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婚是在1975年，那年头还提倡艰苦朴素的。

我的新房并不小，托公婆的福荫，它有16平方米。我和丈夫去买了两元多钱的墙粉，请了几个比我们早结婚有了点经验的朋友来帮忙，刷了四壁。

我们买了大橱，公公婆婆还慷慨地为我们添了一只小书柜和两只小书桌，一共花了四百多元钱，这笔钱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了。

我们的新房简陋而单调，惟一的一件装饰品便是悬挂于空壁上的一幅山水画。仿红木的镜框是父亲送的陪嫁，画是幅水墨山水，黄山云雾，峰在云间隐现，云在峰间卷动，远山苍弯略略泼染了一些花青黛绿，画面愈见深郁厚重。这幅画使我们简陋的新房蓬草生辉，陡增了许多儒雅的书卷气。

画是应野平先生送的，薄薄一纸到如今已是价值逾千元，成为我们家中最贵重的财产之一。说来也许让世俗者不相信，我们与应野平先生真是萍水相逢的忘年交。记得是在70年代初，我们还在安徽黄山茶林场采茶叶，应先生率一班美术学校的学生到茶林场来深入生活，绘制（黄山十一小英雄）的连环画。十一位烈士出在我们所在的采云生产队，故而应先生和学生们到我们队住的日子最多。应先生当年已年逾花甲，却精神矍砾，谈笑风生，很快与我们成了好朋友。有时我们随应先生上山写生，但见他健步如飞，遇山如见亲朋故友，每到一处，选一平坦石岩坐下，凝神默想片刻便挥笔写大山意，常常寥寥数笔就将大山神韵勾画出来了。那段日子于我们实在是得益匪浅。应先生率学生离开农场时，给我们每人画了一把纸扇留念。

日后我们陆续返城，知道应先生画业繁忙，并不敢去打扰。谁知就在我结婚的前夕，接到应先生电话，说要送我一画作贺礼，并约我上他家挑画。也不知是谁告知他我的婚期的。我和丈夫欢天喜地地去了愚谷村应先生的住所（应先生称他的书屋为愚楼），应师母告诉我们，应先生听得我们的婚期已近，抱病连夜为我们作画，画了一张还不行，还要画，说是要让我们拣。我们好生感动。多日不见应先生，只觉他瘦了，两鬓华发更生。他笑着，指着铺展于地板上的两幅山水说：“你们喜欢哪一张就提了回去。”我看一张是朝日初升之际的群山，山顶与天际均以朱砂渲染，似红霞喷涌，煞是壮观，另一张则是幽深的黄山云雾图。我观赏半日，都很喜欢，最后拣了后者。应先生说：“新房里挂这张太冷清了吧？那张热闹点。”我说：“这张云雾图更得黄山神韵，我喜欢。”应先生笑而不语，似有赞许之意。

将朱砂、胭脂等暖色渲染山景是应先生为应变而触发的一个创新。应先生最善于泼墨山水，满纸深墨浅墨焦墨宿墨，加以老到鲜辣的勾搓点擦，真有“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意境。“文革”中，应先生的画被人批判为“丑化社会主义的黑山黑水”，应先生笑他们无知，那年头又无法与之理喻，于是应先生便琢磨以红色渲染山峰，你们批我黑山黑水，我就来个红山红水，这亦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日子久了，他发现用重彩渲染自有另一番情趣，进而尝试作泼彩山水，至今已独具一格了。

我们取了黄山云雾图如获至宝地捧回家，父亲也极高兴，割爱送我仿红木镜框以配之。来新房祝贺的亲友无不称道画的精妙，意蕴无穷。劳累疲乏或心中困惑时，静观此画，便宛如进入超然淡泊的缥缈之境。在日后的岁月更替中，家中添置了一只接一只的书橱，书橱顶上又堆杂志，渐渐地将空壁蚕食殆尽，只得取下那画，珍藏于箱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