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幸的是，光是和流浪汉交朋友还解决不了阶级问题。这么做最多只能帮你摆脱自己的阶级偏见。

流浪汉、乞丐、罪犯和社会弃儿通常都是例外，不足以作为工人阶级整体的典型，就好比文学知识分子不足以作为资产阶级的典型一样。要和一个外国“知识分子”亲密往来十分容易，但要和一个普通的外国中产阶级的体面人亲密往来可一点儿不易。比如说，有多少英国人进过普通法国资产阶级家庭的房子？除非结成连理，否则根本不可能，英格兰的工人阶级也是一样。和扒手称兄道弟再容易不过，只要你知道上哪儿找他，但要和砖瓦工称兄道弟就不容易了。

但为什么和社会弃儿平等相待就如此容易呢？人们常常对我说：“你和流浪汉一起的时候，他们肯定不会真的接纳你、当作他们自己人吧？他们肯定会注意到你与众不同、注意到口音的差别？”等等等等。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流浪汉，我敢说不止四分之一，根本没注意到这种事。首先，很多人不怎么听口音，完全以你的衣着来评判你。我沿着后门乞讨时，常常震惊于这个事实。有些人显然对我的“文化人”口音惊诧不已，其他人则全然注意不到，他们只看到我脏兮兮的，衣衫褴褛。再说，流浪汉来自英伦诸岛的天南海北，英语口音天差地别。流浪汉在自己人中就听惯了各种口音，有些太过怪异他甚至无法理解，比如说，从加的夫、达拉谟或都柏林来的人，就不一定知道哪种南方口音是“文化人”口音。更何况，操着“文化人”口音的人，虽然在流浪汉里十分鲜见，终究也不是没有。但是，哪怕流浪汉明白了你的出身与之不同，也不见得会改变他的态度。从他们的角度看，唯一重要的是你和他们一样，“在流浪”。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并不多问。你要是愿意，自然可以倾诉自己的人生经历，大多数流浪汉也正是稍受撩拨就会说起来，但完全没人逼你说，而且不管你怎么说，都会被毫不质疑地接受。只要穿上合适的衣服，哪怕主教也能在流浪汉中如鱼得水。即使他们知道了他是个主教，可能也毫无影响，只要他们也知道或者相信他确实流离失所了。一旦你进入这个世界，并看起来融入其中了，那你以前如何就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国中之国，一个小小的肮脏的民主世界——或许是英格兰现存的最接近民主的东西。

但当你走近正常的工人阶级，处境就全然不同了。首先，无法轻易走入他们之中。只需穿上合适的衣服，你就可以变身流浪汉，去最近的临时收容所，但你无法变身挖土工人或煤矿工人。就算你能胜任这个活儿，你也得不到挖土和煤矿的工作。借助社会主义政治学，你可以接触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跟流浪汉或窃贼一样没有典型性。要和其余的工人阶级交往，你只能作为租客住进他们的房子里，这总是很像“参观贫民窟”，是很危险的。有好几个月，我完全住在一个煤矿工人的房子里。我和这家人一起吃饭，我在厨房水池里洗碗，我和矿工共睡一间卧室，和他们一起喝啤酒、玩跳棋，聊几小时的天。但是，尽管我置身其中，也希望并相信他们并不反感我，但我仍然没有成为他们的一员，他们比我更清楚这一点。不管你多么喜欢他们，不管你觉得他们的谈话多么有趣，总有那该死的阶级差异在作祟，就像公主床垫下的那粒豌豆一样。这不是不喜欢或反感的问题，只是差异的问题，但足以让真正的亲密遥不可及。即使是和自称共产主义者的矿工在一起，我也发现，需要机智的谋略才能阻止他们称我“先生”。他们所有人，除非在豪兴大发的时刻不管不顾，否则都会为了照顾我而弱化他们的北方口音。我喜欢他们，也希望他们喜欢我，但我是作为一个外人去他们中间的，我们双方都明白这一点。不管你如何腾转挪移，阶级有别的魔咒都像一堵石墙一样拦着你。或者，确切地说不像石墙，而像水族馆的平板玻璃窗，假装它不存在易如反掌，要穿过它却难如登天。

