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撇开有关“语言”、“言语”的种种迷魂阵，用看待普通小说的眼光来看《马桥词典》，我们应当承认，作者有很多写得精彩的地方。在这里，我主要关注的是作者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某种“世纪末”情绪。这种情绪特别体现在作者对马桥人内心世界中根深蒂固的道家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欣赏、赞叹之上。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根底在道家，一个对中国文化寻根的作者必然会达到道家情怀和道家境界；另一方面是因为，道家本身就是一种最典型的“世纪末”情绪，因为道家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就已经把这个文明的归宿和终点都看透了、想透了。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向人类一切文明的标志——仁义道德、礼法规范、国家体制、科学艺术等等——发出警告，在抵制一切由名言规范形成的任何形式的“本文”（text）。老、庄及其追随者们以猫头鹰的智慧所体悟到的、以身体力行的固执所昭示出来的生命真理，在20世纪下半叶已由西方的哲人们重新发现了。但可惜的是西方人除了在幻想中之外，已再难在他们那个世界里找到这种真理能够生存的土壤。可以想见，如果他们来捧读《马桥词典》，很可能立即把这个地方设想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尽管他们不一定敢到这里来落户。

我不知道，像马桥的马鸣和“四大金刚”之类的活神仙在中国广大农村中究竟有多大的普遍性。类似的人物在我下放农村十年、转移过三个很不相同的知青点的生涯中也只遇到过一例，还是一个经医生鉴定过的真正的精神病人。他居无定所，不出工，不讨饭，冬夏披一件救济棉袄，数月才从生产队出一箩救济谷，居然红光满面，中气十足地成天骂大街，从蒋介石直骂到毛泽东。但至少，韩少功是将马鸣一类的道家孑遗人物当作透视马桥世俗生活的背景来描述的。尽管马鸣本人是“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第38页），已被开除出了马桥的整个语言系统（包括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和人口统计等），但正因此他是马桥人的一个标准，一个极限。马桥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他是绝对的。

奇怪的是，马桥人并不以马鸣的生活态度为然，尽管他们处处以缓和了的方式实践着马鸣的原则。当知青试图劝说罗伯实行他们发明的干燥法来减轻担柴的重量时，罗伯不屑地说：“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还说“科学”就是“学懒”（第40页），令人想起《庄子?天地》中“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的老者的话：“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但马桥人把“科学”归之于马鸣，实在是冤枉。马鸣是有些科学知识，但他绝无半点科学精神。他的“科学”的确只是为自己的“懒”寻得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不是奋发有为的探索和发明。他的身体上的懒和罗伯精神上的懒完全是相通的。这种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未尝不是一种最高的聪明智慧。所以马鸣对“科学”一词不像其他马桥人那么反感，这恰好表明他比其他人更为透彻，正如韩少功所评价的：

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活得简直像一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风餐露宿，甚至比绝大多数的人都活得更加身体健康。（第46页）

韩少功本人正是站在这种“闹剧终结”的世纪末立场上，来看待马桥的事事物物和历史的。这种立场很容易将一切当事人当时看作性命攸关的事都视为无所谓，无可无不可。“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第68页）所以他不仅关注马桥的人和人事，也以庄子“齐物论”的精神为马桥的两棵枫树作传，乃至于崇拜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当然他也有犹疑，“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第75页）希望强大是生命的本能冲动，“复归于婴儿”达到“绝圣弃智”则是一切生命冲动的最终家园。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或在自然母亲面前都是无知无识的婴儿。凡自定目标、自以为是地奋发追求者都是狂妄和未看透的表现。

这的确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马桥人安慰失去了儿子的水水所用的道理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人生早死是大好事，是“贵生”，他吃的苦最少，享的福最多，所以不死倒是“害了他”（第80页）。中国人不像有些厌世的西方人那样主张干脆就不要生出来（如卡尔德隆说的：“人生最大的罪过就是——他生出来了！”），而是要维持住刚刚生出来的幸福状态，不要长大。为此他宁可牺牲一切知识、理智甚至清醒的意识。他相信只有这样他才“最接近真理”（第86页），“在最不科学的地方，常常潜藏着更为深邃的科学”（第87页）。庄周梦见自己是蝴蝶，马桥人也把“梦婆”视为真理的持有者，她的精神病是“白日里清醒的梦”（第87页）。当然，人若不死，总是要长大的，但马桥人是用反向的眼光看待人的成长、成熟的，也就是把人的成熟看作是向他的“根”的回复、回归。“在马桥的语言中，人们不大说命，更多地说‘根’，有一种自比植物的味道。”（第234页）“与‘根’相关的词是‘归根’”，它相当于“宿命”（第235页）。其实老子早就说过：“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道德经?16章》）什么是“根”？根就是“自然”，“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这个自然并不靠什么“得心应手的语言把握”来摆脱“无根之感”（第237页），而是“希言自然”（23章），也就是话要说得少，顺其自然，因为“道常无名”（32章），天道不是可以名言的。在“植物”一般的沉默无言中，马桥人从自然之根一代代萌生，又永远回复到这个沉默之根。

所以马桥人对“生”和“命”的看法是极其自然的，他们用一种非常淡然处之的态度来表达生命的结束，这就是“散发”这个词透露出来的信息。“生命结束了，也就是聚合成这个生命的各种元素分解和溃散了。”（第105页）他们当然也还是留恋生命的，但他们并不以为生命与周围的自然事物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真正说来，“散发”（死了）才是归了根，可以安心休息了。所以我们也常听到“叶落归根”一说，这常常也是“死”的一种温婉和诗意的表示。

