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人生

——记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八队的几位女兵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们―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女战士们！

当我一一采访这些都已80岁左右高龄的老人们，我从她们饱经风霜的面容中读出了宁静和安详。一个古老的话题又在我脑海中盘桓―怎样的人生才是美丽的？

时光悄悄地迈人了新世纪的门槛。

1月7日，这个日子原是极平常的，却镌刻在一些有着特殊经历的人们的心中，生生死死永不泯灭。这一日，我陪同母亲来到安徽径县云岭―原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部所在地，我们是应邀前来参加皖南事变殉难将士牺牲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仍是残冬季节，前几日还冻云凝滞、寒风凛冽，都穿着厚厚的棉大衣，不想这一日却云破天开，阳光灿烂，竟如小阳春一般温暖。英烈们名垂青史，气贯长虹，驱逐了阴霆和霜冻。

由于口程很紧，主办单位没有安排参观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八队的旧址，母亲却执意要去埋在山坳中的中村。主办单位的接待人员十分善解人意，趁午休时间特意派了车辆。和我们同去中村的还有一位老人，她便是赫赫有名的原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队长周子昆的遗婿何子友。

何子友高龄已九十，腿步稍显跳珊，却仍是腰板挺直，目光锐利，一头剪得短短的银发愈衬得她精神矍砾。丈夫六十年前与项英同志一起被叛徒杀害于径县茂林赤坑山蜜蜂洞内，何子友孑然独身了六十载，她守着的是一份如何深沉的情感和思念啊！听径县的同志说，早几年，何老太腿脚还利索，年年要来云岭，年年要攀登崎岖山路上蜜蜂洞凭吊亡夫英灵。

径县内为这次纪念活动抢修了一条直达云岭的公路，路虽是新筑的，汽车仍有点颠簸。车到新四军教导总队驻地便不能往上开了，因为往上已没有了路。看看坎坷的小路，我劝母亲不必进中村去了，由我跟着向导进去，拍些照片回来。母亲犹豫着勉强答应了。可没等我走出一箭地，便听得身后有“呼味”的气喘声，一回头，却见何子友与我母亲都跟上来了。何子友整九十，我母亲也八十又三，烟岚迷蒙的山峦映衬着她们被微风吹动着的霜发，她们的双眸因兴奋和急切而灼亮起来。母亲虽喘不匀气，仍玩笑道：“何子友，那个时候‘做礼拜天’，你大概把这条小路都踩破了吧？”原来当年的女子教导队中，有几个年稍长、结过婚的女同志，她们的丈夫大都是新四军的各级首长，首长有时到教导总队开会，便派人来接她们下去。其他女生便戏称她们是去“做礼拜天”。周子昆当年兼任教导总队队长，常来教导总队；身为女生教导队排长的何子友自然是要常走这条山路的了。

终于到了中村，是大山缝隙中一座小小的村庄，一簇簇黑瓦粉墙的徽派民居静静地散落在远近高低的且做上，日久炊烟生，苍然落平楚，几头黄牛安详地在清溪旁踱步，见有生人，并不惊惶，徽洋洋地抬起眼望着你，让人疑惑：是不是到了“不知有汉、逞论魏晋”的桃花源？幸有一群背着花花绿绿的书包带着鲜艳的红领巾的孩子们欢蹦乱跳地走过，这才打破了我的幻觉。

村民们听说有当年的女新四军来探访旧址，陆续迎出，热情地指引，却都是历经沧桑面容的老人，鲜见有青壮男女。一打听，原来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

一群人便在一座古旧却不衰败的典型的徽居前立定了，母亲稍稍定了定神，便激动地叫起来：“是这里，就是这里，不过场子周围的土墙没有了，门前的池塘没有了……”何子友便纠正她：“池塘原就在屋后的，怎么会到门前去呢？”