不幸的是，如今流行假装这层玻璃是可以穿透的。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存在阶级偏见，但同时每个人又都声称，他不知怎的就能免于这种偏见。势利也是一种这样的恶习，别人都有，我们自己从来没有。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拥趸，每一个“知识分子”也都理所当然地以为，他自己至少是超脱于阶级纷扰的。和他的邻居不同，他可以看透荒谬的财富、等级、头衔，等等。“我可不是势利眼”就是如今的通行信条。还有谁没嘲笑过上议院、军队等级、皇室、公学、玩打猎射击的公子哥、切尔滕纳姆寄宿公寓的老太太、“郡县”社会的恐怖以及普遍意义的社会等级？这样的嘲笑已经成了不由自主的姿态。你在小说里尤其能注意到这一点。每一个装腔作势的小说家都对笔下的上流人物抱以讽刺的态度。实际上，若小说家不得不在故事中加入一个绝对的上流人物——一个公爵或一个从男爵或随便什么吧，他就会差不多发自本能地嘲弄他。有一个重要的推波助澜的原因在于，现代上流社会方言匮乏。“文化人”的语言如今是如此贫乏、毫无个性，使得小说家根本无能为力。目前为止，让它有趣起来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滑稽处理，也就是说假装每一个上流人士都是无能的蠢货。这个把戏被小说家争相模仿，最终几乎成了条件反射。

可是同时，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明白这是谎言。我们全都痛骂阶级之分，但很少有人真正想废除它。这里蕴含着一个重要的事实：每一个革命观念的力量源泉都部分来自于一个隐秘的信念，即什么都无法改变。

如果你想为此求个好的例证，那就值得研究一下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和戏剧，注意作品的时间顺序。高尔斯华绥是战前那些脸皮很薄、眼含热泪的人道主义者的绝佳典范。他起初有一种病态的悲悯情结，甚至到了认为每一个已婚妇女都是被色鬼囚禁的天使的地步。他无时无刻不在为过度劳累的职员、工资太低的农场工人、失足妇女、罪犯、妓女、动物的苦难义愤填膺地浑身发颤。在他早期作品（《有产业的人》《正义》）中，他眼中的世界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压迫者高高在上，如同巨大的石雕偶像，哪怕全世界的力量也无法推翻。但你就那么肯定他真想把它推翻吗？相反，在他与不可撼动的暴政斗争之时，他的支柱就是意识到这不可撼动。当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他所认知的世界秩序开始坍塌时，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原本决心要做受压迫者的领头人，反抗暴政与不公的他，最终却宣扬要解决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经济难题，就要像赶牛一样把他们赶到殖民地去。他要是再活十年，很可能就要发展成绅士版的法西斯了。这是感性主义者必然的命运。只要稍稍遭遇现实，他们所有的观点就会全盘改换，站到自己的对立面去。

所有的“进步”观念都弥漫着同样愚驽而幼稚的虚伪，就以帝国主义的问题为例。每一个左翼“知识分子”自然都是反帝国主义者。他号称超脱于帝国纷扰之外，如此自然而然又自以为是，一如他号称超脱于阶级纷扰之外一样。就连没有明确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也假装对此抱以笑话似的疏离姿态。拿大英帝国打趣太过容易。《白人的义务》、《不列颠万岁》、吉卜林的小说、讨厌的驻印英国人——谁提到这些事情不是带着一声嘲笑？有没有哪个文化人一辈子一次也没取笑过那个说如果英国人离开了印度，白沙瓦和德里之间（或者随便哪里）就不会剩下一个卢比和一个处女的印度陆军士官长？这就是典型的左翼人士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这是一种彻底的软弱又没骨气的态度。因为说到底，唯一重要的问题是：你是想让大英帝国团结一体还是想让它分崩离析？而在内心深处，没有哪个英格兰人，尤其没有哪个打趣英国驻印上校的人，想让它分崩离析。因为，且不说其他，光是我们在英格兰享受的高标准生活就有赖于我们牢牢抓住帝国，特别是印度、非洲等热带地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让英格兰的生活相对舒适，一百万印度人必须生活在饿死的边缘——这是一桩罪恶，但每当你跨进一辆出租车或吃一盘奶油草莓时，你都在默许此事。否则，就要推翻帝国，让英格兰变成一个寒冷又无足轻重的小岛，我们全都不得不在岛上辛苦工作，主要靠鲱鱼和土豆过活。这是任何左翼人士都最不想要的。但左翼人士依旧认为，他对帝国主义不负有道德责任。他非常乐意坐享帝国的成果，然后靠嘲笑使帝国团结一体的人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明白了这点，就开始明白大多数人对于阶级问题的态度是多么不切实际。如果仅仅是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每一个正义之士都无异议。例如，拿煤矿工人来说。每个人，不算傻瓜和恶棍，都愿意看到矿工过得更好。例如，如果矿工能乘坐着舒适的有轨电车，而不是手脚并用地爬到煤壁上，如果他可以上三个小时而不是七个半小时的班，如果他可以住有五间卧室一间浴室的体面房子，领一星期十英镑的工资——太棒了！而且，凡是动脑子的人都十分清楚，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世上有，至少可能有无穷的财富，只要尽可能开发，我们全都能生活得像王公贵族，假设我们想这么做的话。而非常肤浅地看，从社会层面来说这个问题也一样简单。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几乎每个人都想消除阶级之分。显然，现代英格兰人与人之间这种长期的不和谐，是受罪，是诅咒，是麻烦。因此，人们禁不住像童子军团长一样善意地疾呼：“别叫我‘先生’了，伙计们！我们都是人嘛！让我们结成朋友，携手并肩，牢记我们全都是平等的。我知道要戴什么样的领带而你不知道，我喝汤静悄悄的而你喝汤会发出水流过排污管的声音，等等，诸如此类，到底有什么要紧？”所有这些都是毒害最深的垃圾，但表达得当的时候就显得十分诱人。

