附近的风景区周庄，坐过“三毛茶馆”，茶馆门口竟然放置着一帧王洛宾的放大相片，我太太气得发昏，就一五一十地数说茶馆老板一顿，当时就把那帧照片拿掉，后来也没再挂上了。

迟至2003年10月，台湾远景出版社为小说家七等生出版《七等生全集》巨著10册，第10册的《一纸相思》收有七等生一篇文体甚为特殊的作品，题名为《两种文体─阿平之死》，当中所写的故事，十分耐人寻味。

七等生以“我”的第一人称，描述他与写有《倾城》一书的女作家阿平之间的书信往来，这篇作品试图从书信当中，将友人抒发阅读小说的心得，融合为一篇特殊的文体，其中摘录不少他写给作家阿平的文字，以及他对阿平著作《倾城》的看法，我们从整篇文章可以读出阿平确实是三毛的化?身。

例如在第124页，阿平写给他的信：

你的来信中有一种幻想─精神病人和天才的幻想，这不是贬或褒，这也是我的世界中常常出来的东西。你想─或许有人在照顾我。这实在是很疼惜我的想法─在我的世界里，有人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等于是对我用刑（我先生荷西除外），朋友，我哪里肯把我的城堡打开，放一个好心的人来打扰我?呢？

七等生所写的阿平，与他在明星咖啡馆时代即认识，但从未真正谈过话，其后，七等生在避居乡间作画期间，与阿平有了长年的通信，见面与通话极少，但所谈皆为内心深层的交流，像是阿平在楼梯跌下摔断肋骨、在医院痛苦的治疗过程、接下一部电影剧本的工作，以及其后这部电影参加金马奖，有十几项提名。阿平详细地说了她被金马奖包围，人们的动态与情状。

在金马奖之前，阿平因为赴大陆新疆遭到一次身心的重创，回来以后她投入金马奖活动的应酬，试图想忘记她在大陆所发生的事情。

阿平九月底从大陆—回来，到十月初才和他联络，在电话里，阿平透露出她这次在大陆的不幸遭遇，她说某某地方的那个老头把她锁禁起来，不给她饭吃，也不给她水喝，一直逼迫她把钱拿出来，她说她没有钱，只有一些旅费，那老头不相信，说她财产起码有一亿。她求他给她水喝，那老头说不给钱就什么也不给，她求他放她走，那老头说你来了就别想飞出去。她渴得受不住，开始肾发炎，关了几天就昏歇过去。她被送去医院，救活了，她乘机逃走，飞到四川来。在四川病情严重了，电话到台湾，让姐姐去看她，但姐姐来得慢，到四川时，她的病已好了，向姐姐要了一千美金，姐姐还怪她是骗她的。阿平对他说了以上的事，说她一生再也不会去大陆，热情已经完全消褪了，但是现在她要暂时忘掉这个梦魇，她要去香港看片，看那部她写的电影，这部片已经参加了金马奖，十几项提名，她要去参加这一切的应酬活动。

—七等生《一纸相思》“两种文体─阿平之死”，第149页

七等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记录了阿平来信描述她在1990年12月4日到医院做超音波检查的过程：

我不喜欢台湾的医院，它给人一种有求于它的傲然，使得本已不健康的人，在这里更加压缩他的人格，变得不合理的卑微。已经两次了，不笑的男性卫生员，不敲门便粗鲁地推开我的领域，自己走到浴室去。当他发现我的水瓶被移放了方向，便对我很凶的警告。

许多年了，每当我回到台湾，我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委屈，起初曾经因为种种现象，以及我，处身在这种现象里的不快乐，感到灰心─算了，我不想分析了，总而言之，我不喜欢医院的日光灯，我很怕医院里每一个象征“我可以管你”的人，我失去锁门的权利，我必须等人按时送饭来就得按时吃下去，我不明白这一切，于是全身紧张得发痛。

—《阿平之死》，第157页

12月11日阿平出院再写信说，等她熬过金马奖以后，她一个月不见人不接电话。

—《阿平之死》，第157页

年末，深夜，阿平给他电话谈再进医院手术的事。

翌年初，阿平死于医院。

—《阿平之死》，第159页

事实上，他所述的那位老头要钱的说法似乎并未有什么证据。据了解王先生的知情者称，王洛宾退休后，拿着很高的工资，按他的生活方式与水准，不应缺钱。但事实如何，则如同这段情感公案一样，无从查证。

