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社会主义又是如何呢？

毋庸赘言，此时此刻，我们正处于严重的混乱之中，严重到连最驽钝的人也很难对此浑然不觉。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人是自由的，也几乎没有人是安全的，保持诚实就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因为，大片大片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就像我在本书开头几章描述的那样窘迫，而且这种条件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善。英格兰工人阶级所能希望的最好情形就是某个产业能因为比如重整军备之类的情况受到人为刺激，从而偶尔暂时减少失业。就连中产阶级，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了痛苦。他们还没领略过真正的饥饿。不过，他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在沮丧的罗网中挣扎，越来越难以说服自己他是快乐、活泼、有用的。就连顶层的幸运儿——那些真正的资产阶级，也时不时地意识到下面人的悲惨处境而为此困扰，其实不过更是为凶险的将来困扰。这不过是初级阶段，这个国家仍然富有，尚有一百年的家底。还有什么样的恐怖正在暗自酝酿着——那是我们在这个遮风挡雨的小岛上还从未了解过的恐怖。

同时，所有动脑子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作为一套世界体制，只要全心全意地实施，就是一条出路。即使它夺走了其他的一切，至少能保证我们吃饱穿暖。确实，从某个角度看，社会主义是如此基本的常识，有时甚至令我惊讶，它居然还没有自行建立起来。世界是在太空中航行的一艘小船，带有充足的补给，有可能能够养育所有人。我们必须和衷共济，保证每个人都担起自己那份责任，也分得自己那份补给。这个道理昭昭在目，可以说，没人明白不了。除非他居心不良，才会想守住现有的制度。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社会主义没有自行建立。非但没有前进，社会主义明显还在后退。眼下，几乎各地的社会主义者没等法西斯屠戮就已经退缩了。事态发展之快令人咋舌。就在我下笔时，西班牙法西斯武装就在轰炸马德里，很可能不及本书付梓，我们就又多出一个法西斯国家。更别提法西斯控制地中海，可能导致英国的外交政策被墨索里尼把持。但是，我不想在此讨论宽泛的政治议题。我关心的是这个事实：社会主义正在丢失它本该拿下的阵地。尽管优势明显，因为每一张空空的肚皮都是社会主义的论据，可社会主义的理念却不如十年前那样广为接受了。现在，一般的有思想的人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者，还积极反对社会主义。这一定得主要归咎于错误的宣传方式。这意味着，以现在这种方式呈现给我们的社会主义有某种内在的令人不快的东西——这东西把本应支持社会主义的人赶走了。

几年前这可能无关紧要。仿佛就在昨天，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带着高人一等的微笑告诉我，社会主义将会通过某种所谓“历史必然”的神秘过程自发实现。可能这种看法仍然存在，但至少已经有所动摇。因此，各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突然试图联合他们过去多年都在破坏的民主势力。在这种时候，我们亟须弄清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消退了。把现在对社会主义的排斥草草归结为愚昧和不良居心的产物是没用的。如果你想消除这种排斥，你就必须理解他，也就意味着进入反对社会主义的普通人的头脑，或者至少以同理心看待他的观点。不经过公正的听证，就不能真正解决任何案件。因此，相当矛盾地，要保卫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攻击它。

在前三章中，我试图分析了我们过时的等级制度造成的困难。我还要再次触及这个话题，因为我相信，现在急于求成地愚蠢地处理阶级问题，会把大量潜在的社会主义者吓到法西斯阵营里去。在后面的一章中，我想讨论某些让敏感的心灵疏远社会主义的深层观念。但是本章中，我只想谈谈那些显而易见的基本反对意见——那些你一跟他说到这个问题当然并不是“钱从哪儿来”之类的问题，非社会主义者开腔就来的话。有些反对意见可能显得轻浮或自相矛盾，但这没有关系，我只是陈述症状。任何有助于说清为什么社会主义不为人接纳的事情，都有关系。请注意，我是在声援社会主义，而非反对它。但是现在，我要唱唱反调。我要给赞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心中明白社会主义“行得通”但行动上总是一提到社会主义就逃之夭夭的那类人做个代表。