但不幸的是，光是盼望阶级之分消失可没法取得任何进展。更确切地说，盼望它消失是必须的，但除非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否则这就是个无效的愿望。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消除阶级之分就意味着消除你自己的一部分。就说我，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成员。想摆脱阶级之分这种话我说起来很容易，但我所思所为几乎都是阶级之分的结果。我的所有观念——善恶观、爱憎观、苦乐观、美丑观——根本上都是中产阶级的观念。我对书籍食物衣着的品位、我的荣誉感、我的餐桌礼仪、我的措辞行文、我的口音，就连我的举手投足，无一不是一种特殊的教养和一个社会等级半中央的特殊位置的产物。我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拍着无产阶级的背跟他说他不比我差，是没用的；如果我想和他有真正的接触，我就必须做出很可能本没准备做的努力。因为要超脱阶级纷扰，我不仅需要压抑我个人的势利，还要压抑我其他的大部分品位和偏见。我必须完全改变自己，以至最终判若两人。需要做的不仅是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也不仅是避免更愚蠢的势利形式，而是全然抛却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态度。我是接受还是拒绝，很可能取决于我的觉悟到了什么程度。

然而，很多人以为，他们可以消除阶级之分，而不用对自己的习惯和“意识形态”做出任何不舒服的改变。因此破除阶级的运动如火如荼，处处都能看到。到处都有善良的人们诚心实意地相信，他们在为推翻阶级之分努力。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热心帮助无产阶级，开办“夏季学校”，让无产阶级和幡然悔悟的资产阶级勾肩搭背，相亲相爱直到永远。资产阶级的参加者离开时感叹着，这一切多么美妙而振奋人心（无产阶级的参加者离开时说法就不同了）。另外还有郊外的伪君子，是威廉·莫里斯时期的残留物，但仍然多得叫人吃惊。他们到处宣扬：为什么我们要降低标准？为什么不提高标准？此外还提议要通过卫生、果汁、控制生育、诗歌等方面按他们的标准去“提高”工人阶级。就连约克公爵（如今的乔治六世国王）也开办了一个一年一度的夏令营，让公学里的男生们和贫民窟的男孩子们打成一片，暂时同声同气，很像“幸福家庭”笼子里的那些动物，一猫一狗，两只白鼬、一只兔子，三只金丝雀，在表演者的注视下，按兵不动，佯作和解。