两个老太太孩子般地手舞足蹈，从一间屋窜到另一间屋，一边不停地描述着，哪里是队长办公室，哪里是学员们的寝室，门外的场地既是学习政治文化的教室，又是军事训练的操场。我母亲兴致勃勃回忆起初到女生八队时的情景：夜行军，没走几步路背包就散了，绑腿就松了；站岗放哨，听到风吹草动便吓得哇哇叫，可是，心里面豁然开朗的舒畅真是难以言说。母亲在到云岭之前，曾经受地下党派遣以流动宣传队员的身份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开展工作，她们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看清了一些反动将官“假抗日真剿共”的面目，九生一死辗转千里才逃出了魔窟，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母亲那年是18岁。

那一边，当年的教导八队女排长何子友正有力地挥舞双臂指挥村民们一起唱《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母亲说，当年她们在这里出操、训练、上课，集合时都要唱这首歌，那时真是歌声迭起、声遏行云啊。这宁静的山坳被歌声搅动得沸腾起来，我仿佛看见山坡上、溪流边、田埂头，一队队、一群群英姿飒爽的女兵，一式的灰布军衣，头发剪成男子模样，却依然是花容玉貌。她们来自天南海北，有城市学生，有乡村少女，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家女儿，也有锦衣玉食的富家小姐。她们在这里学政治、学文化，练瞄准练刺杀。她们尽情享受着革命军队中自由明朗的气氛，她们向往着能为国家兴旺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青春，她们感到自己的人生在这里绽出了含苞欲放的花蕾。她们大都在这里学习数月，随后便奔赴抗战前线，或者到敌后根据地工作，她们艰难曲折却又璀璨美丽的人生便是从这座小山村里开始的。

我母亲珍藏着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八队的通讯录，我算了算，老八队队员如今定居在上海的便有二十多位，可是，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名字被画上黑框，令人触目惊心。我知道，她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可是她们大都默默无闻，在我们这个风云际会繁华喧嚣的城市的一角，安安静静地度着她们简朴的晚年。

“一个人在领会到生命真正的幸福时，就会觉得欢呼与歌颂全是多余的了。”这便是她们的人生境界。

自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共产党人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促使国共两党再一次进行合作。于是，1937年8月，陕甘宁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10月，“湘粤闽浙赣鄂豫皖”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937年12月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移至南昌。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和新四军军部先后在安徽欺县岩寺设立兵站，接应各省游击队。4月初，新四军军部遂由南昌东移岩寺，同年7月迁至径县云岭，直至皖南事变。

新四军建制之初，吸引了大批热血沸腾的有志青年，四面八方的志士仁人越过重重障碍投奔而来。新四军也急需将才与兵源，通过各省区地下党组织物色和介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加入队伍。国民党虽然打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旗帜，铲除共产党之心却没有一天停止过。所以，许多欲往云岭的年轻人往往都要乔装打扮、辗转曲折方能摆脱国民党的盘查与阻拦。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八一三”寇炮击上海，日寇的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乱炸，数以万计的无辜市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们一批批涌人租界，住进了难民收容所。难民收容所里的生计十分艰难，睡地铺，喝稀汤，贫困与疾病逼迫着他们，失去家园的屈辱与痛楚时刻啃着他们破碎的心。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很快注意到难民收容所的特殊情况，立即派了许多同志深人难民之中，与难民同吃同住，在难民中播洒抗日救国的火种。从识字班到读书会，唱歌、演戏、做报告，越来越多的难民被唤醒了，将悲伤与愁苦化作了勇气与力量，纷纷要求到新四军去，到抗日第一线去！

那是在1938年的夏天，一艘巨大的江海轮船停泊在浊浪滚滚的黄浦江边，正等待着启航。在这艘轮船的底舱里，席地而坐着七百多名难民，他们打着“江西垦荒队”的旗帜，他们真正的目的地却是安徽云岭。这便是地下党组织的一次集体参军活动。在这七百多名难民中，有二三十个花季少女，她们都是上海工厂的青年女工，她们也要去云岭参加新四军，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地下党便叫她们化装成难民模样，与难民们一起搭船离开上海。

沈爱萍便是这批青年女工中的一个，说起六十多年前化妆难民离开上海参加新四军的这段经历，沈阿姨的眼睛便有了神采，她的家是在宛平路的一幢灰色的多层公寓中，客厅很宽敞，家俱却简单且陈旧。