问问这类人，你常常会得到有些轻浮的回答：“我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我确实反对社会主义者。”这在逻辑上是个拙劣的论调，但很多人深以为是。就像基督教，对社会主义最糟糕的宣传就是它的拥趸。

任何旁观者形成的第一印象就是，社会主义发展成的这种形式，是一套完全局限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典型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像胆小的老太太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穿着油腻腻的工装，粗声粗气、面目凶恶的工人。他要么是个年轻的势利的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不出五年就娶了有钱人改信罗马天主教；要么，更典型的是，一个拘谨的小个儿男人，干着一份白领工作，往往是秘密的禁酒主义者，常有素食主义倾向，有新教背景，最重要的是，有个他舍不得失去的社会地位。这后一种在各个社会主义团体中出奇地普遍，或许是从以前的自由党那里打包接手过来的。除此以外，凡是社会主义者聚集之处，都遍布着可怕的、真正令人不安的怪人。有时，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就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英格兰所有喝果汁的人、**主义者、穿罗马鞋的家伙、性欲狂、贵格教徒、信奉“自然疗法”的冒牌医生、和平主义者以及女权主义者。今年夏天的一天，我乘车穿过莱奇沃斯，这时巴士停了下来，上来两个模样可怕的老头。他们都六十岁左右，都身材短小、红润圆胖，都没戴帽子。其中一个秃顶，显得猥琐，另一个留着灰白的长发，剪成劳合·乔治的样式。他们穿着淡草绿色的衬衫和卡其短裤，裤子被硕大的屁股撑得鼓鼓囊囊，你都能看清每一条褶皱。他们的出现在巴士上层激起一阵轻微的**。我旁边的那个人，我敢说是个旅行推销员，看看我，又看看他们，又看回我，嘟哝一声“社会主义者”，就像在说“印第安鬼子”。他大概说得对——自由工党当时正在莱奇沃斯举办夏季学校。但关键在于，对他、对普通人来说，怪人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就意味着怪人。他大概觉得，任何社会主义者保准都有些古怪，而且这种观念似乎在社会主义者自己人里也存在。例如，我这里有一张另一所夏季学校的入学简章，列出了每周的安排，然后问我是素食主义还是普通饮食。你看，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有必要问这个问题。这种事本身就足以让人们疏远。而且人们的直觉也完全有理，因为从定义来看，饮食怪人是指愿意自绝于人类社会以期苟延五年性命的人，也就是，一个缺失普通人性的人。