我相信，所有这些为打破阶级所做的自觉自愿的努力，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有时候只是徒劳无功，但若展现了什么明确的效果，往往只是加剧了阶级偏见。细想一下，这只是意料之中的事。你强作和平，在不同阶级间建立不舒服、不自然的平等，有些感受本可以埋藏起来，或许能永不冒头，结果却在由此而来的摩擦中浮出了水面。就如我说高尔斯华绥的，只要稍稍遭遇现实，感性主义者的观点就会全盘改换，站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一般的和平主义者一挠就成了沙文主义者。中产阶级的独立工党党员和喝着果汁的大胡子都赞成不分阶级的社会，只要让他们远远地看着无产阶级就好。逼他们真正接触一下无产者——例如，让他们在周六的晚上和醉酒的搬鱼工打上一架——他们就能回归大部分普通中产阶级的势利。但是，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不大可能和醉酒的搬鱼工打架，他们真要接触工人阶级，通常也就是接触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有泾渭分明的两种类型。有一种仍然是工人阶级——照旧当着机修工、码头工，或者随便什么，并懒得改变自己工人阶级的口音和习惯，只是在闲暇时间“提升心智”，服务独立工党或者共产党；还有一种则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表面会变，并通过国家奖学金成功爬进中产阶级。第一种是我们拥有的最优秀的一类人。我想到我见过的一些，就连最死板的保守党也会忍不住又爱又敬。另一种，除了少数例外，比如D.H．劳伦斯就没那么可敬了。

首先，说来遗憾，尽管这是奖学金制度的自然结果：无产者要渗入中产阶级，往往是通过文学界。因为你若正好是个体面人，想闯进文学界可不容易。现代英国的文学界，至少在高雅文学的范畴，是一种有毒的丛林，只有杂草才能茂盛生长。如果当个流行作家——例如侦探小说家，尚有可能做个文人雅士的同时保持你的体面，但要写阳春白雪，要在高傲的杂志上立足，就意味着你要投身于可怕的攀关系、走后门的战役中。在高雅文学界，如果你真能“成功”，与其说是靠你的文学才能，不如说是靠全身心地投入鸡尾酒会，对卑鄙的小狮子们溜须拍马“成功”的。那么，这就是最乐于向爬出自身阶级的无产者敞开大门的世界。工人阶级家庭的“聪明”男孩，那种赢得了奖学金，显然不适合干一辈子体力劳动的男孩，或许能找到其他升入上层阶级的办法，例如，略有区别的做法是通过工党政治晋升，但文学一途要常见得多。伦敦文学界现在充斥着无产阶级出身、靠奖学金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他们远不能代表他们的阶级，可最不幸的是，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终于成功地与无产阶级平等相见时，他见到的往往是这种货色。本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一无所知，于是将其理想化，这下反倒逼得他愈发势利。你若正好在局外旁观的话，就会觉得这个过程有时非常滑稽。可怜的好意的资产阶级，渴望拥抱他的无产阶级兄弟，双臂大张跃上前去，不过一会儿，他就在被借走五英镑后打了退堂鼓，悲哀地喊道：“但是，该死，这家伙真不绅士！”

在这样的接触中，让资产阶级慌乱的是，发现自己的某些口头主张被当了真。我已经指出，普通“知识分子”的左翼观点大多虚伪。出于纯粹的跟风，他嘲弄自己实际上相信的东西。这样的例子不少，就拿公学的荣誉准则来说，它讲究“团队精神”和“穷寇莫追”，还有一整套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假话。谁不笑话它？自称“知识分子”的人，谁敢不笑话它？但听见外人笑话它就有所不同了，就像我们一辈子都在痛骂英格兰，偏偏一听见外国人说一模一样的话就暴跳如雷。没有人比《每日快报》的“海滩浪人”把公学写得更幽默了。他笑话这套把打牌作弊当作最大罪状的荒唐准则，笑话得很对。但要是他自己的朋友被抓到打牌作弊，“海滩浪人”会高兴吗？我表示怀疑。只有当你遇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你才会开始意识到你自己的信仰究竟如何。你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会轻易以为，你有办法变身非资产阶级，因为笑话爱国主义、英国花园、校友领带、布林普上校等一切很容易。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至少是地地道道地出身于资产阶级文化之外，从他的角度，你和布林普上校的相似之处或许远比你们的区别重要。很有可能他把你和布林普上校视为几乎同样的人，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尽管你和布林普上校都不肯承认。所以，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真的成功相遇时，并不总是像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亲切地拥抱。这种相遇常常是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免不了要刀兵相见。