三毛这一生写给朋友的信件非常多，而且是用心真诚地写。

七等生在文坛的活动甚少，他是20世纪70年代稍晚于陈映真成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有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最知名的一部小说《沙河悲歌》曾被拍成电影。七等生的笔名，呼应他小说的艺术风格，颓废、不与时人弹同调。他同时还是一位相当擅长以书信体写小说、大量倾诉个人心灵活动的作家，他与三毛的契合之处，仅从笔名看，便已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毛死后，作家贾平凹在1991年1月15日收到三毛写给他的信。信写于1月1日凌晨，发于1月2日晚间，即三毛住院治疗前。

三毛在信中倾诉她在人生与艺术两个世界中的渴望和探寻：“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你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一生酷爱读书，是个读书的人，只可惜很少有朋友能够讲讲这方面的心得。”三毛还告诉贾平凹，她是“吃了止疼药才写这封信的，后天将住医院开刀去了。一时里没法出远门，没法工作起码一年了，有不大好的病”。

从时间上推测，此信可能是三毛的绝笔，信件内容表达她对另一位写作同业的钦佩，立时提高了传奇程度。作为一位读者，三毛有一股罕见的博爱，而这是其他文人不容易做到的─热情流露对其他文人的钦佩与喜爱，其实是她的波希米亚性格使然。在中国人拘谨于表达情感的文化中，可能真有奇特之处。

三毛的作品，如同他父亲所说，距离川端康成、海明威的成就，还有一大段距离，但也像他们那样走上了自绝之路。奇异的是，三毛过世后，三毛的种种又再度成为话题，生前喜欢读推理小说的她，也好像留下层层密码，等待我们解开谜题。

“我的写作生活，如果不是我的丈夫荷西给我自由，给我爱和信心，那么一本书都写不出来。”“‘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但是我还要说一句，‘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爱情观。’”

三毛在华人文坛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风格，甚至可以说她是现在中国许多热门的门派的先行者。

三毛的文字，不晦涩、不轻浮、不做作，一笔下来气韵贯通，隐藏细节、转折和情趣。一笔下来，有天地，有感觉，有情调??

这是三毛的独特，别的人学不了，比如后来的小女人腔调的散文，那些女士作者们大多看着三毛的书长大，但写起来多是有形而无神，且添了许多的毛病，比如清高自傲，玩味庸碎，矫情做作，一味装嗲装娇女人家的小脾气??

三毛的作品集多达18册，除了一册是电影剧本外，其余均为散文。三毛自己也多次强调她“只会用第一人称写作，不会用第三人称写别人的故事”，她说她写的故事都是她亲身经历或亲身感受的东西。写真实，这也是三毛对当代文学史的贡献。她突破了被定义成“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的文学概念，是散文也是小说，有虚构也有夸张，恰恰回归了中国古代文章的本意，写故事，抒性灵，有歌有泣。

有论者说，在三毛18册作品里面，他最喜欢的是《撒哈拉的故事》和《哭泣的骆驼》两本，甚至认为，她所有作品，都没有能够超越她的成名作《撒哈拉的故事》。这种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撒哈拉的故事》是一个成熟女人的作品，研究者写道：“婚后，荷西外出工作，她做家庭主妇。当时，三毛周围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社交等机会，她不用为生计发愁，却有大把的时间，还积累了不少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所以正处于一个厚积薄发的大好写作时机。1976年，三毛35岁，正是一个女人成熟、又精力最旺盛的年龄，因此写出了《撒哈拉的故事》这样比较好的作品。但是1976年出名以后，接着出版的《雨季不再来》，是她成名以前的旧作，甚至可以说是以前的习作，就连三毛自己对它也评价不高。”

三毛的作品老少咸宜，因为它读起来“好玩”。里面随处可见的趣味是一般作家没有的，也学不来的。从这一点看，三毛太乐观了。因而对她以后的自杀，许多人起疑。

三毛自己也说，她写东西就是玩：

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他说：你的东西很好玩。我觉得这是一种赞美，过去写的东西不好玩，像《雨季不再来》，因为年纪轻不知道怎么游戏人间，过了好苦闷的青少年时代。后来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时间，过一天就短一天，我一定要享受人生。怎么享受呢？像我的《沙漠中的故事》，对不起，又提我的书。第一篇《沙漠中的饭店》就是玩做菜，第二篇《结婚记》是如何结婚，扮家家酒，第三篇写在沙漠里替人看病，也是玩，还有一篇很好玩的叫《沙漠观浴记》，看当地的人如何洗澡。这些东西都是在心情很好时，发现自己的生活这么美丽，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呢？不知不觉就写出来了，并没有所谓的“使命感”或是“文以载道”，我都没有。