沈爱萍少小父母双亡，15岁便到海宁洋行（益民食品厂前身）做童工。工厂在虹口，每天上工要经过外白渡桥。工头规定，过桥必须要向巡逻的日本鬼子鞠躬行礼。倔强的小爱萍就是不肯向鬼子低头，常被工头揪住脑袋往下按。小爱萍咽不下这口气，愤然离开工厂，到一家私人的寿衣铺子当刺绣的学徒。后来，地下党领导工人罢工胜利，废除了向日本鬼子鞠躬这一条规定，沈爱萍又回到了工厂，在杯子车间做冰激凌筒杯。当时与她一起做杯子的有位地下党员陆迅行陆大姐，介绍她参加了工会，帮助地下党传送抗日救国的宣传品。沈阿姨说，那时她人小，穿双大雨靴，就把宣传品塞在雨靴里带进工厂，分发给姐妹们。有一次，她们在加班时轻轻地唱起抗日救亡的歌曲，却被工头听到了。第二天，老板点名开除了陆迅行、沈爱萍等三个工人，说她们有赤色倾向。地下党组织安排陆迅行马上离开上海，沈爱萍去送行，得知陆迅行是去参加新四军，心里面羡慕得不得了，哪里还有心思做工？党组织了解了她的心愿，便让她跟随难民船一起登程了。

与沈爱萍同船出发的女工还有陆若勉。

陆若勉的父亲是鞋匠，家境贫困。陆若勉12岁便到华润烟草公司做童工，手太小，包装美丽牌香烟，二十枝烟都捏不拢。因为是临时工，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去厂门口排队抢位子，抢不到位子，这一天就没有工做，就赚不到一个铜板。在地下党组织的关怀下，陆若勉进了良才补习学校，学习文化，更学到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16岁那年，她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妇女救国会，送情报、举办读书会；三八妇女节，上街示威游行，三三两两先装着不认识来到四川路桥下，领队的喊了一句口号，呼拉拉排成了一列长队。愈是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陆若勉愈是向往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第一线。用陆若勉的话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嘛！”她最喜欢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当她听说地下党正组织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一起投奔新四军时，她没有丝毫犹豫便进了难民收容所，终于与难民们一起踏上了远航的轮船。

这一路行程并不风平浪静，船出吴淞口，便有日本宪兵上船检查，说是有新四军的伤员躲在船上。 日本宪兵搜查到底舱时，沈爱萍、陆若勉和难民们都一口咬定是要到江西垦荒去的，日本宪兵找不出破绽，只好放行。两天后，船到温州，就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上来，天花乱坠地动员难民们参加他们的部队，说他们的部队武器精良，军晌丰厚，去了便可加封军衔等等。确实有20多名青壮男子跟了那国民党团长去了，可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动摇，认准了，定要参加新四军。在温州下了船，大家只有步行了，沿途要经过青田、兰豁、丽水、金华、歇县，方可到达新四军兵站岩寺。沈爱萍和陆若勉虽然都是工人，却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长的山路。累是累，脚掌都起了水泡，可是心里面高兴，向往已久的圣地就要到了！一路上，她们还时时要提防国民党部队的阻拦与刁难，夜里宿营，女同志不敢一个人到溪边洗衣。她们也听到国民党部队放哨的土兵嘀咕道：“我们拉夫拉不到，新四军怎么那样火？竟然有那么多人自愿送上门。”

长途跋涉之后，她们终于到达了岩寺。沈爱萍说，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新四军兵站吃的第一顿饭，那味道喷香可口，胜过山珍海味。她们在兵站住了二三天，便被分配到教导总队女生八队参加集训。沈爱萍在那里遇见了先期到达的工厂姐妹陆迅行。陆若勉分在由教导总队队长周子昆的爱人何子友任排长的排里，与何子友睡在一起。不久，陆若勉因为在军事训练中夺了第一名，被破格提升为副排长了。

