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得太突然了，给家人及亲朋故友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

给父亲开追悼会要一张遗像，总希望是正正规规的标准像，却找不到。结果是从一张风景照中剪裁下来再翻拍放大的。

父亲仰着脸望着蓝天白云，这正是诗人常有的姿态。眉宇间却有些许忧虑当时父亲作为“走资派”在干校劳动，尚未获得“解放”。

追悼会上大家都说这张照片好，比在照相馆里正正规规拍的要好。可话又说回来，谁会在活着的时候正正规规地去拍一张遗照呢，为了给父亲找遗像，全家人都行动起来，把多少年来的旧照片全翻了一遍，无意中翻出了我与父亲的一张合影父亲坐在一只红木转椅中，双手笼在袖管里，穿的是一件中式棉袄，戴一顶粗呢罗宋帽（照片是黑白的，但我依稀记得，父亲那身棉袄和帽子都是深褐色的）。父亲的嘴角微微啥着一丝笑意，眼皮却向下聋拉着，使他的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和憔悴。而我却笑得很开心，站在父亲身后，一只手搭在父亲的肩上，身上裹着棉军大衣，头上还戴着棉军帽，英姿勃发的样子。背景是四幅山水立轴和一只六七十厘米高的红釉柳叶瓶。

我捧着这张照片一时百感交集，泪如雨下。父亲逮然去世，在我的千百种遗憾中有一条便是懊恼自己32年来没想到单独跟父亲照一张相，如今真成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不幸中的侥幸便是找到了这张照片，给我伤痛的心一丝慰藉。

底片却是无论如何都找不着了。不知是120的还是135的胶片放大的，肯定不是照相馆里的正规操作。照片边缘有些模糊，整张照片都是灰不溜秋的，看得出是用过了时的药水或相纸操作的。

于是，我便断定，这张照片一定是叔叔的“杰作”。叔叔是父亲惟一的弟弟，他在上钢一厂教育科工作，工作之余的爱好就是替人拍照。但他又是出奇地节省，照相机是旧货店里淘来的便宜货，显影药水总是舍不得倒掉，用了再用直至显不出影来，相纸也总是去买边角料存着，一直存到过了有效期。尽管如此，我们家的大多数照片还都是出自他手，所以，我们家的旧照片大都是灰不溜秋的。

于是，我拿着照片去问叔叔，这是什么时候拍的你还记得吗，叔叔举着照片看了片刻，笑道：“这不就是小鸥头年从北京探亲回来时拍的吗，”经叔叔一提醒，我的记忆便鲜活起来。小鸥是1972年考入总政文工团赴京的，如此算来，这张照片便是摄于1973年的春节期间了。

小鸥是我的妹妹，五姐妹中她居老三。据母亲说，小鸥刚出生时漂亮得像个洋娃娃，许多人向母亲讨这个女娃，说你上面已经有两个姑娘了，这个就送给我吧。母亲当然不肯将亲生骨肉送人，父亲更是最宠爱她的。小鸥7岁那年，父亲特意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这在50年代末还是很稀罕的事呢。当时，我们家住在瑞金路上的卜邻公寓里，对门住着翻译家傅东华。傅东华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师，每天早晚都有流水般的琴声从他们家里传出来。父亲便让小鸥跟着傅家女儿学琴，傅家女儿正好也是排行老三，我们都叫她三娘娘。小鸥跟三娘娘学了两年琴便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3年后又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1972年，小鸥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当时想要进上海音乐学院深造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父母亲都是“走资派”，这一点似乎就判定了我们姐妹的命运。一些文艺团体招生也都没有小鸥的份儿。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来上海招生，小鸥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了名。招生的负责人是一位有点年岁的军人。军人就是不同凡响，一听小鸥的父母亲曾经都是新四军战士，一拍大腿说：“什么‘走资派’不‘走资派’的，新四军的后代我们部队不收谁收？”便一锤定音，小鸥做梦似的被总政文工团录取了。

那年我已在安徽黄山茶林场落户，父母写信来告诉我这个喜讯，我也兴奋得彻夜难眠。“文革”开始以来由于父母亲的问题，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周围人们的白眼和冷淡，然而，这人世间毕竟有正义在、有真情在。我一直没机会向这位总政文工团的老军人当面致谢，可他当时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是比样板戏中的李玉和、郭建光的形象都要美的。

1973年初，春节期间，我和小鸥恐怕是约好了一起回上海探亲的。我另外一个妹妹、老四小花是在全椒插队落户，必定也回来探亲了，而那时二妹小凤是在纺织厂做挡车女工，小妹妹小燕中学尚未毕业，所以，那一年的春节应该是全家团聚了。团聚总应该是欢乐的，可是，现在却怎么也记不起当时欢乐的情景了。“文革”那段日子留给人的记忆大都是苦涩的。有一年的春节，父亲关在隔离室里不能回家，还有一年的春节，我是到崇明“五七干校”探望母亲的……而1973年这个春节我为什么说应该是欢乐的呢？其实，我仅是从我跟父亲的这张照片中我的表情推断出来的。