此外，你还必须加上一个丑陋的事实，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一面在理论上向往不分阶级的社会，一面又死抓着他们残存的社会威风不放。我犹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自由工党在伦敦的支部会议时那恐怖的感觉。我想着，难道这些卑鄙小人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头羊吗？因为那里的每个人，无论男女，全都带着最深的中产阶级高人一等的傲慢烙印。如果一个真正的工人，例如一个刚从矿井上来的脏兮兮的矿工，突然走到他们中间，他们会尴尬、愤怒、恶心，我敢说，有些人还会捏着鼻子逃跑。社会主义文学中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即使没有公然写出那种高高在上，它们在用语行文和思维方式上也总是全然脱离工人阶级。科尔夫妇、韦伯夫妇、斯特雷齐等人都不算严格的无产阶级作家。现在是否真有可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东西存在值得怀疑。就连《工人日报》也是用标准的南方英语写成的。但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厅喜剧演员都比我能想到的任何社会主义作家更善于创作这种文学。至于共产主义者的术语，其脱离普通用语之远简直和数学教科书的语言不相上下。我记得听过一位职业共产主义演说家对工人阶级的听众演讲，讲得文绉绉的，充满了长句和插入语，一口一个“固然如此”“即使这般”，更别提那些常见的术语，什么“意识形态”“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大团结”，诸如此类。他讲完后，一个兰开夏的工人站起来，用他们自己的大白话对众人讲话。两个人里谁更接近听众毫无疑问，但我一点儿也不认为那个兰开夏工人会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必须牢记，工人，只要他还是真正的工人，就很少或绝不会是完全的、前后逻辑一致的社会主义者。很可能他会投票给工党，甚至有机会也会投给共产党，但他的社会主义理念和纸上谈兵的社会主义高层大相径庭。对那种周六晚上出现在酒吧里的普通工人而言，社会主义不过意味着工资更高、工时更短，没人对你颐指气使罢了。对于那种更具革命性的、参与饥饿游行而被雇主列入黑名单的工人而言，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对压迫势力的战斗号角，是在隐隐威胁将来要使用暴力。但是，就我的经验来看，没有哪个真正的工人理解社会主义的深层内涵。以我之见，他常常比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愧为社会主义者，因为他记得，而其他人常常忘记，社会主义意味着公正和广泛的体面。但他不明白的是，社会主义不能缩小为单单的“经济公正”，这般宏大的改革必然还会对我们的文明和他自身的生活方式造成巨大的改变。他对社会主义的愿景就是把当今社会最恶劣的弊端去除，而利益还是围绕着和现在一模一样的那些东西——家庭生活、酒吧、足球、当地政治。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层面，像仙人摘豆的戏法一样神秘的三条抽象概念——正题、反题和合题，我从没见过一个对此稍有兴趣的工人。当然，确实有很多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成了书本理论型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从来没有保持工人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他们要么属于我上一章提到的通过文学界钻进了中产阶级的那类，要么是当了工党议员或高层工会官员的那类。他被选出来为自己的同伴奋战，而对他而言，这不过是个轻松的美差，是“提高”自己的机会。他不仅是与资产阶级斗争，而且通过与资产阶级斗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同时，他很可能继续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还没见过哪个煤矿工人、炼钢工人、纺织工人、码头工人、挖土工人之类“意识形态”是过硬的。

共产主义和罗马天主教的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只有“文化人”才能完全继承正统。英格兰的罗马天主教徒最惊人的一点就是他们强烈的忸怩作态。他们显然从没想过、笔下也决没写过，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这个事实之外的任何事。就这一个事实，还有由此造成的自夸，构成了天主教文人的全部手段。但这些人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们挖掘正统的种种内涵，不放过生活中的任何细枝末节。就连你喝的酒水，似乎也有正统和异端之分，因此切斯特顿和“海滩浪人”等才发动反对喝茶、提倡啤酒的运动。据切斯特顿说，喝茶是“异教所为”，喝啤酒是“基督教正宗”，而咖啡是“清教徒的鸦片”。这个理论的不幸在于，天主教徒大量参与了“禁酒”运动，全世界最嗜茶的就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心态，宗教上党同伐异，就连饮食也不放过。工人阶级的天主教徒从不会言行一致到这般荒唐的地步。他不会花时间纠结于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的事实，也不会特别介怀于非天主教的邻居和自己不同。告诉利物浦贫民窟里的爱尔兰码头工人，他那杯茶是“异教”，他肯定骂你傻瓜。就算在更严肃的问题上，他也并非总是遵照自己的信仰行事。在兰开夏郡的罗马天主教家庭，你会在墙上看到十字架，在桌上看到《工人日报》。只有“文化人”，尤其是文人，才喜欢拘泥不化。共产主义也是大同小异。真正的无产阶级身上从来看不到纯正的教条。

不过，或许可以说，即使纸上谈兵的理论社会主义者自己不是工人，可至少对工人阶级的爱激励着他。他立志甩掉自己的资产阶级地位，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显然，他的动机一定是这样。