陆若勉阿姨的阳台外面有一个树木茂盛的花园，枝叶把阳光筛漏成铜钱大小的光斑，闪闪烁烁，令人遐想。陆阿姨自豪地说起她当年如何在军事训练中夺得状元，便又唱了起来：“脱去旧衣裳，换上新军装，今日积极练兵忙，明日上战场！”

高敏阿姨离开上海到云岭参加新四军是在1939年初，那个日子她记得很牢，是2月巧日。高敏阿姨也是乘船离开上海的，却不是装扮难民，而是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第三战区将士流动宣传队，队长是爱国民主人士吴大馄，副队长即是地下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负责人杨帆，那时他的名字叫尹扬。

当时的高敏仅16岁，是沪北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学习成绩优秀，性格活泼开朗。上海沦陷之后，她的家搬人了租界，有半年多时间学校都开不了课。小高敏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到伤兵医院当小护士，又参加业余读书会和歌咏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声援七君子的爱国正义举动。警察来驱赶游行队伍了，她和伙伴们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穿弄堂拐小巷，眨眼便没了人影。有一天，歌咏队的负责人宣布，要组织流动宣传队到前线慰问演出，可自愿报名，每人交20元钱。小高敏高兴得立即跳起来报了名。宣传队秘密地排练了许多宣传抗日的节目，譬如《放下你的鞭子》、《大刀向进行曲》等等。出发前，他们自愿结合成三两个人一组，装扮成普通的乘客上了船。高敏与一位年纪稍长的男同志一起，扮成舅舅和外甥女儿。船出吴淞口，日本人同样要上船检查。小高敏有点紧张，“舅舅”便悄悄叮嘱她：“自然点，不要怕，我们是去亲戚家。”

流动宣传队到了温州，一边演出一边赶路，却在半途被国民党拦住，将他们一队人送到了上饶，那里是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怎么办？大家心里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随身带了许多上海各界人士捐赠给新四军的物品。吴大现和尹扬要队员们耐心呆在旅馆，不要拿进步的书籍出来看，不要唱进步的歌曲。他们两人便去跟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谈判。那段日子着实难熬，天天有国民党特务到旅馆来探听口风，他们总是缠住年纪最小的高敏，变着法儿套她的话。高敏这一路下来已有了经验，横竖不说“云岭”二字。二个星期后，第三战区司令部终于放行了，让他们到宣城去慰问国民党的军队。离宣城不远的太平县驻有新四军的留守处，几次三番派战士送邀请信给宣传队，请他们去太平演出。队长便跟国民党将官商量：“人家这么盛情，不去不妥吧？现在国共合作，也该去慰问一下呀！”国民党将官没有理由拒绝了。为防夜长梦多，宣传队当天半夜便启程，悄悄上了条木船，沿青弋江北上直抵云岭了！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命令尾追着他们而到，命令他们立即去国军50军团慰问将士。是留是去？严峻的选择摆在每个宣传队员面前。

“当时我没有一点犹豫就选择了留下，其实在离开上海时心里面就存了这个念头了！”六十多年过去了，高敏阿姨依然是娇小玲珑的模样，面容清秀而安详。16岁的她在人生的岔道口决然选择了一条艰难坎坷而又美丽光明的道路，她成了新四军教导队女生八队最年轻的学员。

高敏阿姨透露了一个信息，当年她离家从军时乘的那艘轮船上还有一支上海市红十字会医疗队，左英就在那支队伍里，当时的左英已是地下党员了。

左英阿姨的家位于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上，然而你与她谈话，感受到的却是超凡脱俗的恬淡。左英阿姨腿脚不方便，说话也不方便，然而她神情中丝毫没有受过重创之人的沮丧与怨艾，是余霞一般的热情与明丽。

“敌人已经打来了，面临当亡国奴的命运，抗日救国的责任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如果我们不担负起救国的责任，难道还要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孙去担当复国的重任吗？”左英阿姨说这话时，语气非常庄重。

