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年年都有这一天。 日历中的这一页实在是太普通了，没有人会注意它，而我对它却怀着触目惊心的感觉，因为它是我父亲的忌日。

不堪回首二十二年前的那一天，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没有给我们留下片言只语，只在我们心底烙下了抹不去的伤痛。

书案上，砚池里还蓄着他新研的一私墨；枕头旁，他临睡前翻阁的《诗人王屑》还来不及合拢；他惯常用的那只缺损的瓷壶，新泡的茶尚有微微的余热。

父亲过世的时候只有五十九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无法相信父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我们而去。那正是冬将尽春将临的季节，父亲刚从广西采风归来，正准备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诗人笔会去海南，飞机票都已经订好。当时父亲跟我还有个约定，等他从海南回来，就带我回我的出生地苏北，去参加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重修工程的开工典礼。

当年，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父亲奉张爱萍将军之命参加设计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工作，任淮北建塔委员会总设计师。父亲亲自参加了反“扫**”战斗，亲眼目睹战友们壮烈牺牲，他怀着满腔悲愤和不尽的哀思进行艺术的创作，从设计、雕塑，铸浇、施工，他和工人们抱头痛哭，又开怀大笑。部队撤退的时候，老百姓们把纪念塔上的新四军战士铜像搬下来埋进土坑；敌人退了，他们又把铜像重新竖起来。这纪念塔蕴含着老百姓对英烈们深沉久远的敬仰和怀念。“文革”期间，纪念塔被无知而愚昧的人砸毁了，陈毅将军的题词被挖去了。待云破日出，拨乱反正之日，苏北人民要重修这纪念塔，父亲作为此塔的总设计师，如何能不到场呢？而且我知道，父亲准备为这座纪念塔写一首长篇叙事诗，当时他被压抑了十年之久的创作**正如火山似地要喷发出来！

二十二年前那个冬尽春来的日子，正是万物复苏、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制，我和小妹同时考人了大学。小妹上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她排演的第一个剧目是“刘胡兰”。父亲跟小妹也许过愿，他说从海南回来一定去看她的汇报演出。在北京总政文工团工作的三妹要结婚了。父亲答应给她画一幅“老牛图”作陪嫁。二妹的儿子要满周岁了，父亲答应给小外孙画像。四妹参加设计的新型摄像机要通过鉴定，父亲答应为她们写一首诗……可是，父亲却没有来得及实践他对女儿们的许诺，他走了，独自一个人，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迅速，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留下。想起父亲寂寞的背影，真叫人肝肠痛断！

父亲是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离开我们的，对父亲的怀念，在越来越浓的春色里滋长。二十二年后的春天，我们五姐妹在芳草妻萎、绿树环合的福寿园为父亲竖起了墓碑。

选择漆黑大理石作墓碑，是因为它质地的凝重沉静纯粹如同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样。坚硬的石面上用利斧镌凿出父亲微笑的侧影，父亲正仰起面孔望着蓝天，眉宇间有些许优虑―这正是诗人常有的神态，纵有万般烦优却依然微笑。父亲的笑影是镌在我们心上的。

大理石碑身依着青灰色花岗岩的立柱，这立柱是棱形的，状如一支屹立的如椽大笔。父亲是一位艺术家，他仅活了五十九岁，却以他满腔**和他的才华横溢的笔创作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画与诗。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儿―”这首几乎家喻户晓的歌曲就是父亲作的歌词，这是他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创作的主题歌。三十年后，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仍沿用它作了主题歌，可是却没注上歌词作者的名字。有朋友劝我可以为父亲打一场著作权的官司，这种官司如今也很时髦，有些人通过打这类官司名声大振。我没有为此劳心费神。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的名字正渐渐被遗忘，然而，他的作品却流传下来，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一定很欣慰。在我们心中，父亲是永生的。

棱形立柱的一侧，“芦芒千古”四个浑厚的大字出自父亲的老上级老战友赖少奇先生之手，赖先生书写这四个字的时候正身患重病，他是颤抖着手提笔苏墨，一笔一划饱含深情。立柱的另一侧，刻着父亲的诗句―别让岁月的马车丢下我们，别让时代的齿轮超过我们，我们要跨着岁月的马车，挥着闪电的鞭子，推动时代，隆隆地前进，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幸福！这并不是父亲最好的诗句，可它表现出的**和气魄很能代表父亲的性格。