照片中的我穿着簇新的棉军大衣，一只手搭着慈爱的父亲，笑得很甜、很开心。

在大山中苦干了一年，回家来跟父母亲团聚，看到父母亲身体还算健朗，自然会很开心，这是一。当时，年轻人对参军都很向往，记得二妹小凤为了参军，咬破指头写血书要求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最终因政审不合格而未被批准，三妹进了总政文工团，我们家出了一个军人，春节前夕，居委会小组长送来了一张红彤彤的“光荣人家”的条幅，说是允许我们贴在大门上，这对我们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喜事呀，这是二。再仔细想想，我是1968年到黄山茶林场去的，至1973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对于农村的辛苦劳作已经习惯，心情也不像刚去时那般阴郁忧闷，何况那年我已经开始尝试写作，先是给农场文艺小分队写节目，我们农场文艺小分队的节目还参加了农场局的汇演。如此想来，那一年我回家探亲时的心情恐怕是会开朗许多的了。姐妹们天各一方，一旦相逢，必定欢喜，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大家必定轮流试穿着小鸥的棉军大衣，暂且过一把瘾。我想，也许我穿了棉军大衣，戴了棉军帽，走到父亲面前，让父亲看看我像不像一个军人。那一刻叔叔肯定也在场，便笑道：“来来来，我给你们拍一张像。”于是，便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为什么其他妹妹没有穿上棉军大衣跟父亲合影呢？为什么母亲没加入这张照片呢？大家都记不清了，连叔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那个想像中应该是欢乐的场景便掩埋在岁月的长河底下了。

然而，我是幸运的，偶尔的一张照片留下了我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个瞬间，而且我脸上的笑容是那样地满足，必定我品尝到了合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可是……为什么父亲的面容会显出疲惫和憔悴呢？或许是5个女儿都聚齐了，嘻嘻哈哈，叽叽喳喳，闹得他烦了累了？不，绝不会的。我知道父亲是非常爱我们的。奶奶有时埋怨母亲只生女儿不生儿子，父亲便会笑道：“5个女儿最好，五朵金花五千金嘛。”

早些年，父亲很忙，总是外出采访，或到什么地方去体验生活，我们很少见到他。“文革”开始后，除了“隔离审查”和“下干校”，他在家的时间反倒多了。有空儿，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游戏聊天，听我们天南海北地讲农村、工厂、部队和学校里的种种大道小道的“新闻”。记得他从干校回来，绘声绘色地把猪如何吃食如何拉尿如何睡觉的形态描摹给我们听，令我们捧腹大笑（他在千校的饲养班劳动），他还用夸张丑化的姿势将造反派教他们做的“斗私批修”操演绎出来，嘲笑道：“你们也做做看，是否私心就会斗光啦？”父亲是个真正的艺术家，性格热情纯真，他怎么会厌烦他亲爱的女儿们呢？再细细揣摸，父亲那一年是53岁，正值壮年，按常理，应是他的思想最成熟、艺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而自“文革”以来，他和千千万万的艺术工作者一样，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那个年代，在所谓的革命风潮挟裹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个人命运像洪水中的一粒泥丸，时而被抛至波峰顶，时而被沉入波谷底，一眨眼或许就被淹没了。父亲心中肯定郁积着许许多多的愤慈和委屈，以至于在和亲爱的女儿们团聚之时都无法将内心的苦楚掩藏得干净。

看着照片上的我明朗的笑容和父亲疲惫的面容，两者形成的反差像一把利刃刺痛着我的心，使我时时地自责：那时的我真是幼稚惜懂得可笑，也是二十五六岁的人了，却一点不体谅大人们的心情，只顾自己傻大姐似的笑！

每次从农场回来探亲，我总是哆哆嗦嗦地把自己的苦恼和希望说给父亲听，而父亲总是用他艺术家诙谐而富有哲理的话语为我宽心，为我出许多点子，鼓励我在逆境中自尊自爱自立地生活。我总是贪婪地汲取着父亲对我的关爱，却不懂得问问父亲有些什么烦恼，说些宽慰的话让父亲的心稍微轻松一些，让父亲的面容稍微舒畅一些。

后来，我从农场回到了上海，在机电设计院做描图工，后来，我结婚了，搬到公婆家去住，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这一步一步走过的路，父亲一直是我的知心朋友和良师。我却是太自私了，依赖着父亲宽厚而有力的臂膀，只顾着自己向前走啊走啊，一终于有一天，父亲不堪心理重负倒下了，再也没有睁开他那慈爱的眼睛，任我们5个女儿喊哑了嗓子，父亲也听不见了。

可是，在他听得见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许多时间来陪他说话，我们总是以自己的前程为重，忙东忙西。倘若我们能多抽一点时间回来陪陪父亲，跟他谈谈他的诗歌他的书画他的苦恼他的希望，或许，父亲的清会豁朗许多，或许，父亲就不会突发脑溢血而过早地离开我们了！

这是我不可饶恕的过错！

父亲，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堂相会，我一定要用全部的时间陪你说话聊天，为你排忧解闷，那时我们再拍一张照片，你一定会笑得明朗、笑得舒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