左英少年时代在南市西城小学读书，东北流亡学生到南方请愿，就住在她们学校的礼堂里。东北学生给小学生们做报告，讲日寇如何残杀活埋了他们的父母。东北学生唱流亡三部曲，唱得声泪俱下。左英她们一班小学生都哭了，还安慰东北学生：“大哥哥大姐姐不要哭啊！”左英少小的心中激起了爱国优民之心。后来，左英考上仁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在地下党的引导下，她参加了职业界抗日协会，不久便人了党，成了仁济医院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仁济医院的地下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宣传进步书刊，到难民署作防病工作，到纱厂夜校普及战时救护知识，募集支前药品和寒衣等等。由于左英学习成绩优秀，仁济护士职校的英国校长希望她毕业后留院工作。校长找她谈话，对她说：“你们中国现在是灾难深重，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也不能救中国，只有上帝的天国才能救你们。你就留在这里工作吧！”左英答应留下，心中暗好笑：校长并不知他恰恰留下了一颗共产主义的种子。

因为新四军组建之初急需医务人员，上海地下党便部署医务界的党员动员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左英动员了上海宝隆医院8位年轻护士去安徽云岭，可她们走了半个月，却有消息传来，这8位护士在温州被国民党抓起来了。左英十分着急，她觉得她有责任营救这8位同志。左英的大姨是东吴大学的法学士，在国民党立法院工作。左英想通过大姨的关系去营救她们。左英向党组织提出申请，组织批准了她，她便以护士身份参加了赴前方慰问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登船前往温州。

左英赶到温州才知道那8位护士已经在新四军办事处的多方交涉而被国民党释放了，左英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然而这时她自己却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国民党温州市党部对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产生了怀疑，拟要拘捕全体成员。上海已经回不去了，新四军办事处当机立断，星夜派人将他们送往云岭。就这样，左英来到了群山环抱中的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教导队，开始了她戎马控惚的战士生涯。

左英、高敏、沈爱萍、陆若勉，包括我母亲等一批女八队学员应该说还是很幸运的，她们在皖南事变以前就离开了云岭。沈爱萍去了江北新四军四支队；陆若勉去了江南新四军支队；高敏和左英先是留在皖南军部军医处工作，皖南事变前一个月，她们跟随后方机关先行撤退到了江南。这以后，她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着、战斗着。她们是女中英豪，她们以后的故事是这篇短短的文章书写不尽的。

而教导队女生八队中有一部分队员因工作需要跟随新四军军部行动，不幸遭遇事变，她们的经历更是泣鬼神惊天地，令人**气回肠。

我有幸采访到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后来从上饶集中营突围出来的毛维青阿姨，却实在难以将那一段残酷的血腥的经历与眼前这位衣着得体神情坦然言语爽利的老人联系起来。

抗战期间，沦陷的上海活跃着一支赫赫有名的煤业救护队，他们赴前线救护伤兵，为军队运送慰劳品，输送伤员转往内地养伤，辗转接运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伤病员和上海“难民”，并把上海各界民众支援新四军的大批医药、器械、印刷设备、技术力量源源不断地运到新四军皖南军部。至1938年初，在新四军领导项英、周子昆等人的关怀下，上海煤业救护队二百多人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毛维青就是跟随哥哥毛中玉参加了上海煤业救护队来到皖南的。毛中玉是一位音乐家，参军后，他在教导总队任俱乐部主任，而毛维青则成了女生八队的学员。在八队集训了一段时间后，政治部干部科长找毛维青谈话，要调她去学速记，当机要员。她高兴地跳了起来，从小就爱读反间谍小说，她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的“间谍”。学了半年速记后，毛维青便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工作，和她同去的还有施奇等4人，她们是新四军第一代女机要员，在当时来说真是“天之骄子”了。皖南事变发生前一个月，军部原是决定让她们跟随后方机关先行撤退的，但她们坚决不肯离开军部，她们年轻的胸膛里鼓胀着战斗的**，她们是那样的单纯，哪里会预料以后的遭遇呢？