父亲的碑被十几株青枫与两棵阔大的玉兰树环绕着，每年春天即临之日，我们便在父亲的碑前供满鲜花。

父亲出身贫寒，但那并不妨碍他从小就酷爱艺术、追求艺术―艺术的精神便是心灵的解放和自由。父亲曾带我去上海的老城厢寻觅他少年时代居住的小屋，那是人家灶披间后面拦出的一角，仅一片西瓜瓢般大小，塞进一张床就没有多少空余了。我仿佛看见少年时的父亲跪在床沿，伏在奶奶那只红漆斑驳的旧被柜上，借着人家灶披间昏黄的灯光，开始了他最初的艺术实践。父亲十几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画作补贴家用，后来他就替人抄笔记、管理图书，从而得以免费进人新华艺专进修画业，得到了正规的西洋绘画基本功的训练。当时父亲最仰慕德国伟大的艺术家坷勒惠支的作品。

抗战爆发，民族存亡之际，父亲只身离家投人抗日烽火。他路经浙西来到安徽径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从此他便以画笔为武器，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母亲说，那时候，根据地的老百姓，老老少少都唤他“小胡子画家”。当时环境很艰苦，主力部队化整为零，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分散到各地方武工队去“打埋伏”。在那种险恶的情况下，父亲却从未停止过他的画笔。而且他的创作情绪永远那么饱满、热情、乐观。

父亲去世后，我忍着伤痛整理他的遗稿。我突然翻到了它们―那些从战争年代的炮火中幸存下来、保存了将近四十年之久的素描、速写、木刻。它们大都只有巴掌大小，纸页都已经泛黄发脆。然而那笔触、那线条却仍是遒劲生动，鼓胀着**和蓬勃的生命力。我小心翼翼翻阅着它们，那纸张在我手中发生轻微的悉簌声，我仿佛看到远久的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文弱的身影，背着粗帆布制成的画夹，在行军的马背上，在激战后的弹坑旁，在宿营的老百姓的草屋中，稍有空暇，他便掏出手指长短的炭笔，不停地画呀画呀。在那漫长的战争岁月，父亲创作了数以千计的画作，得以保存下来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母亲当年用一只铁盒装着父亲的画稿，行军打仗，走到哪带到哪。每逢敌人大扫**，便将铁盒埋人土中；敌人一走，再启出来。而在十年“文革”中，父亲母亲都进了牛棚，他们将一部分宣稿藏在废弃的壁炉里，这才使它们幸免遭劫。

那一年的酷暑，我扛着装满父亲画作的小皮箱独自北上了。为了出版父亲的画集，我曾四处奔波、屡屡碰壁。当时正是严冰初融，百废待兴之际，像父亲这样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老艺术家要出版一本画集真是很难很难。终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先生给我们家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父亲的画册！邵宇先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也曾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他对父亲的作品一定有深刻的理解。

在北京工作的三妹和三妹夫来火车站来接我，三妹夫扛起小皮箱疑惑地说：“怎么这箱子这么重？”待到住地，妹夫扛皮箱的肩膀竟磨出一道血痕。父亲的画作真是很重很重，期间负载着太多历史的沉淀和对未来的期望。

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姜旗先生，他为父亲的画集倾注了满腔热情，他悄悄向我交了底：“现在我们出版社积压了好多画家的画集等待出版，要是按部就班，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你若能自己抓紧把画稿的底片冲洗出来，我瞅着机会帮你们往前插插队。”在二十年前空调还是稀罕物，我和三妹钻进人美出版社蒸笼般的暗室里冲洗放大父亲画稿的照片，身上的确凉的短袖衬衫像从水中捞出来一般。大约化了三四天功夫，我们终于将近两百张照片都洗印停当，这才安心，方觉人已经悟得发馒了，一口气连吃了十几根冰棍，直吃到肚子痛为止。

