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明中学的前身是很有名的复旦女子中学，当时，跨进向明中学的大门就意味着将来能进名牌大学。我在向明中学整整念了6年书，心里渐渐地孕育起一个理想：将来要进北京大学！

1966年初，高中毕业班的同学已经填写了报考大学的意向志愿书，我填写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我甚至无数次地想像过，我在未名湖边徜徉，在明亮的图书馆中啃大部头史书的情景。

然而，1966年初已经是政治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报纸上连篇累犊地登载着思想战线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章，学校也加强了思想教育的攻势，大肆宣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我们学校树起了一个典型。有一个名叫石蕴玉的女同学，初中毕业放弃考高中，主动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了。于是，全校全区乃至全市掀起了向石蕴玉学习的**。我是1965年底刚刚被批准入团的新团员，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个人前途这个问题上作明确的表态，而几乎每个人都能响当当地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让祖国挑选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是，学校里又出现了几个宣布放弃高考，直接报名到新疆去的先进典型，单单喊几句空洞的口号会被人看作是虚与委蛇的逃避。那段日子我感到度日如年，我实在下不了决心放弃高考到新疆去，然而，自己刚刚入了团，不表态又觉得同学们在背后点点戳戳地议论自己，真是左右为难，心在矛盾中煎熬。

就在这个当口，党中央宣布了暂时取消高考，学生停课搞“**”，学校里顿时沸沸扬扬，高兴的忧愁的都有。我记得当时学校领导组织大家上街游行欢呼党中央的英明决定，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喊口号，但心里却很茫然，不知究竟该庆贺些什么，然而，心中确实有了一丝轻松：这个突然的决定，使我避免了关于考大学还是去新疆的艰难选择。而事实上，这个决定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但当时我们都还意识不到，我们都是凡世俗人。

“文革”的疾风暴雨就这样降临了。在以后的一两年里，我的家庭受到严重的冲击，两年后我不得不选择了下乡，但那已经不再是争做先进了，而是一种无奈的逃避。

在黄山茶林场务农的6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6年。现在回想起来，仅就我个人来说，失去了许多东西，但也获得了许多东西，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我不后悔，也不埋怨，那是我生命的一段历程，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所铸造的东西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了。

记得当时有过几次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自知轮不到自己，所以，从来不抱有幻想。尽管心头会飘过一丝遗憾，想起遥远的过去曾经有过上大学的梦。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了上海，分配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做描图工。我周围的亲朋好友都说：“王小鹰，你真幸运！”我也很满意当时的工作，而且院领导还安排我在下班时间到业余工业大学去进修电器电子课程。我对自己说，应该知足了。我结了婚，丈夫从农场调回来分到卫生局工作。那是一段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日子，我们似乎不再要求什么，却好像又在期待着什么。

这样平淡安静的日子过了3年，突然有一天，报纸上登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我很冷静地读完了这条消息，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去考大学！”

我的决定惊动了周围的许多人，他们好心地劝我：“王小鹰呀，三思而后行！大学毕业万一又分配到外地去呢？”我却没有一丝犹豫，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去上大学，这个梦我已经做得太久太久了。

当时，我们家一共有4个人报考大学：我和我的小妹妹，丈夫和他的小弟弟。公公曾忧郁地说：“你们都去上大学了，家里又冷清了。”丈夫便宽容地说：“好吧，你们考吧，我留下照顾家里。”可是，到了报名截止的那一天，他实在按捺不住自己，跑到报名处报上了名。那一年招生的比例是25：1。发榜时，我们家4个人竟全部考取了！那年，我和丈夫整30岁，我们都是属猪的。在学校里，睡在我下铺的一个女孩子也属猪比我整整小了一轮。班上的同学都叫我王大姐，我感到压力很大，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那时，我和丈夫“分居”，每星期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能相聚。这张照片就是在那短暂的聚会日里拍摄的。小别重逢，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

还有一点题外话。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老师说：“你可以生下这个孩子，但必须休学一年。”我怎么能再停下脚步呢？我跟丈夫商量来商量去，对于学业来说，我已经太“老”了！我们决定放弃这个孩子，为此，我曾经痛哭了一场。后来，丈夫又考上了研究生，再后来，丈夫又出国留学去了。就这样几经年，我们直到42岁才有了自己的女儿！

我带着女儿上街买鞋子，营业员问我：“你是妈妈还是外婆呀？”我不无自豪地回答：“我是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