激战开始了，毛维青向党中央发出了军部首长的最后一个电报，便将密码本一页一页的烧毁了。硝烟四起，弹飞如雨，几天苦斗之后，他们被逼进一个小小的山冲石井坑。毛维青已累吐血，哥哥毛中玉还来探望她。可是不多久，毛维青就听到哥哥壮烈牺牲的消息，她已经没有眼泪，只有愤怒！毛维青在山洞里躲了几天，下山时仍被埋伏着的国民党士兵抓捕，关进了上饶集中营。新四军军部的四位女机要员中，只有一人突围出去。

当我问起她们在上饶集中营里的情况，毛阿姨沉默良久，那可能是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页。传说上饶集中营有“金木水火土”五种酷刑；金―铁钉；木―老虎凳；水―辣椒水；火．―烙铁；土―活埋。听着便令人毛骨惊然。

毛维青阿姨说：“我还算命大，越狱出来了，可施奇她们呢……”

施奇的故事我很早就听说过，她被赞誉为新四军的“丹娘”。施奇原是上海纱厂的女工，也是随上海煤业救护队一起参加了新四军，曾任教导队八队九班班长，后来与毛维青一起调任军部机要员。施奇落人敌人魔掌后遭到敌兵的**，身染重病，气息奄奄。国民党特务以替她治病作诱饵劝她自首，被她拒绝。与其丧失人格地活着，不如去死！当她得知了同志们的越狱计划后，她激动地拉住毛维青的手说：“带我一起走吧，要能从这个人间地狱出去，便是死在路上，我也甘心啊！”可是她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病体会拖累战友们的，随即道：“不，不要管我，你们快走！你们出去后，把我的遭遇告诉大家，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为我报仇……”毛维青她们越狱之后，敌人将施奇活埋，当泥土埋没了她的下半截身体，她仍坚定地说：“决不投降！”直到她尚能最后呼吸时，还用微弱的声音喊：“共产党万岁！打倒投降派，打倒国民党！”

施奇在送给她男友的照片后面写着：“我们一面担负起救亡的使命来完成我们的天职，一面在这炮弹之下锻炼成一个健全的斗士。朋友们请努力吧！”

毛维青阿姨深情地说：“我为我们女生八队而骄傲，八队的女兵们没有一个叛变的！”

与沈爱萍、陆若勉一起乘船去云岭的上海大学生章辅，在八队学习一段时间后被派往津浦路东的五支队工作。在一次反动地主武装暴动中她被捕了。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逼她供出新四军活动的情况，章辅却愤怒斥责他们破坏抗日的卑劣行径。敌人惨无人道地将她赤身露体地游街，并用刀一块块地割她的肉。章辅骂不绝口，终于倒在血泊之中。

教导队女生八队中还有一位与高敏一般年轻的L海姑娘叫张洁亚，学业结束后她被派往新四军三支队做会计。在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中她受了重伤，想到自己身上背着部队的军炯和财务账册，万不可落人敌人之手。于是她忍着伤痛，挣扎着爬到隐蔽处，将军晌与账册藏进草丛深处。随后，她又爬呀爬呀，尽量地远离军晌和账册的掩埋处。她却因失血过多，牺牲在半途中了。

在云岭，在皖南事变殉难将士纪念碑的山脚下，排列着记叙英烈事迹的石刻，有一块上刻着“百妇崖”；皖南事变爆发后，有七位新四女战士与主力失去了联系，她们结伴后辗转突围，来到任县南容乡高坦村后约四五华里的百丈崖附近隐蔽。当时，国民党军大肆搜山，发现了这七位女战士，便迅速包围上来。女战士们边躲边撤，与敌人在山上周旋。最后，她们来到百丈崖的顶峰，望着眼前黑压压的敌人和身后的百丈悬崖，为了维护新四军战士的威名，为了不受敌人的凌辱，她们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投人敌群，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当地老百姓为纪念这七位新四军女战士，将百丈崖更名为“百妇崖”。

还有比这些女战士更圣洁更美丽的吗？

还有比这些女战士的人生更璀璨更绚烂的吗？

当我陆陆续续写下这些凌乱的文字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