次年，父亲的画集终于面世了，这是父亲短短59年生命中留下的惟一的一本画集，况且是在他死后方才面世的！对于父亲来说，这是遗憾呢还是欣慰？

画集的封面是父亲的一幅垂柳老牛图，烫金的“芦芒画集”四个字是张爱萍将军的手迹。张爱萍将军是文武双全的儒将，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一手字写得刚柔相济，神采奕奕。作序的亦是父亲的老上级李一氓和王阑西，共同战斗的经历使他们对父亲的人格深切了解，故而他们是父亲艺术作品的知音。他们在序中说：“……当年抗日战争中革命军民战斗生活的真实场景，都一一记载在芦芒同志的笔下。其实，芦芒同志也是这些生活画面中的一员，他所画的不仅是他所看到的，而且有些也正是他所做的；他不仅在画别人，而且甚至可以说有时也在画他自己。创作与生活结合得那样紧密，几乎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这些作品既是一幅幅耐人品味的美术珍品，也是一卷卷感人肺腑的革命历史回忆录。它之所以至今仍令人爱不释手的生命力正在这里。”

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父亲的画册，跟随青年父亲的脚印穿过皖南的崇山峻岭，然后渡江北上，到达水网交织的苏北平原，并辗转周折于江淮两岸、盐阜地区，之后又渡江南下……一个在贫困和歧视中挣扎的苦闷的青年，渴望光明，渴望有自由挥洒艺术才能的地方，一旦他投身于人民大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呼吸到革命队伍中平等自由的空气，他的心灵的枷锁解脱了，热血沸腾，**澎湃，艺术创造力便如火山爆发般迸溅出来。难怪几十年岁月尘埃仍遮不住这些巴掌大小纸页泛黄的画幅中蓬勃的生命力！

画集的第一部分是木刻与版画。父亲在根据地《江淮日报》工作时，每天要给报纸作一幅配合形势宣传的木刻，晚上，他伏在草棚中的木板上，就着豆大的油灯，画呀刻呀，直至鸡啼天明。画集中有三帧父亲刻的根据地通用的抗币，那时候根据地印刷条件艰苦，没有照相制版设备，连钱币也只能用木刻印刷。1948年父亲创作的那幅解放南京的石版画，没有光石版，父亲硬是用沙子靠双手在毛石版上磨出来。我很喜欢作于1941年的那幅“向敌人腹背进军”，仅107公分窄小的纸面却展现了千军万马的气势。父亲以刀法娴熟而刚劲的线条疏密相间，阴阳相对，勾勒出狂风暴雨之夜，天地混沌，隐隐约约可见一支遥逸蜿蜒的队伍正急行军插向敌人的腹背，你仿佛能听到充溢天地间滚雷一般“蹋、蹋、蹋、蹋、，答、答、答、答”脚步声马蹄声交织一片，感受到那一种赴汤蹈火的昂扬斗志。

与父亲的木刻版画相比，我更喜欢他那些在激战间隙、行军途中即兴作下的素描，灵动的笔触鲜活的形象，更率直更性情，水淋淋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掬起的。那一幅陈毅将军像惟妙惟肖，写出了陈毅将军大敌当前却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的安详自若的神态。这幅肖像作于皖南事变之后，当时陈毅将军刚刚就任新四军代军长。肖像在报上刊登出来，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新四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作于1945年的那幅“解放两淮重镇淮安城”，画面也只有15X12公分大小，黑压压的古城门缓缓地打开了，老百姓革食壶浆，欢笑着簇拥着迎接子弟兵进城。攻打淮安城时，父亲参加了“敢死队”，他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冒着枪林弹雨奋勇登上了淮安城头。硝烟尚未散尽，父亲顾不得抹去额上的汗珠，就坐在城头废墟上掏出画笔刷刷地画开了，画下了这淮安人民热烈欢迎子弟兵进城的盛况。

父亲善于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人的身份特征和性格特点，有一张“烽火中诞生的小鹰”，画的便是一岁半时的我。人在三岁以前有没有记忆？然而我看到这幅肖像，便依稀记起了那清凌凌的射阳河，我在河边的篙草棚中出生，那时正值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形势危急，母亲生下我后得了伤寒不省人事，父亲星夜骑马沿着河滩追寻我们母女俩的踪影……父亲画这幅“小鹰”时已是一年半之后，局势渐渐好转，“小鹰”回到了父母身边，部队马上要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小鹰”一定感受到了爸爸妈妈迎接胜利的喜悦之情，所以她不吵不闹，很乖很安详。