真是这样吗？有时我看着一个社会主义者——那种著书传道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穿着套衫，头发蓬乱，满口马克思主义语录——不禁好奇他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常常难以相信这动机会是对哪个人的爱，尤其是对工人阶级这种在所有人中与他最不相干的人的爱。很多社会主义者的隐藏动机，我相信，仅仅是过度膨胀的秩序感。目前的情形令他们不满，不是因为哀鸿遍野，更不是因为毫无自由，而是因为不整齐，他们最根本的愿望，是把世界简化成棋盘一样的东西。就以萧伯纳这种终生不渝的社会主义者的戏剧来说，其中展现了多少对工人阶级生活的理解甚至觉察？萧伯纳自己就称，你只能把工人“作为同情的对象”引上舞台。实际上，他甚至连这一点也没做到，而仅仅把他们当作一种W.W．雅各布斯式的滑稽角色——那些毫无新意的东区人，就像《巴巴拉少校》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里的那些。他对工人阶级的态度顶多是《笨拙》那样窃笑的态度，更严重的时候，例如，想想《错因缘》中那个象征着流离失所阶层的年轻人，他仅仅觉得他们可鄙又恶心。贫穷，更重要的是，贫穷造就的思维习惯，是要从上而下消除的，如有必要还需借助武力，甚至也许借助武力更好。因此，他崇拜“伟大”人物，爱好独裁、法西斯或共产主义，因为对他而言，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几乎可以等量齐观。西德尼·韦伯的自传更拐弯抹角一些，但意思一样，不自觉地将造访贫民窟的社会主义者的高傲心态暴露无遗。事实是，对很多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来说，革命并不意味着是一项他们愿意与之联为一体的大众运动，它意味着一套“我们”聪明人要加诸“他们”下等人的改革。另一方面，把纸上谈兵的社会主义者视为毫无感情的冷血动物也不正确。尽管他很少展示对被剥削者的热爱，却非常善于展示对剥削者的憎恨——一种奇怪的、理论性的、凭空而来的憎恨。因此才出现了社会主义者抨击资产阶级的伟大光荣传统。真是奇怪，几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作家都无一例外地生于资产阶级中，却怎么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煽动自己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阶级暴跳如雷。有时对资产阶级习性和“意识形态”的憎恨波及太广，就连书里的资产阶级人物也遭了殃。根据亨利·巴比塞的观点，普鲁斯特、纪德等人小说中的人物是“会在街垒战中积极站到对立面去的人物”。你注意，是“街垒”。从《炮火》来看，我会认为巴比塞的街垒战经历会让他厌恶街垒。不过虚构的“资产阶级”的刺刀，想必不会还击，到底和实物不同。

痛批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品，我至今见过的最佳例子是米尔斯基的《大不列颠的知识分子》。这是一本十分有趣、写法高明的书，凡是想理解法西斯主义之崛起的人，都该读一读。米尔斯基曾是亲王，一个白俄的流亡者，来到英格兰，在伦敦大学当了几年俄国文学讲师。后来他改信共产主义，回到俄罗斯，创作了这本书，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揭露”了英国的知识分子。这本书言辞恶毒，字里行间明显透着“现在你们抓不着我了，我想怎么编排你们都行”的劲头。不仅整体上歪曲事实，还有一些很可能有意为之的绝对失实的表述。例如，不光说康拉德是“和吉卜林一样的帝国主义者”，还把劳伦斯描述成写“赤身**的黄色书籍”的，而且“成功抹去了所有他出身于无产阶级的蛛丝马迹”——好像劳伦斯是个爬进了上议院的杀猪屠夫似的！想到这种东西面向的是没有办法核实其准确性的俄国受众，真是叫人忧心。但我现在考虑的是这样的书对英格兰民众的影响。这是一个贵族出身的文人，一个大概一辈子也没和工人平等地说过一回话的人，也在刻毒地尖声诽谤他的“资产阶级”同侪。为什么？表面来看，纯粹出于心地恶毒。他在与英国知识分子斗争，那他又是为了什么而斗呢？书中并没有暗示。因此，这种书的最终结果就是让外人以为共产主义除了仇恨别无他物。这一点上，你再一次发现了共产主义和（改信的）罗马天主教之间的相似之处。如果你想找一本和《大不列颠的知识分子》心眼一样坏的书，最好去流行的罗马天主教教义辩护文里面看看。你会发现同样的恶毒和同样的失实，尽管，不能冤枉了天主教，要说态度恶劣，它往往还略逊一筹。怪哉，米尔斯基同志的精神兄弟竟是神父！共产主义者和天主教徒说的东西不同，某种意义上甚至恰恰相反，要是逮着机会，彼此都会很乐意让对方下油锅，但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真是如出一辙。