我一直在从发现自己隐秘的信仰受到挑战、而被逼得退回恐惧的保守主义之中的资产阶级的角度来谈此事。但还必须考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生出的敌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时还经受了可怕的痛苦，他从自己的阶级奋斗进入了另一个阶级，满以为会找到更广的自由和更大的心智的精进。可是他找到的常常只是一种空洞、一种死寂、一种人情温暖的缺失——没有任何真实的生活。有时资产阶级对他而言只是一群蠢货，血管里流的是钱和水而不是血。反正他是这么说的，而且几乎任何一个无产阶级出身的年轻雅士都会沿着这条思路和你谈话。因此出现了我们现在饱受其苦的“无产阶级”套话。每个人都知道，或者到现在也该知道了，那是怎么说的？资产阶级“死了”，资产阶级文化破产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令人不齿，诸如此类。如果你想要例子，随便看看哪期《左翼评论》或读读任何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作家，比如阿利·布朗、菲利普·亨德森等。其中很多人的诚意值得怀疑，但D.H．劳伦斯，不管他缺乏什么别的品质，都不缺乏真诚。他一遍遍阐述着同样的思想。他这样喋喋不休地说英国资产阶级全都死了或至少是被阉割了，令人奇怪。梅勒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面的守林人（实际就是劳伦斯自己），抓住机会脱离了自己的阶级，也不太想回去，因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各种“恶习”；另一方面，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他也与资产阶级打成了一片，在他看来却半死不活，是一群阉人。查泰莱夫人的丈夫是真正的生理意义上的性无能，有着象征意义。还有那首写那个年轻人（又是劳伦斯自己）的诗，他“爬到了树顶上”，但下来时唱道：

哦，你一定是个猴子，

才爬得上那棵树！

你对坚实的大地已经没了用处，

也不再是曾经那个小伙子。

你坐在高枝上，胡言乱语，

趾高气扬。

他们哼哼唧唧又叨叨，

却没有一个字，

发自他们的肺腑，小伙子，

都是他们胡编乱造的。……

我告诉你，他们遭了点事情，

上面那些小母鸡，

他们里面没有一只公的。

再没法比这更直白了。或许劳伦斯说的“树顶上”的人，仅仅是指那些年收入两千英镑以上的、真正的资产阶级，但我表示怀疑。更可能的是，他是指所有多少属于资产阶级文化的人——所有从小操着装腔作势的口音，住在有一两个仆人的房子里的人。从这里你就认识到“无产阶级”套话的危险——我是指，认识到它能够引起的可怕敌意。因为当你遭遇这样的指责时，你面对的是一堵白墙，根本无计可施。劳伦斯告诉我，因为我上过公学，所以我是个阉人。好吧，那怎么办？我可以举出医学证明来反驳，但那又有什么好处？劳伦斯的刁难照样存在。如果你告诉我，我是个恶棍，我还可以想办法改正，但如果你告诉我，我是个阉人，那你就是在引诱我用一切看似可行的办法还击。如果你想树立一个敌人，那就告诉那人他的病无药可救。

于是，这就是大多数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碰头的最终结果：使真实的敌意暴露无遗，是“无产阶级”套话加剧了这种敌意，而这套话本身就是强逼不同阶级接触的产物，唯一理智的办法是慢慢来，不要强求速度。如果你自命绅士，自认比蔬菜店里跑腿的伙计高一等，那就照实说，也比撒谎好得多。你最终会丢掉你的势利，但在你真正准备好之前假装丢掉是致命的。

同时，处处可见一个令人沮丧的现象——资产阶级的人二十五岁时是热心的社会主义者，到三十五岁就成了趾高气扬的保守党。某种意义上，他的退缩非常自然——至少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如何演变的。或许，不分阶级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全都和以前一模一样，只是没了阶级仇恨没了势利这样一个幸福的局面。或许它意味着一个黯淡的世界，我们所有的理想、准则、品位——事实上，我们的“意识形态”——都没了意义。或许破除阶级这件事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相反，这可能是走进黑暗的疯狂冒险，可能笑到最后的是老虎。我们以满含爱意，尽管略显屈尊的微笑欢迎我们的无产阶级兄弟，可是看哪！我们的无产阶级兄弟——以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来看——并不想要我们的欢迎，而想要我们自杀。当资产阶级以这种形式来看待时，便会拔腿逃跑，要是跑得够快，可能就投靠了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