父亲还是位出色的雕塑家，画集中有两帧父亲雕塑作品的照片。一帧就是“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塔顶挺立的那位新四军战士全身像便是父亲的杰作。父亲还曾经为壮烈牺牲的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塑像并设计墓碑，那时父亲在三师工作，接到命令，连夜穿越敌人封锁线，乘小木桶泅渡淮水，赶往四师驻地。我们曾听父亲讲述当年的那段传奇，真是惊心动魄！

父亲这些诞生于战争年代的作品，技法纯净而精到，没有丝毫矫揉造作馅谈媚俗之态，也没有半点遮遮掩掩追名逐利之心，故而我以为它们是当之无愧可称作为艺术的。

父亲画集的后半部，收集了他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国画作品近四十帧，这些作品中绝大部分画的是牛，在父亲有生之年的最后几年中，他画的牛已经饶有名气了，求索者已是络绎不绝。

父亲画牛起始于抗战时期，那些描写根据地军民生产劳动的画面中就多次出现耕牛的形象。父亲解放后改行成了诗人，诗画同源，他并未搁下画笔，只是愈来愈喜好作中国传统水墨画了。七十年代中期，父亲从“牛棚”出来，便情有独钟画牛，那以后直至父亲去世，父亲几乎天天画牛，牛在他笔下愈来愈具神韵，憨态毕现，呼之欲出。这现象很值得探究和寻思。我想，这应是父亲历经了尘世间的荣辱升降、世态炎凉之后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吧！父亲最后几年画的牛，笔触更趋简洁，墨韵更趋浑厚，境界纯朴明朗几近透明。可惜天不假人寿啊，倘若老天再给父亲几年时光，我相信父亲的画作会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父亲最早的长诗《东海之歌》也是诞生在战争年代，那是在1940年间。时隔十年，全国解放，父亲随部队进了城，披阅旧稿，又加了一个尾声。那时，父亲还在华东海军画报社工作，并且以部队画家的身份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两年后，父亲转业，却因种种原因改行到作家协会工作。

1955年，父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书名就叫《东海之歌》。

以《哥德巴赫猜想》蜚声文坛的徐迟先生是父亲的挚友，他在为《芦芒诗选》作序时写道：“到哪里再去找《东海之歌》那样的动人心弦的革命史诗呢？到哪里再去找《东海之歌》那样的气韵生动、须眉毕现的，形象化的，又是戏剧性的，真、善、美的语言呢？到哪里再去找《东海之歌》那样的风暴声，海浪声，锚链声、拉纤号子声，枪声、人声、爆炸声、沉船声、呐喊声、歼灭侵略者的战斗声和凯旋归来那样地掷地如有金石声的歌声弦岌之声的共鸣与交响呢？”

“他的感觉就那样锐敏，他捕捉的形象就那样鲜明，他录下的音响就那样逼真，他处理的素材就那样贴身。当诗人开始学习写诗的时候，他在生活的源泉里是泡得周身渗透了生命之琼浆似的，洒向稿笺都是诗，他是活生生的生活本身，就像生活本身在创作一样。”

“所有这些诗，都有莎士比亚式的戏剧性的生动情节及完美而丰富的荷马史诗的风味，并具有勃洛克以及马雅可夫斯基那种革命诗歌的某些影响与特点。我最近重读了这几首诗，被它们震动了。在我国新诗创作中，这样的好诗并不多见。”

“一个诗人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歌颂人民歌颂党；一个诗人能够在身后，给后世留下这样的好诗，献给人民献给党。把中华民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侵略的人民战争记录下来，描绘下来，提炼、升华、结晶，他可以无愧于心，他真是不虚此生！它们的作者不是正含笑于九霄之上吗？”

父亲的诗歌风格，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现实主义的、史诗式的、戏剧性的，发展成浪漫主义的、抒情的，席勒式的为时代精神大声呐喊。曾经有一种说法，诗是时代精神的号角。我没有研究过诗歌理论，不知这种说法是否过时。但是，我相信，一个时代必定会产生属于那个时代的诗人。

父亲一生曾出版九部诗集，《红旗在城市上空卷动》、《上海，上海，向前，向前！》、《奔腾的马蹄》等等，从这些诗集的名称便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父亲的诗不是幽闲恬静的，田园式的，而是动态的、战斗的、奔放的；是气势磅礴、热情洋溢、大声疾呼的；不是供人们关在屋子里慢条斯理地低吟的，而是给人们在大庭广众面前高声朗诵的。父亲生前就经常到剧院，到广场，甚至到大街上向广大群众朗诵他的新诗。如今，这样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