可以看出，作为现代城市文化人的韩少功，对于马桥的这种根深蒂固的道家文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仍然停留于80年代文化批判的眼光，指出马桥的荒诞、可笑、闭塞、不可理喻；另一方面，他似乎力图穿透这些表面的外在批判而深入到“同情的理解”，从无道理中找出更内在的道理来。这当然是一种深化，一种成熟，一种升华。然而他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并未陷于一味的崇拜和赞叹，如时下某些文化回归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浅薄的追随者那样，而是使自己保持在这种矛盾和犹疑之中。对淳朴而愚昧的马桥人，他不时地施以不动声色的嘲讽，但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同情，为他们的种种不可理喻的言行作辩护；而辩护过后，他又复陷入怀疑，留下巨大的困惑。由于他对语言的特别关注，这种困惑也特别在对马桥人的说话方式上表现出来。例如关于罗伯“一张嘴巴两张皮，见人说话，见鬼打卦，总是把人家爱听的话说得头头是道”，“他讲来又讲去，倒也不见得是讲假话，倒是处处见真心，讲得实在，雄辩有力……玄道本就是不可执于一端的圆通，永远说得清也永远说不清”（第269页）。其实，不光罗伯是如此，这是马桥人（也是中国人）通常的说话方式，即“栀子花茉莉花”的说话方式。“进入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这一类模棱两可的话：暧昧、模糊、飘滑、游移，是这又是那”，“一般说来，马桥人对此不大着急，甚至一点也不怪异，他们似乎很乐意把话说得不大像话，不大合乎逻辑”，“我不得不怀疑，从根本上说，他们常常更觉得含糊其辞就是他们的准确”（第362页）。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大体如此，他们总是能对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语言模式愉快地适应，并且出自真心地坚决拥护、举手赞成、欢庆胜利，一点也不感到悖谬。

马仲琪的死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他正是在这种“栀子花茉莉花”式的糊涂状态中自杀身亡的，因为他一辈子安分守己，从未做过越轨之事，但却洞悉他人一切见不得人的秘密勾当。正当他第一次终于按捺不住也想偷一块肉来改善一下自己那难熬的贫困生活时，却被当众抓获，他是因无脸见人而服毒的。马桥人对他的评价是：“仲琪是有点贪心，又没怎么贪心；一直思想很进步，就是鬼名堂多一点；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只是运气不好……说他偷东西实在冤枉，他不过是没给钱就拖走了屠房里的一块肉；黄藤是他自己吃的，说他自杀根本不符合事实。”（第362—363页）这正是中国传统圣人道德与低下的物质生活无法相容的表现，也是马桥人无论如何也要将矛盾双方兼收并蓄的善良心地的体现。实情是，中国人的道德一直是靠一种少年老成的睿智维持着，人们尽量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纯洁无瑕的儿童，以抗拒自己生命的**，压抑自己成长的冲动，在抱怨他人的奸猾无耻时，尽量克制自己忍不住要像他人一样堕落的渴望。他的一生就在这种美好幻想与严酷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忍受着煎熬。当他沉溺于幻想中的道德境界时，他也许会感到某种宁静、淡泊和高超，而一旦被现实的生命冲动所战胜，他就完了，他从此无法容身于这个虽崇尚儿童的生命、却处处在压制儿童要长大成人的生命本能的社会。所以，看上去十分本分的中国人，内心其实一直是不本分的、**的，只要一有机会，一个最老实的人也会突然干出令人吃惊的坏事来。每个人时刻处于善与恶的交界处，以不善的意念做着善举，并为一切恶事寻求善的理由，只是人们一般不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那内心沸腾的恶总是能在自欺欺人的借口之下遮蔽自己和他人的耳目，直到有一天不得不身败名裂地昭示于天下为止。韩少功对此提出的问题是：“他该继续他的本分，还是继续他的不本分？”（第364页）

如果他还在我的面前，如果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可能会有一时的踌躇。我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暗暗感到，一种栀子花茉莉花式的恍惚不可阻挡地向我袭来。（第364页）

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向每一个人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的生存问题，一个不可回避、但又无法解答的“活，还是不活”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罪恶发生时承受一种巨大的历史悲哀。如果我们还想活下去，而不想像仲琪那样草草了此一生，我们就得承认并直面人性、人心中恶的本源，就得自觉地从孩童式的天真或故作天真中摆脱出来，就得重新发明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模糊矛盾，而是突出矛盾，不是安慰人心，而是警策人心、拷问人心，不是把荒诞化为笑话，而是用悖论来折磨人，使人在与自己的撞击中发出痛苦的火花，照亮黑暗的处境，激发人们向更高处超越和攀登。

沾染过西方文明的韩少功，能够看出马桥文化的模糊、混沌、退缩和压抑生命的本质，但由于他本人实际上已浸透了道家精神，他没有力量否定这个文化去创造新的语言，而只有无可奈何地向这一强大的传统势力妥协。这种妥协具有一种情感上、艺术上的极为真切的感染力，但却缺乏从现实世界中发明可能世界的创造性天才，因而他只能以一种陈旧、古老、模糊不定、发育不良的语言冒充那使人的生存得以明确表达的自由语言，为“言不言”、“才说一物便不是”的马桥智慧编写一部落笔即已作废的《马桥词典》。