虽然我写的都是些平淡的家庭生活，很平淡，但有一点不得不说，很多生活枯燥的朋友给我来信说我的文章带给他们快乐，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文章。我是基督徒，我要感谢天地的主宰—我们称为神，因为它使我的生活曾经多彩多姿过，至于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三毛的作品里站着两个人，三毛自己和荷西。荷西虽然不会写作，但三毛的作品可以说是他们两人共同完成的：

我的写作生活，如果不是我的丈夫荷西给我自由，给我爱和信心，那么一本书都写不出来。再说，我翻译了一套西班牙文的漫画书叫做《娃娃看天下》，这本书过去我不太重视它，现在我非常的重视它，所以我又把它交给皇冠出版社再印，这本书大概有一千页，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这不能算是写作，算是家庭生活。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我们吃完晚饭，我先生和我就把电视关掉，门锁起来不许人进来，开个小灯，他坐在我对面，开始翻译《娃娃看天下》，经过八个月译了一千页。所以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

有人怀疑三毛作品的真实性，又回到了刚才的论说，三毛的东西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有人像是有了大发现，说三毛写的不是真实的，只能算作小说，又或是荷西并不像三毛描写的那样，两个人的爱情多是三毛自我想象，幻觉的结果??

三毛活着的时代，可能已露出被人怀疑的迹象，因而三毛辩解说：

我的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不真实的事情，我写不来。我希望不要再等十年我就能够再拿笔写，我以后要走我的路，找寻我的路，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做不到的，就是写不真实的事情。我很羡慕一些会编故事的作家，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很会编故事，他们可以编出很多感人的故事来，你问他：“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是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的，那么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向，但是我的文章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就是发表的东西一定不是假的。如果有一天你们不知道我到世界哪一个角落去了，因为我又要走了。你们在没有看到我发表文章的时候，也许你们会说：“三毛不肯写，因为她不肯写假话。她要写的时候，写的就是真话。当她的真话不想给你知道的时候她就不写。”

三毛的研究者发现，在三毛成名以后，原来随心所欲的休闲式写作，如今成了她的精神负担。正如她自己在作品中所说的那样，她长时间地冥思苦想，却写不出一个字来，甚至有十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停止了写作。

随着西属撒哈拉形势的变化，她和荷西逃离了这片大沙漠，荷西先是失业，然后又在1979年意外去世，“这样的打击使三毛的创作环境和心态都受到了重创，从那以后，可以说，她一直没有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1981年回到台湾以后，她被传媒和盛名所驱使，几乎失去了自己，她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她去演讲，她回答读者的来信等，她已经从一个作家蜕变成一个社会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布道者。”

“当撒哈拉一旦离三毛而去，她的文章中只能出现一些‘回忆’，‘答读者来信’，甚至‘收藏物介绍’之类的内容。当三毛的文章内容回到了普通老百姓熟悉的生活中来之后，三毛的光环也就自然暗淡了。”

—三毛研究论文

从某种角度来看，1991年三毛的自杀，虽然是很惨烈、很不明白世相、很不负责任的一种作法，但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布道者”无可奈何的结局。

三毛的文章自有它无可替代的价值。“读三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曾经的一个现象。它不同于读欧洲古典，也不同于读中国现代，也不同于读欧美现代，更不同于读中国当代，以及港台的金庸等作家，而是介于这一切的空隙中的一类路子。三毛迷们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群：有文化又不艰深，喜欢幻想又不脱离实际社会，有些小小的超前行为，又不过激??当然女性读者更多一些。或许能这样说，这样一种人，在女者就读三毛，反之读金庸—金庸的作品总体上比三毛的东西博大繁复，不追求灵趣，而追求趣味。

上承魏晋南北朝文人放浪的宿习，下继民国时代文人风月海外谭的传统，又有五四以来新文艺的精神和追求，以及女人心事，女人的骄傲等，大体可概括三毛文章的脉数。

她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这也是她的文章比别家写得异样，不流于俗的根本原因之一。

种种异样结合一起，这就是三毛的异样之花。

一如 曾有的长夜

红楼 水浒 茶和酒

伯牙与子期

会否问过 来生

是不是这样的朋友

像今生？

陈宪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