事实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形式，主要是吸引不怎么样、甚至没有人性的人。一方面，有热心肠、不动脑子的社会主义者，典型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只想消除贫困，有时却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也有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明白这就是要把我们现在的文明扔到阴沟里去，也很愿意这样做。首先，这类人完全来自中产阶级，而且是在城市中漂泊无根的那部分中产阶级。更不幸的是，它包括了我一直讨论的这类人——在局外人看来甚至像完全由这类人组成——唾沫横飞地抨击资产阶级者，以萧伯纳为典范的要给啤酒多加水的改革者，还有忙于社交文艺、趋炎附势的狡猾年轻人，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五年后就能赶时髦去做法西斯。更有自视甚高的妇女、穿罗马鞋的家伙、喝果汁的大胡子，这一大帮无聊的人全都如同绿头苍蝇嗅到了死猫似的，循着“进步”的气味蜂拥而至。同情社会主义核心目标的普通体面人便产生了一个印象，以为他这种人在任何正经的社会主义政党里都没有一席之地。更糟的是，他得出了愤世嫉俗的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末日，或许就快到来了，但一定要尽量拖延下去。当然，正如我之前所说，以其拥趸来判断一项运动是不公平的，但问题是人们全是这么做的，社会主义者被看成愚钝或讨厌的人，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通俗观念的认知。“社会主义”被想象成让夸夸其谈的社会主义者如鱼得水的局面。这严重损害了这项事业。如果提得有策略，普通人或许不会畏惧无产阶级专政；要是说成道学先生专政，他就要奋起反抗了。

有一种普遍的认知，认为任何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文明和我们自身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瓶殖民地产的新酿勃艮第和几勺上等博若莱红酒的关系。诚然，我们生活在破败的文明之中，但它曾经是伟大的文明，有些地方几乎还不受影响地继续繁荣着。可以说，它仍然散发着它的酒香，而想象中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就像殖民地产的勃艮第，只有铁和水的味道。因此出现了这个灾难性的事实：任何略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无法被说动，不肯入社会主义者之彀。作家尤其如此，因为比起其他艺术家，比如画家，作家的政治观点与其作品有着更为直接而明显的联系。如果面对事实，就必须承认，一切称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玩意儿都沉闷、乏味又糟糕。想想英格兰此刻的处境。一整代人从小就对社会主义观念耳熟能详，然而，社会主义文学所谓的高水平线居然是W.H．奥登，一个没胆儿的吉卜林，甚至和他来往的是比他更孱弱的诗人。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每一本值得一读的书都不是社会主义文学。我真心希望，在俄国情况会不同——不过，我对俄国一无所知——因为俄国已经经过革命洗礼，想必狂风暴雨的时局将会催生某些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但西欧社会主义绝对没有创造什么值得拥有的文学。不久以前，在情况尚未明朗时，有些比较重要的作家自称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是把这个词用作一个模糊的标签。因此，如果易卜生和左拉自称社会主义者，这和说他们是“进步人士”差不多，至于阿纳托尔·法朗士，这不过意味着他反对教会干政。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宣传喉舌，总是无趣蠢笨、满嘴空话的家伙——萧伯纳、巴比塞、厄普顿·辛克莱尔、威廉·莫里斯、沃尔多·弗兰克，等等。我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是因为不招文人雅士喜欢才受了诟病，我甚至不是暗示一定要为了文学本身来创作文学，尽管我确实认为写出来的歌不值一唱不是个好迹象。我只是指出，真正有才华的作家往往对社会主义漠不关心，有时还积极攻讦、满怀恶意。这是个灾难，不仅对这些作家来说如此，对迫切需要他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是如此。

那么，这就是普通人畏惧社会主义的浅显原因。我对这整个无聊的争论了解得十分透彻，因为我了解双方观点。我在这里说的每件事，既是对试图使我皈依的热心的社会主义者说的，也是对我试图使其皈依的不耐烦的非社会主义者说的。整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由于讨厌社会主义者个人，尤其是那种自以为是、言必称马克思的家伙，而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不爽。被这种事影响是不是幼稚？是不是傻？是不是甚至令人鄙夷？都是，但关键在于，这是人之常情，因此千万要记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