记得我少年时代，我们姐妹很少能见到父亲的面。他总是忙，总是外出采访，或到工厂或到农村。当时他是上海作协诗歌组组长，经常要到工人文化宫去指导群众的诗歌活动，开朗诵会或写诗会。在他的创意下，办起了上海诗廊，他为上海的新诗歌运动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劳动。

父亲的诗歌中我最喜欢的是一首“母亲的名字”，这首诗情到深处，却如家常絮语；虽精短，却也具有史诗的力度。

除了那首经久不衰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父亲还创作过许多歌词，当年都非常流行，譬如电影《女篮五号》插曲“青春闪光”，电影《护士日记》主题歌“时代的列车隆隆响”，电影《红色娘子军》插曲“五指山上红旗飘”，以及“高举革命大旗”、“焦裕禄赞歌”等等。

父亲是时代的诗人，是人民的诗人。正如徐迟先生所说：“他紧密地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化人人民群众之中，好像易溶的固体物的分子均匀地溶化在水分子的中间，澄清而透明。”

父亲性格率真单纯，待人挚诚仁厚、热情如火。父亲有许许多多朋友，遍布各行各界，有名声显赫的也有默默无闻的，有皓首长者也有少年晚辈。我们家中经常是宾客如云，切磋艺术真谛，谈论天下大事。想起来，少年时的我真是非常喜欢那样的气氛。到吃饭时间了，老阿姨随意炒几个菜，无论年龄长幼，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名气大小，随意围坐一圈，有啥吃啥，其乐融融。

有一位年轻的诗人叫欣原，在他蒙受冤屈的逆境中仍坚持作诗，点着矿烛，他锲而不舍地写出了五千行长篇叙事诗《金刚山》，他辗转将稿子送到了父亲的手中。当时，父亲正身陷“牛棚”，处境险恶，父亲仍连夜读完了欣原的诗稿，十分激动。父亲趁每月回上海休假的日子，冒险约了欣原和一位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炮兵师长在我家会晤，对那部长诗进行分析推敲，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这桩事情被岁月掩埋，无人知晓。直到1998年，欣原的长诗《金刚山》终于出版问世，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纪念父亲的文章，我们才知道了真相。

父亲曾经无私地帮助过许多追求艺术的年轻学子，与他们一起讨论构思，亲自动笔为他们改稿。

直至父亲去世以后，有一位山东荷泽地区的青年接二连三地给父亲寄来他自己的习作，希望得到父亲的指点和帮助。我几次想写信告诉他，父亲已经去世，却每每下不了笔，仿佛是不想打破他的期望，又像是要保留我自己心中的一个幻想。

“诗绝，画绝，如今都成绝响；冷风、热风，从来不失风范。”这是画家、艺术评论家谢春彦在父亲追悼会上写下的挽联，正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父亲很爱他的五个女儿，奶奶曾经埋怨母亲只生女儿不生儿子，父亲便笑道：“五个女儿最好，五朵金花有五千金呐！”

我们五姐妹为父亲竖起了墓碑，黑色大理石的碑身上镌着父亲永远微笑的面容；棱形立柱一侧刻着父亲的诗句，另一侧刻着赖少奇伯伯书写的“芦芒千古”四个字，现如今，赖伯伯也到福寿园与父亲作伴了。春色如茵的福寿园内，有许多父亲熟悉的叔叔伯伯们，父亲应该并不寂寞。

那棱形立柱的背面，镌着我们五姐妹对父亲说的悄悄话——

父亲一直是我们的知心朋友和良师，他总是以他艺术家的诙谐而带哲理的话语鼓励我们在逆境中自尊、 自爱、 自立地生活，做人格高尚的人。而我们总是贪婪地汲取着父亲对我们的关爱，依赖着父亲宽厚的肩膀，只顾着自己向前走啊走啊，却没有许多时间回来陪伴父亲，跟他谈谈他的画、他的诗、他的苦恼、他的希望，等到父亲不堪重负旬然倒下，任我们哭哑了嗓子他却听不见了！这是我们不可饶恕的过错！

父亲，将来有一天与您在天上相会，我们一定陪伴你遨游艺术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